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纸依然是书的载体。可以说，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不仅为中华大地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籍，更是在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亚之后造就了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学术辉煌……
造纸术的西传
所谓“纸”，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絮一苫也”。这是个形声字，从“糸”。纸张中的植物纤维，用肉眼看确实很像白细的丝絮。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的肩水金关汉代遗址就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麻纸。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发明了造纸术。不过，彼时的麻纸还较粗糙，不便书写，且当时的麻主要用于缝制衣服，以麻为主要原料，造纸业自然难有大的发展。但曙光已现，迫切的社会需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有道是时势造英雄，东汉出现了一位对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也就是造纸术的革新家——蔡伦。
蔡伦雕塑
蔡伦是一位东汉宦官，去世于公元121年，生年不详，其生平事迹见于《后汉书·宦者列传》，他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利用东汉皇室工场的物质条件和能工巧匠，采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等作为原料（其中，用树皮做原料，就是现代木浆纸的先河），变废为宝，又改造了造纸工艺，造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好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把纸献给朝廷。这件事受到汉和帝的称赞和嘉奖。后来，这种新型纸张日渐普及，“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汉代以后，虽然造纸工艺不断成熟完善，但程序基本未变。
纸大约在3世纪开始西传。中国新疆正是通往中亚、西亚的必经之地，纸由骆驼商队经甘肃、新疆向西贩运，西域商客也在当地停留从事贸易。早期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与斯坦因在新疆楼兰地区与敦煌曾发现古代中国的麻纸残片。经研究，其中的一些书信是由客居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商人南奈·万达（Nanai Vandak）在西晋末年写给其居住在撒马尔罕的友人的。后来，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在吐鲁番发现的文书中，有一份被定为公元620年之物，上面有造纸人“纸师隗显奴”和高昌行政官员的姓名。这就说明，在中原人民广泛造纸以后，纸张很快就传到西域各地，并且被当地人所利用。
汉代麻纸
到了公元751年七月，唐朝安西节度使的军队与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的边防军在中亚怛罗斯发生了一次孤立的冲突。这场战役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被阿拉伯人俘获的唐朝战俘中有造纸工匠。这些工匠被带回到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军事驻地撒马尔罕后，造纸技术开始在伊斯兰世界生根。11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萨阿立比（Al-Tha ‘ alibi）在所著《珍闻谐趣之书》中就写道：“纸是由战俘们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战俘为沙利之子齐亚德·伊本·沙利（Ziyad ibn Calih）所有，在其中找到了造纸工。造纸发展后，不仅能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的一种重要贸易品，因此它满足了世界各国的需要，并造福于人类。”
纸的手下败将
实际上，在怛罗斯之战前，中亚及其附近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纸。在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甚至发现了6世纪的一批纸藏品，但存世的却寥寥无几。有学者推断，它们要么是当地尚处于萌芽阶段造纸业的产物，要么只是进口自中国。因此，“怛罗斯之役后，纸文化在中亚开始兴盛的事实，让人很难摒弃是唐朝战俘将造纸术传播到中亚的理论”。
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帝国后，撒马尔罕兴建了第一批造纸工场，由中国工匠传授技术，而且设备也是中国式的。撒马尔罕丰富的大麻、亚麻等植物资源以及来自灌溉渠的充足水源，为造纸提供了自然资源，纸的产量逐步上升，不仅满足了当地需要，而且在与外地贸易中，纸张成为撒马尔罕的重要商品。如同在中国内地造纸的习惯一样，造纸工匠们以地方命名，把当地生产出来的纸叫作“撒马尔罕纸”。不久，这种纸便在阿拉伯帝国各地广为人知。所以，当时的阿拉伯人说，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纸。
沿着“丝绸之路”，造纸业继续从撒马尔罕传到巴格达——当时的阿拉伯帝国首都，以及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公元794年左右，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巴格达建立一家造纸工场，聘请中国工匠造纸。后来又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开办了一家造纸工场。由于当地接近地中海海岸，交通方便，欧洲各国在自己没有建立造纸厂之前，纷纷向大马士革购买纸张。从此，大马士革纸在欧洲大陆风行长达几百年之久。有趣的是，在叙利亚境内还有一个地方叫班毕城，后来也生产纸张。本来该地出产的纸可以叫作班毕纸。由于“班毕（Bambycina）”的发音跟欧洲称呼棉花的发音（Bombycina）相近，便产生了讹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欧洲人认为阿拉伯纸都是棉纸，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误会。
撒马尔罕造纸作坊
造纸术传入的意义对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事业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在纸张传入之前，中东地区的人们曾经广泛使用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所谓“羊皮纸”（parchment）是一种统称，指经过特殊处理、用于书写的动物皮革，以绵羊皮为主，也包括山羊皮、小牛皮等，质量最好的羊皮纸是用犊皮制成的，称为犊皮纸（vellum）。地中海地区在古代一直有使用动物皮作为书写材料的传统。但羊皮纸的价格高昂，加上书写一部书需几百张羊皮，普通人往往无力负担。换句话说，在造纸术尚未传入的地区，即使有博通诸学、作业勤奋的译员、作家，也可能因为无力支付昂贵的纸张而无法著书立说。至于古代埃及曾经使用长达数千年的莎草纸，虽然它的绝对成本要远远低于羊皮纸，在埃及的普及性也远远高于羊皮纸，但是由于产地主要局限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距离埃及越远，运输成本通常越高，以致莎草纸的成本实际上可能比羊皮纸还要昂贵。
羊皮纸《圣经》
相比之下，纸张显然更加廉价。它的原料不需要依靠畜牧业副产品，而是来自废旧布料，这种材料随处可见并且供应充足。结果，纸张凭借它优越的书写特性、低廉的成本和稳定的供给，逐渐将羊皮纸和莎草纸排挤出了市场。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指出：“纸张被用于政府公文和外交文本。后来，人们也将纸张用于对公文书和学术著作，而造纸的技术也达到了精湛的水平”。比如，贾法尔（Ja’far al-Barmaki）任宰相时，就获得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准许，下令所有政府文书、档案皆以纸书写，而不再用羊皮等古老的书写材料。
百年译经运动
值得玩味的是，造纸术在公元8世纪的传入和巴格达的学术繁荣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此之前，“阿拉伯人是以剑和舌，而不是以笔为荣的。”在此之后，则变成了“他们把一切工作归纳为剑和笔两个方面”。造纸业的发展以及廉价纸张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令抄书成本大大下降，私人藏书成为可能，学术机构也有了更加廉价的教学载体。这一切都为阿拉伯帝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元9世纪时，巴格达以有百余家书商而自豪。在不久之前还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基础，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从沙漠来的征服者……证明自己是何等好学的学生”。
阿拔斯王朝（750-1258）的前几任哈里发崇尚学问，把巴格达变成了国际学问中心。曼苏尔设立专门的机构掌管医学和星象学，并积极鼓励通过丝绸之路引进异国先进文化知识。第七任哈里发麦蒙（813-833年在位）本人就是一位学者，对数学和天文学深感兴趣。传说他还曾给出与书稿等重的黄金作为报酬。在其统治时期，巴格达的“智慧馆”作为学术中心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里，“世界各地的科学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它们获得修饰而深入人心，其文字的优美在人们的血管里川流不息”。
收藏书籍的智慧馆
在阿拉伯人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先后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翻译、考证、勘误、誊录、增补古典遗产的运动。在这场长达百年的“翻译运动”中，古希腊重要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印度的数字（今天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的史书《王书》（Khwaday-Namag）从丝绸之路的两端汇集到了巴格达，随后在诸如“智慧馆”这样的场所内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75年工夫，阿拉伯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在当时的西欧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和科学的时候，这些著作的阿拉伯语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说，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是伊斯兰世界的星光照亮了地中海世界的科技天空：“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理查德·尼克松曾这样总结。
如果说，阿拉伯帝国利用翻译、著述等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形成的丰富藏书为人类筑起了一座历史文化丰碑，那么，以唐代的造纸技术生产出来的阿拉伯纸，正是这座丰碑不可替换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丝绸之路”而言，阿拉伯人使用印度发明的数字，在以中国技术制造的纸张编成的书本上，继续发展由古希腊人开始的“精确的自然研究”这一事实，已经比任何言辞都更雄辩地证明，这条贯通欧亚的古老商路同样也是联系古代世界人类智慧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