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一个已知身分的死者，若无亲属出面办后事，最终由政府接手，即被归类为「有名无主」。日本早在2010年便面对类似问题，当时《NHK》制播节目《无缘社会》揭露，一年约有32,000具遗体没有亲人认领；失去亲缘、地缘、社缘的「无缘死」一词因此进入大众视野。
台湾官方针对无人认领大体的往生者有多少，至今没有完整统计。《报导者》下载并盘点5年来，近3,000笔散落在各地方政府的寻亲公告，描绘出这群无主亡者样貌。我们发现，「有名无主」人数快速增加，也看见第一线处理无主案件基层公务员的挑战；而在目前以血缘为内核设计的法律制度下，往生者即便有朋友、邻居、同事惦记并想送别最后一程，难上加难；他们遗留下的遗物、遗产，公务员处置起来也充满矛盾与困难。
无缘社会的到来，可能是台湾无法回避，也必须即刻解决的难题。
郭宏升从铁柜里拿出两个牛皮信封袋，其中一个寄件者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信封四周缠了数层透明胶带加固，里头装了几枚硬币、钥匙和手机充电线；另一个信封来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封面以黑色签字笔写着：「陈玉龙，现金8,810元。」
46岁的郭宏升，12年前进到新北市社会局社会救助科，从基层承办人员一路做到科长，他每年都会从警察、医院端收到约10件这样的「遗物袋」。
至今最让他难忘的，也是经手的第一案──2014年，一名老太太过世后，遗留的存折、珠宝首饰连同个人证件、手写书信被寄到社会局来。
「我很想要找到（家属），那是我第一件嘛，会慌啊！」郭宏升困惑又紧张：老太太不是社会救助科业务里会出现的列册街友或弱势家户，遗物为何来到他手上？饰品加存折里70多万元是笔不小数字，万一保存出了差错，如何是好？
郭宏升从书信中发现，老太太还有个女儿。他查找户政系统，女儿因为长年未回台湾，户籍已被迁出，无计可施下，郭宏升循著书信上的地址寄信到美国，希望女儿能出面领取母亲遗物。
家属没有任何回音。
郭宏升于是开始翻遍政府法规，发现并没有「有名无主遗产管理」的统一规定。
无独有偶， 桃园市龟山区公所老人福利课课员李夏苹，也遇过同样「无法可循」的困境。
2021年一天，李夏苹突然被社会局要求前往一名独居过世的长者家中「清点」遗产，她惊讶之余翻找法源，却只有一张未公告、不具法律效力的流程图。流程中，公所仅被赋予「暂管」遗产的责任，李夏苹没想过，自己的工作还包括进入亡者家中清点遗产。
不论是隶属社会局或民政局，郭宏升与李夏苹这些一线公务员们，正在面对的是没有亲属出面处理后事及遗物的「有名无主」往生者。随着家庭结构、亲缘关系改变，「没家人」意味着最后由政府接手。
这样的「无主」者正在快速增加中。
不像日本已对「有名无主」者面貌和死亡天数有清楚的统计，至今台湾政府没有具体统计。里长、警察、科员、公所课员，却频繁无助地在处理这些「新生的」业务。
对于亡者来说，他们可能不会清楚自己过世后的遗体，没有家人来领，也不会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一纸公告，挂在全台300多个公所网站上。
流程是这样的：户籍地的乡、镇、市、区公所会先制作「死亡公告」，并发文给各县市政府，交由辖下各公所同步刊登，目的是替亡者公开寻找家属25天， 一旦没人认领，就被声明为「有名无主」的遗体。
他们之中，多数是有家属，但家人不认，仅有少数是亳无亲属。究竟，这透露着台湾社会怎么样的「无缘样貌」？
台湾各县市政府的死亡公告并没有统一格式，网络上A4大小死亡公告上的信息，写着姓名、地址、死亡日期、部分屏蔽的身分证字号、以及遗体冰存地点。有些公告会写出死因或社会福利身分，只有极少数透露亡者的生前处境，例如：「离婚，亲属无法出面办理丧葬事宜。」
许多公所课员告诉我们，死亡公告运行细节大多各自为政。有些课员将公告放在官网「最新消息」，有些另辟专区，有些在公告期满后随即撤除。也有课员提到，还得在笔记本记下每位亡者的公告到期日，因为25日一到，如果遗忘了，很可能遗体就一直放在冰柜里，延误送亡者最后一程。
台中市大里区公所社会课课员叶家丞负责死亡公告业务多年。他经手的40多件案件中，真正没有任何家属的不到5件，多半是早年单身来台的荣民。其余往生者大多仍有兄弟姊妹、子女或其他亲属，只是彼此失联数十年，或曾因家暴、债务留下难以修补的创伤，也有亲属已年迈，无力再负担手足丧葬。
叶家丞也遇过家属打电话来问：「有经济困难，可以不领遗体吗？」如果家属有意愿领，只是没钱办后事，他会协助转介慈善团体；然而，不愿意出面的家属仍占95%以上。叶家丞解释，即使多数遗体没人领，还是得有公告作为依法行政的防线，以免日后家属突然出现，产生法律争议。
或许因为社工专业背景及信仰佛教，叶家丞对「无人来拜」的往生者总是多一分心疼，他只能「多做一点」，在公所官网刊登无主公告外，也将公文影本寄给家属，希望能增加遗体被领回的机会。而这份公务流程以外的细腻及用心，也让其他公所新接手无主业务的同仁，纷纷来向他请教经验。
对照社会变迁及文化与台湾类似的日本、韩国，无人认领的遗体数字都在增加。2023年单年，韩国无人认领尸体为5,000多具，比3年前增加7成；同年度，日本则推估达42,000具，约占总死亡人数2.7%。
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力轩认为，不管是一个人死亡、腐败多日才被发现，或是无人送终和祭拜，都极度冲击社会大众的认知，也意味着东亚社会过往默认的运作规则──由家庭与血缘建构的防线已然弱化，「所以它叫无缘嘛，」郑力轩说。
台中东海殡仪馆的公墓、纳骨塔中，矗立一尊约7米高的土地公像守护在地长眠的先人。往神像后方走去，是间约8坪大小、由民间慈善单位买地兴建的礼厅，门口告示牌写道：本礼厅仅使用于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以及行政单位公告的「有名无主」个案。
礼厅里，竹篮盛装的鲜花素果搭配雅致的粉紫色布幔，3名法师喃喃诵经声穿插规律的木鱼、铪子声。5月15日，是纪先生的告别式。
这天艳阳高照，王惠梅和丈夫林圣杰特地向工地请假，骑着一台摩托车来为纪先生送行。他们也是志工、葬仪社人员以外，唯二前来悼念，并且真正认识纪先生的人。
两人和纪先生都在工地当绑铁工，夫妻虽然养育6个孩子，但看纪先生60多岁了，工作「有一天没一天」，生活不易，还是支持纪先生加油费等小钱，纪先生也时不时回送夫妻俩白米、沙拉油。
「我们没有想说他是外人，因为他没有家人啊，将心比心啦。」
王惠梅记忆里，纪先生话不多、很少笑，没深谈过家里的事。她只知道，纪先生独自移居台中，台北老家还有90几岁的爸爸和姊姊，但几无联系。也因此，纪先生在罹癌住院后，交代王惠梅夫妻，一定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感觉他在医院满无助的，没有人去看他，」王惠梅拿出手机，由于屏幕老旧破损，她仔细调整照片大小，才终于看清3人在病榻前相拥的画面，「我们去医院，难得看到他笑了。」
只不过，在得知纪先生死讯后，夫妻马上前往殡仪馆探视遗体，却遭拒绝。王惠梅才知道，原来非家属身分能做的如此有限，他们只能静待公告期满，才能完成与纪先生的约定。
在高雄市苓雅区安祥里，也有一群里长、邻居，奔走于警察局、社会局与区公所之间，试着突破血缘限制，替一名独居老人送行。
被邻里称呼「阿伯」的黄来兴，20多年前「流浪」到安祥里，平时替社区店家做资源回收维生。2025年9月，他被发现倒卧公园猝逝。
黄来兴留下的手机通信录里，只剩下两组号码：房东和回收场。虽然还有数名手足，但长年没往来，都不愿出面处理后事。邻里担心「阿伯一个人走了很孤单」，便以他留下的三轮回收车为祭台，放上纸扎衣鞋，点缀几束白菊花、满天星，举办头七追思。街坊店家有人带来阿伯常吃的炒面、鱼汤，有人拎来他爱喝的沙士。邻居纷纷在小卡上，留下想对黄来兴说的话。
里长董辉章祭拜时，特别对黄来兴说：「你有很多兄弟姊妹，可是没有一个跟你同心。如果你在天有灵，就去找他们。没有这个（委托）进程，我们也没办法帮你。」
这番话是请托，也是无奈。董辉章带着邻里心意奔走各公务机关，所有答案却都指向：唯有任一名家属回心转意，出面交付死亡证明书并签下委托书，他们这些想送黄来兴一程的人才有资格发落后事。
纪先生与黄来兴虽然失去亲缘，仍有邻居、朋友惦记。只可惜，这些非血缘的羁绊并不被法律认可。
相似的遗憾不时会在新闻上看见。2025年底，艺人曹西平骤逝，与他共同生活多年的干儿子公开寻找曹家血亲，直到曹西平的三哥出面授权，事情才得以落幕。2023年，也有一名黄姓男子曾向议员陈情，他与来自中国的女友在台湾交往近10年，女友生病时，他一路相伴并负担医疗费，却因不是法定亲属，无法完成女友「想安葬在漂亮的地方」的遗愿。
往生者之所以「有名无主」，就是因为没有亲属，或亲属不愿出面，但目前法规制度没有任何弹性，要求公务员得取得亲属的授权委托，才能交付非血亲处理大体。实务上形成一道荒谬的门槛。
万国法律事务所资深合伙律师黄三荣分析，传统社会预设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成长、结婚、成家，因此许多社会制度与法规都是围绕家庭做设计，即使人口独居化、亲缘关系松动，制度却没有随之改变。他进一步解释，遗体在法律见解上是属于「物」，人死后，遗体、遗物与遗产同归继承人；实务上，却可能出现继承人只领走财产，不管遗体、遗物的情况。
「是要处理遗体后，遗产才能分配？或者政府介入处理遗体的话，是否要把大体处理的费用扣掉，亲属才能领遗产？就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法制，」黄三荣说。
《报导者》采访发现，台湾处理「有名无主」的相关规范散落各处。
然而，这些规范各有其局限。各县市「无名尸体自治条例」主要处理身分不明亡者的相验、公告与认领，未纳入非血亲参与后事的可能性；卫福部的流程图则仅是用来约束公务员的行政规则，不具法律效力，也非公开信息，一般民众无从得知。
- 亲属会议依前条规定为报明后，法院应依公示催告进程，定6个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继承人，命其于期限内承认继承。
- 无亲属会议或亲属会议未于前条所定期限内选定遗产管理人者，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得声请法院选任遗产管理人，并由法院依前项规定为公示催告。
此外，至今未解决的，还有遗物处理的范围。不论遗物是交付哪个公务机关，郭宏升疑惑，几枚硬币、钥匙、充电线等个人物品，价值并不高，该一并声请法院管理吗？还是可以丢弃？公务员至今仍没有答案。
日本、韩国虽有孤独死专法或主责单位，但侧重趋势统计及支持高风险族群。虽然2023年，韩国修订《丧事法》（장사 등에 관한 법률），放宽认定亲属范围，但目前为止，对于遗物处理细节，日韩多未统一规范。
实务上，有地方开始推动以民间契约来解决问题。半官方组织「日本长野县社会福利协议会」就推出「入居保证与生活支持制度」，主要协助「无法找到连带保证人而无法租房的人」，提供的支持包括：租屋连带保证、经济与就业咨询、遗物处理等。
以遗物处理来说，租户生前可与福利协议会签约，约定死亡后将屋内物品赠与社协，让社协得以合法委托业者清理遗物，解决万一「无人可合法处分」的困境。
面对这些无解问题，郭宏升虽然理解台湾文化里对于谈死总还有不少禁忌，但他开始思考，如果遗物在人死后难处理，他是否能推动「前端预防」，让民众生前先做好交代？
于是，他先从自己的业务范围，社会局列册管理的街友着手。郭宏升观察，部分街友因为家庭冲突、精神疾病或入监服刑而与家庭疏离，家属可能在他们生前不愿联系，等人过世、不再冲突，还是会出面认领。也有不少比例是死后亲属不出面，就可按照街友生前立的遗嘱来安排。
去年（2025）开始，郭宏升请托律师来教街友写遗嘱，预先规划遗物如何处理，第一场讲座约有30人参加，目前只有一人签署。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处理遗物的经验与思考分享出去，像是为社宅承办人员上一堂「有名无主遗产管理的实务分享」课，郭宏升建议社宅人员，可在签订租约时，请租客预先注明哪些物品可在死后丢弃，哪些要交给指定对象，减少事情发生时，丢与不丢的两难。
只是，郭宏升也坦言，目前的因应之道都是「土法炼钢」，「有明文规定（遗物处理方式）的话是最好，因为没有法源依据，我也不知道进程上有遗漏什么，」郭宏升说。
台南市仁德区成功里里长郑晴而近年来也很常处理孤独死案件，深感法规在运行面上的不足。
成功里约有5,000多位居民，郑晴而担任里长15年来，已碰过约20件孤独死案例。从邻居闻到异味通报、里长会同警消破门、协助确认身分，到替往生者募集善款、张罗后事，最让郑晴而头痛的，也是处理死者留下来的物品。
虽然没有法规要求里长必须经手遗物，但若房东求助，他不得不出面。郑晴而说，很庆幸目前清理过的两间租屋，往生者因为经济状况不好，没留下什么东西，清理起来相对单纯。
但他担心，一旦遗物量体大、有价值，问题便会接连浮现。
郑晴而呼吁，孤独死、无缘死将是未来趋势，政府应该投以跟妇幼、长照等议题同等关注，划设孤独死专责部门。未来，从破门而入死亡现场到后续处理遗物，都由该局处来负责横向联系。
孤独死对于行政流程带来的冲击，台南地检署检察官郭育铨也感受深刻。
为了让亡者尽快入土为安，郭育铨与其他检察官的共识是，在警察已极力协寻家属的前提下，只要无血缘者有取得委托书，检察官就愿意将死亡证明书交付出去。过去，就曾有检察官在死亡证明书上写下「将遗体交付里长处理」。只不过，其他县市检察官是否也愿意这么做，郭育铨并不清楚。
这也反映出，缺乏清楚明确的规范下，各地只能各行其是，自行变通。但郭育铨提醒，取得家属委托、得以处理遗体，不代表有处分遗物的权限；后事有人承接之后，往生者留下的证件、私人物品该由谁保管、如何处理，仍是一道难题。
29岁的郭育铨认为，随着时代变化，一个人生活、一个人走向终点，可能成为许多人的自主选择。但死亡后，遗体及遗物能否被妥善处理，才是关键。唯有法规愈完善，资源才能有效集成，里长、警方等第一线人员也不需每次都像无头苍蝇，各凭运气和人脉去摸索；每个人也不会因身旁无人，而有失尊严地离开。
「有些人就算交代自己的子女，也不一定能办成这样，可是我们跟他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大力协助后事的甜点店老板吕翊菁说，仪式中，大家纷纷回忆起阿伯：虽然有人对做资源回收的阿伯不礼貌，但他很少抱怨，也总是默默打扫公园等公共空间；阿伯搜集的回收物都会整理干净、摆放整齐，从不造成别人的困扰。黄来兴那些生前的微小举动，成了无血缘的邻里愿意为他付出的理由。
吕翊菁记得，黄来兴过世后，他的三轮回收车在公园停放了一、两个月。每天，都有人用不同的方式追忆阿伯，带来一杯咖啡、一份报纸、一束花，或是一份祝福的手抄经文。
后事告一段落后，吕翊菁在网络上发了一篇文，一方面想通知认识阿伯的人，阿伯已圆满；另一方面，她也想告诉更多人，如今家庭关系已不如以往紧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善终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