人生壮年的大把时间，他们倾尽全力照顾父母、子女；等到父母离世、子女离家，自己也走入六旬、七旬，身旁却不一定有手足、伴侣或朋友能照顾自己。这是婴儿潮世代正在面对的老后处境：和自己的父母不一样，很大的可能，他们得一个人面对老去。
《报导者》采访62岁的作家郭强生、76岁的前中研院语言所所长郑秋豫，看见站在高龄「海啸第一排」的他们，曾经历的措手不及；以及如今面对人生下半场乃至终场，他们想传达给尚未走到这一步、却终究有一天可能抵达的人，留下一些参照，也留下准备的可能。
（以下以第一人称自述方式呈现，由采访者刷新与编辑。）
郭强生，62岁，作家，出生于婴儿潮世代的尾声。母亲在20多年前过世、之后哥哥罹癌过身，2013年起照顾90岁父亲近10年后，老父也离世。服丧期间，他于2025年写下《死亡可以是温柔的》，记录自己成为无手足、单身一人的「大龄孤儿」。
父亲病后第二年，哥哥也罹癌过世，家中只剩他一位照顾人力，让他比更多人更早理解老化与死亡会用各种猝不及防的姿态到来。他形容自己是站在「海啸第一排」：高龄者激增、少子化、家庭人口锐减，他有义务要回头，大声地把自己打过这场硬仗的亲历，回头向海啸第二排、第三排的人「通风报信」。
51岁那一年，在一般人眼中，人生正处于起飞状态，刚升上正教授，卸下系主任、研究所所长职务，终于有时间重新创作时，爸爸的身体却突然出了状况。他身体一直很好，86、87岁还在跟朋友去游山玩水，身体出现状况，我始料未及，毫无准备。
当时我的妈妈已在10年前癌症过世，我哥哥跟我年龄相差很大，很早就在美国成家立业，后来也离世。一下子爸爸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个当下，我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惊讶，或觉得「你这样做值得吗？」的决定，我就把工作暂停了，全心全意地从花莲东华大学回到台北，照顾爸爸。
十多年前，关于长照这件事，在台湾还是一个非常被忽视，社会没什么讨论、信息也缺乏的情况，因为50岁的人就走到照顾年长父母这一步的不多，我完全是在瞎子摸象。去社会局啊去问这个情况，就是鸡同鸭讲、答非所问！「他不能相信说怎么会家里头只剩下你一个人。」
当时的长照制度停留在「标准家庭」的想像，却没有看到家庭早已变得不一样。
我爸爸妈妈是只身来台的外省人，在台成家立业，所以从小到大，我没有什么伯伯阿姨叔叔表弟堂弟，都没有，没有亲戚的，加上哥哥很早去美国，远在天边，当妈妈爸爸相继生病，人力缺乏的情况之下，求人不如求己。
我单身，没有婚姻，没有小孩。我决定回来台北照顾父亲，也不是从长照要做些什么思考，而是觉得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称之为「家」的这个联系，就是我和爸爸，我跟他最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结束，我们的人生怎么一起走过最后的路。
后来有朋友问我，工作和照顾之间该怎么选？我总说，如果你心里还有疑虑，就不要做。这不是道德上的对错，而是你和被照顾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让你愿意留下来的联系，这个照顾你才做得下去。
照顾父亲那10年，家里有请一位外聘印尼看护，所以我离开台北从来不超过3个晚上。最远一次是日文版新书出版，我到日本4天3夜，跑了3个城市，结束立刻赶回来。工作如此，感情也是如此。有多少伴侣愿意陪你回家照顾父亲？那时候我排下的人生顺位就是：父亲，工作与感情都往后排。
也是那时候我开始形容自己是「海啸第一排」，我先走在前面，在前面的战场回来跟你们通风报信，告诉你们可能会经历到什么。我把这段照顾、陪伴，以及对生死和「家」的思考写成了文章。书写不只是分享，对我也是很重要的转化的过程。
父亲2023年过世后，我才发现，我最后一个家也结束了。我开始开玩笑称自己是「大龄孤儿」，不只是父母都离开了，而是我单身、无子、哥哥也罹癌离世，往后的人生可能真的得自己走。
我也慢慢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在台湾只会愈来愈多。当家人一个个离开后，单身、无子的「大龄孤儿」怎么面对老与死？我花了两年多，透过书写慢慢把这件事想清楚，爬梳对于必然的生死，或对于孤独死，我的理解是什么？这是一个人对自身生存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拷问。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已经都60多岁了，去思考这个终极答案，其实也是自然而然了。
我觉得照顾的这些年得到很多，慢慢参透和理解整个老年、衰老、死亡的整个经验。在照顾爸爸的前两年，我体会到这是一个我们一起要老去的过程，因为爸爸经历的所有，一定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爸爸给了我10年去预习，真正认识「老」是什么。
不少同辈的朋友，一个月就回家看爸爸妈妈一次，然后就跟外劳或者照顾的姊妹说，「哎呦，妈妈怎么一下子老这么多？」但我曾经有3年的时间完全不工作，几乎每一天在爸爸的身边，所以我看见的不是「突然变老」，而是一个人每天一点一点老去的过程。
我不清楚大家有没有对死亡的想像？有没有去真的看过或去过现场？在文学当中或者在阅读当中，你真正对于那个死亡的想像是什么？我发现，真正可怕的未必是老或死亡，而是我们总想绕过「老」这件事。现在甚至有一种「厌老文化」，对独自生活的长者充满标签，好像一个人在家往生就一定很悲惨。
在长照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给父亲最后一个非常安静安详的「陪伴」，是很重要的，不是吵吵闹闹，让这个老人每天处在一种不安的压力当中。
我刚刚接手照顾爸爸的时候，他的身心状态都很不好，所以我就觉得管束和监测他的血压、饮食、血糖没意思，我的第一要务是他不要生病。就简单的例子，他不吃饭嘛。一般人会觉得一个礼拜不肯吃饭就送医院。我觉得子女应该要学习的是，你愿不愿意真的去了解父亲他「不吃饭」的原因？
就这件事情我的震撼很大，我就每天观察，看是牙齿吗，是肠胃吗，还是什么？好像都不是。我后来看到外籍看护每次只端了一碗粥，上面放了一些菜，拿汤匙挖起来叫他张口。因为爸爸是一个艺术家、大学教授，他因脑血管问题造成知觉失调，加上高龄退化，但经验、情绪、人格仍然存在；他是有感受的，不是一个张口等待喂食的身体。
于是我跟看护说，我每天一定回家，三菜一汤做好摆在桌上，有个晚餐仪式，有时我在那陪他吃，有时我请看护跟爸爸说：「爷爷要不要吃鸡？爷爷吃蛋好不好？」
结果，本来可能会送到医院去插鼻胃管的，他开始吃饭了。这件事让我发现真正的老，需要的是陪伴、被理解、被尊重。是让被照顾者感到安心。
我在爸爸过世之后的前两年，处于一个非常退缩的状态。因为你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这样的情况没有人能够理解。
那种感觉就是：我是跟死者同一国的。你们这些活着的人，你们是异国，你们是异文化，你们是外星人，这是我的心理历程。透过书写，我发现当我走向无亲无后、大龄孤儿，一定会孤独死那天，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活着的人是不理解我们了，只有死的人理解我们。我们才是跟死者最亲近的。我要怎么样去从那个感受走出来？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克服自己那种亲缘都被拿走，「我跟活人的世界无关」的心情。我也必须绝对要去面对和处理，去自问，什么方法能让自己真正安下心来。
预立医疗咨商需要有一位二等亲的家属，有一些医院就说，「那你如果真的没有，你要写个切结书」，说一切法律责任我自负。我也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如果在我无法自主时，委任代理人代为表达我的意愿。
我找医疗委任代理人，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比我年长。我的学生也都40、50岁了。我总共问了3个人，有的学生会担心「老师的死期就是我们定的」，会这样子想，没有办法接受啊。但最后有一位学生去问自己的母亲：「我该不该帮老师？」他签过AD的妈妈告诉他：「你应该帮老师，成全他。」
接下来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提早退休。我还不到届龄，我说那我就提早退休吧。我在父亲过世两年后，2025年8月退休。
我想要开始一个新的段落的感觉。我不要等到65岁、66岁，是别人不要你了才退休，NO！我现在就说我要迎接新阶段，那这个新的段落，不是说就是每天活蹦乱跳，每天要活的什么跟年轻人一样，没有，这又是一个人生中你完全没有经历过的。
我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清理我的朋友圈。
在我最无助的50岁那一年，碰到了一些困厄跟灾难的时候，你会比较认清楚身边哪些人是真的关心，还是假的关心，这也是我「得」的一部分，老实说我也清掉了很多朋友。你就发现，有的朋友也没有为了什么，他就是固定时候会来问候你一下，或者一定会来主动约你「见个面吧！吃个饭吧！出来走一走吧！」
朋友不是突然加入了一个社团一个圈子的，不一定是每天嘘寒问暖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够跟你好好坐下来讲话，听你讲话，不为什么，可以坐下来聊天聊心事，而不只是谈大量的信息，吵吵闹闹，陪你杀时间而已。
那说到底，当然人某种程度上绝对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活、代替你死，说不担心是骗人，所以有一部分的体验，你不可能分担出去的。人生不可承受的这些部分，也就是在这里。
60岁以后的我，觉得「接受」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接受不是被动式，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服从，「接受」对我来说，就是活成最诚实的自己。不要忘记，对人生的选择权是可以拿回来的。我不知道自己70、80岁时会是什么样貌，但至少现在，我一个人生活，精神上面一直是忙碌的。
希望到了70岁，我已经习惯，而不是又一次措手不及。就算是老，就算是孤独，就算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新的阶段。那会是什么样子？活下去才知道。
郑秋豫，76岁，曾任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所长。人生大半辈子，陆续照顾父母、婆婆及失智的先生。2023年，她以《你忘了全世界，但我记得你》写下照顾丈夫的手忙脚乱，以及自己短暂陷入忧郁的情况；如今她独居，也重新找回健康的生活。
漫长的照顾经验，让她重新查看「女人天生就是照顾者」，以及「孝」的重担。女儿长居美国，她却不认为女儿理所当然应该回来照顾自己。见过老去、疾病与失能，她如何与远方的女儿维持信任？如何在生活圈创建紧急时能帮上忙的人？又如何为自己的老做准备？
照顾失智者真的是非常需要人力跟耐心。2013年时，我先生伏波意识还清楚，虽然开始有些痴呆症状，我说我们可以去申请长照资源，他说，我们两个都是专业人士退休，经济情况比多数人好些，应该优先把资源给比我们更需要的人。直到2018年他重度失智的时候，我才申请一个外籍看护。
但我和外佣一起照顾还是不够。伏波失智后昼夜不分，夜里会起来走来走去，揹起包包就要去散步；我和外佣甚至横睡在门口，避免他出门。后来因为长期照顾，我的身体垮了，以前我以为只要规划好，操之在我，没想过怎么会是轮到我生病，后来也去看了咨商师。
2022年才决定把先生送去安养院，到今年（2026）的10月，他在安养中心就整整4年了。
你知道最困难的时候，我和外佣两人连替他洗澡都做不到。为什么？他已经不理解清身而净是要做什么，衣服不愿脱下来，他只觉得我们在侵犯他，会一直问：「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他原本是一个温文的人，但出于自我防卫，挥出去的拳头力气很大。我得在浴室，跟我们家外佣说，Hold the sir，然后把他衣服两边剪掉，就这样才能帮他洗澡。
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痴呆症的照顾，或者任何的老年照顾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体力。那不是我和外佣两个人就撑得住的。
我因为出书，接受中国大陆的媒体线上访问时，那边的人想法比我们更老派，就问我：「为什么没有考虑叫女儿回来？」我说，女儿岚岚才40岁出头，我把她养大了给她好的教育，是因为我希望她有自己的人生，她人生一半还没过完，我说把她叫回来，那她的人生就没有了，人生只剩照顾她爸爸和我、等我们死，这是什么人生？
血缘如果变成很僵固等同于照顾责任，我可能是极少数没有那个观念的。如果对我女儿哭诉，妳爸病成这样，赶快回来，我会好不忍心的。
当我们的常识面和知识面愈宽广，我知道北欧人怎么做、西欧人怎么做的时候，我就不会解读成说，孩子没有回来、没有服侍在身边，是不孝。基本上这个「孝」字，就要重新去解释。
有一个插曲是，2015年的时候，我因脊椎跌裂了，闭锁性骨折，卧床在急诊室，医生发现我在胰腺上有东西，我担心胰腺癌，所以跟我女儿说，如果是胰腺癌，很快我会交代后事。那时候女儿的回答是：「要是妳真的是胰腺癌，我马上就辞职回来。」
虽然最后虚惊一场，但因为那一次她已经告诉我，一旦有状况她会怎样做了。我们家3个人彼此的信赖，是百分之百的。先生后来虽然病成这样，在安养中心被照顾，女儿在美国工作，但我们每天保持很好的联系，女儿说：这是不好的状况里面最好的阶段，Make the best of it. This is the best. 我们就来Enjoy。
我在书中有提到我有6个好朋友，就像「六大护法」，在我们夫妻需要的时候可以协助。但在出书后，回头看，这部分实行得并不好，因为朋友跟我们差不多年纪，一年一年大家一起老去：这个人生病，那个人要照顾生病的先生，大家各有状况，自然不会去麻烦彼此。
我的反省是，不论「护法」或朋友互助，可能是暂时的，年纪愈来愈大，同龄的人不一定有余力承接彼此。
我有两个妹妹，一位小我15个月，住得比较远；一位妹妹小我8岁，一直是我的依靠，她本来是我的紧急联系人，结果我这位能干、有行动力的小妹妹，在我母亲过世3个月以后，被诊断出癌症，接着手术、放疗、化疗。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心情，我们家最生龙活虎的那个倒下去了。
现在如果你要我填紧急联系人，我反而不知道填谁，好像没人可填，我大妹就跟我说，那妳就填我吧。但她的髋骨、膝盖也不好，还有孙子要照顾。所以我现在愈来愈觉得，光靠血缘也无法解决问题，这恐怕是未来的趋势。
虽然我先生去住了安养院，但他的户籍现在还挂在家里，所以在政府统计里，我不算列册关怀的独居老人，也许我应该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独居老人家里会有安装紧急按钮这些安排。
我现在掐指一算，的确找不到什么协力的网络。你们发题目给我之后，我开始想，如果要创建网络，我想到一个30年前的助理，我住南港车站，他住旧庄嘛，离这边不远；另外一位学生，是信息所的研究员，我从担任他的硕士口试老师到现在，他都喊我老师，住在汐止也还满近的。还有一位50岁的学生，他在我实验室里13年，像家人一样，也住在我家附近，做心理咨商，可能更理解我的处境，可是他没有车。
我没有想过要麻烦他们，所以没跟他们提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我的确要思考怎么在自己的生活圈，创建一个紧急需要协助时，身边可以协助的群体。
在我先生去了安养院，我也开始思考自己人生最后旅程的规划。
第一，我检查并规划了我的财务。我觉得是每个人可以做的，检验你到底有多少资产，你的开支，大概可以怎么维持生活。
因为请外佣照顾我先生的经验很好，所以当我头脑清楚、如果身体有需要，一位外佣可以处理我的时候，我希望能带着一个外佣生活。但是这个也是要有经济能力才行。我知道，公立的机构一个月至少花费35,000元，有的还到50,000、60,000元。跟我一样年纪的朋友我们都有讨论是否去机构，有的人到现在死不松口，怎么样也不要去机构。但你问他，不去怎么办呢，他就回答不出来。但我觉得最终我一定会去到机构。
我目前已经去排队了我先生所在的机构，虽然我目前能自理也算健康，但因为排队要很久，如果轮到我的时候还好好的，就先跳过，但至少还在队伍里。
第二件事，《病人自主权利法》公布前后，我跟妹妹就到医院签署预立医疗决定，决定在特定情况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我们也做了器官捐赠的意愿注记。我问那位医生说，我如果年纪大了，大体还有用吗？仁爱医院医生就说，上个礼拜还有一个80、90岁的老爷爷，他的角膜给了一个12岁的男孩子。我说，真好，人老了还可以有用。
我跟我妹妹一向对捐器官觉得很好。那我跟我女儿说，如果我死了，要等他们用完了以后，才能领大体，妳会不会有什么意见？结果我女儿说，「妈，It’s your body，我怎么可以有意见。」我想这就是我们家的人的想法，尊重彼此。
第三件事，我留下了自书遗嘱。遗嘱如果有修改，也会照相给我女儿，让她知道有这件事，告诉她东西放哪里。女儿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每次回家妳都交代后事，但是我跟女儿是闺蜜，感情很好，没关系。
我现在每周四去探望先生一次，这是最基本的；虽然他完全不记得我，完全不能沟通，看见我没反应，但我还是想做点事，我会买推子，3个礼拜就帮他理发一次，帮他剪手指甲、剪脚指甲，刮胡子。我觉得这也是我跟女儿之间的联系，我其实没有问过女儿，但猜想在国外的女儿也会希望知道爸爸和妈妈都好；那怎么让她知道爸爸很好呢？就是我去看他时，照相寄给女儿说，爸爸今天气色很好、他的饭营养丰富，我喂饭喂冰淇淋，跟女儿说，妳看他今天吃冰淇淋。
现在我每天5点半起床，运动、练内核、跟朋友吃饭、社区朋友一起唱卡拉OK。回头看这漫长的照顾人生。我的母亲23岁就生我，96岁才过世。父亲过世后，我们三姊妹照顾母亲33年。而我和先生照顾父母、照顾公婆，照顾大伯，后来我又照顾失智的先生，照顾的角色太重了。
有一次公开演讲，我提及自己是事业妇女，但照顾婆家的负担太重，就有人在观众席里爆哭；事后这位朋友跟我说：「老师，妳那一句话婆家负担太重，触动我的泪点。」她先生有兄弟姊妹，但照顾的担子就丢了她们夫妻身上。
我自己回想，照顾的路上的确有很多的委屈。这些委屈不是我先生加诸在我身上，而是社会责任、文化上的责任，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在东方的孝道里，有很多委曲求全。亚洲文化里，还是把女性当作照顾者。
女性要会为自己设下边界；我的选择是不把上一代加诸在我身上的责任，再加诸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女儿43岁，有一个交往十几年的男朋友，但她明显选择不结婚，有时我也会想到她的未来。至少我还在婚姻这个制度里，婚姻虽然有代价，也给了我很多情感、法律、物质的保障。那女儿将来是不是比我更没有依靠？
还有一件事我会担心，但我从未跟女儿面对面谈过。因为我婆婆失智，我先生失智，我先生的哥哥也失智。我曾经问女儿要不要去做失智相关检测，她说不想，那我就尊重她。可是我心里当然会想，如果有一天她也失智，又没有结婚，到时候谁来照顾她、谁能替她做决定？
我们这一辈婴儿潮世代，小时候虽然辛苦，却是眼睁睁看着生活一步一步变好的一代。可是到了女儿这一代，她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这个世代决定独身，其实要准备得比我多。
但女儿是成熟的人，我何必巨细靡遗都替她安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