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水浮城》，周松芳、刘昱林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240页，88.00元
广州水上浮城，向为珠江经济繁华之映照。风气之变，实自紫洞艇始。紫洞艇初为风月冶游之所，迨至清末民初，世情转易，渐作迎宾宴饮之用。于是雕栏画舫间，庖厨之声不绝，鲜食美馔，竞出新味。其时紫洞艇已非寻常游船，实成流动酒肆。
珠水之上，紫洞艇灯影摇曳，笙歌隐约。富贾官绅每假此设宴，一席之资，辄费中等人家数月之粮。鲥鱼初上，刀鱼正肥，皆可即捕即烹，鲜极一时。其讲究时令、追求本味之风，渐成粤菜精髓。更与苏州船菜分峙南北，共誉天下。
“食在广州”之名，实非古已有之，乃自紫洞艇始，粤菜渐脱中原窠臼，自成体系。其融汇西关风味，兼采外邦食材，终成百载风流。紫洞艇者，非惟宴饮之舫，实为粤菜成形之摇篮，亦是“食在广州”金字招牌最初镶刻之处。
相对于横楼，紫洞艇的规模更小，数量也容易增加，更灵活，其功能也可以更多样化。比如接待方面，道光十二年（1832）安徽人程恩泽任广东正主考官，任毕，举子租紫洞艇追送饯别，遂作《石华、勉士两学博拏紫洞艇追送于海珠寺畔，设饮谈至三更许乃别》：“海珠石上摊星饭，爱此南溟未易才。一见浑如旧相识，二年前已梦飞来。”[1]
珠江上的花船
咸丰七年（1857），后来的晚清一代重臣顺德龙山籍刑部员外郎邓华熙请假回乡省亲，8月23日“雇单舱船往大良。八点钟启行，三点钟到大良。因船小，另雇一紫洞艇住宿”。可见富裕的县城亦有紫洞艇，且供接待住宿之用。同时，龙山到大良，一邑之内，速度很快的单舱小船都要行走八个小时，更反证紫洞艇之不宜于行了。邓华熙同治十二年（1873）9月回乡奔母丧，守制期间，“（12月31日）雇紫洞艇（每日一两零五分）往勒楼讨廖秋堂之欠”。[2]日记写到了乡间紫洞艇的租赁价格，殊为难得。而此处紫洞艇被用作交通工具，一方面因邓此际当已升为刑部郎中，身份地位提高，出行须讲究一些，另一方面也因紫洞艇的形制多样，小型的紫洞艇当可用于交通运行，如后来官至日本首相的日人黑田清隆在广州所见的圆头篷和屯铺艇：“此地气候温暖，水利至便，故连（按：疑有误）家船民甚多，殆如建于河中之小都府。该船数量、种类之梗概如下……第三，紫洞艇，乃富家宾客聚会宴饮之船，长五六丈，宽一丈，即所谓花艇也。其中藏名妓，游荡之徒勾留于此。最大者有八艘。第四，圆头篷，乃中等紫洞艇，其底舱小。两种合计凡五十艘。第五，屯铺艇，亦属紫洞艇类，凡三十余艘。”[3]
而同治五年（1866），一代名臣广东巡抚郭嵩焘罢官回湘时，岭南大儒陈澧拏紫洞艇相送于海山仙馆，设宴紫洞艇而后别，诸公并作《荔湾话别图》，陈澧为之作序，全无风月之痕，只余风雅之气：
荔湾话别图者，抚部郭公请假将归之所作也。同游者何伯英观察、王少鹤通政、吴子登太史、丁雨生都转、陈古樵司马，而澧亦与焉。公属司马绘图，而澧为序。时则同治丙寅端午后一日也。晨出永清门，乘紫洞艇抵荔枝湾，泊海山仙馆。入门，步长廊，坐池上之堂，啜茗毕，乘小舸行荷花中，少憩湖心亭，登高阁三重，望海上诸山若拱揖于云际。阁之下有小亭，围坐啖荔。亭畔假山激水作飞瀑，淙淙有声。复登舸至枕溪之楼，闻龙舟竞渡鼓声然。日将暮，返池上之堂，登楼远望，苍波渺弥，乃置酒紫洞艇，欢饮而还，忘乎其为离别也。[4]
光绪三十一年（1905）1月12日，邓华熙从贵州巡抚任上致仕荣归，“晨早，抵省。林、蔡两婿来迎，元儿同到。旧巡捕刘令、梁县丞亦来，早经预备紫洞艇伺候”[5]。这种公私兼顾的紫洞艇“接待”，更显其接待的纯粹性——当不至于杂有风月娱乐之事。
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892—1902），任广东提刑按察使司经历十年的傅肇敏在日记中多有写到借紫洞艇行接待之事：“（1895年2月12日）辰初到天字马头，登紫冻艇，同众首领往花埭接马中丞。”“（1895年4月13日）同程勖康到臬署，禀见杨署臬台，有事会话毕，同到五仙门外雇小紫冻艇，到周（洲）头嘴停船，候接张臬台，至酉正时未到，即开船回大马头登岸旋署。”“（1895年5月12日）卯刻往天字马头，登紫冻艇候接谭制军。未刻制军到，赶至近日亭稍见，随到贡院（假此作公馆）禀见。”[6]有意思的是，他还写到紫洞艇分大小。
正是迎谒官员甚至疆吏的需要，使紫洞艇接待功能日益凸显。比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郑孝胥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督办广西边防，途经广州，“（8月19日）南海、番禺及善后局、营务处各委员邀饮紫洞艇上”[7]。更典型的是，粤省官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欢迎回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莅任：“粤省各行商预备欢迎岑督，迭见前报……现在河面紫洞艇已为各行行商定雇几绝云。”[8]有官员甚至将之用作行辕。此则进一步撇去紫洞艇的风月色彩，因为清代对官员涉妓还是管制很严的，后期虽然淡化，但不至于官方化地涉足风月：“梁侍郎嵩生定十四日由厦门起程回粤，闻侍郎已托亲友雇定大紫洞艇四只、小火轮一只、三扒一只，及舆马等件，预备应用。其行辕则暂租紫洞艇居住，俟抵省勾留数天，即行拖回顺德龙眼乡谒祖。前代理美使周自齐亦系在厦迎接美舰之员，亦于十四日随同返粤。”[9]
入民国后，云南军阀龙济光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都督时，广东各界迎接其抵穗，紫洞艇的接待功能进一步显现：“两点钟，九善堂七十二行各团体代表由长堤用小火轮拖带紫洞艇多艘前往迎迓，至海珠龙都督坐船，文武各官长先后入见毕，龙都督乃亲至紫洞艇晤各团体代表，旋开茶会。龙都督演说，时向艰难及治粤政见极为详尽且云……散会后各代表用小火轮拖带紫洞艇向府驾环绕数周，燃放爆竹十余万，然后登岸而散。”[10]
这种接待功能，不仅体现在迎谒上，也体现在饮宴上，因接待往往离不开饮宴，例见龙济光：“初八晚，当道凭侦探报告在河南侦获党人机关，当场拿获二人，并起出炸弹、手枪及函件，有讨龙军字样。经将二人解案讯办，迨初九日，龙镇抚便在水上警察厅大宴宾客。至下午四时，龙督亲往沙面拜会各国领事毕，即乘坐江澳兵轮巡河，并备大紫艇二艘在河干宴客，请府中参谋及统领等。入夜始行回府。”[11]
到国民革命政府，更加大量将紫洞艇用于各种公共服务，特别是迎送服务。比如，省议会全体议员“联乘紫洞艇同往黄埔欢迎”程璧光的海军。[12]东江战役时，孙中山往前线督战，也是乘坐紫洞艇：“数日前即喧传大元帅将再赴东江督战，及今日尚未成行，经记者以行期叩请大本营某要人，据云，大元帅则已决定于二十三日乘紫洞艇拖轮，拖带赴东江，一切已筹备妥协。不致再为改期。”[13]在战斗中，紫洞艇则成了行营和办公处：“博罗为东江军事要隘，战事所必争之地，现博罗县城，及博罗山上一带，均由许军留守队驻扎，约三千余人，许总司令暂借城内县署，设总司令部，县长陈宗鉴则搬住城内育婴堂。军政部长程潜，在许总司令处下榻，每日乘轮，往大南洋号轮船，与大元帅商议大计。南门外河面上，泊有两大紫洞艇，为大元帅行营办公处，行营职员，多宿于此。东路第三军长李福林，驻博罗西门外河面船上。航空局飞机师办公处，用火船拖紫洞艇一艘，在博罗南门外河面寄碇。城内居民，渐次来归，商业日见恢复旧观云。”[14]
《民国日报》广州版，1923.09.27，第三版，“东江剧战中之博罗城”
昔为风月之舟，今作革命行营，紫洞艇之角色焕然一新。所以，此前有行商打造传统紫洞艇，后来便有了官家打造的新型紫洞艇——谭延闿日记中多次提到的“珠江一叶”新式火轮拖曳紫洞艇，即民国七年（1918）谭根提议打造的政府公共产品：“粤省实行拆城筑路已纪前报……谭根亦发起改良西式紫洞艇，以电机行驶，装配电灯，俾与港地四公园电车、汽车相辉映。”[15]较早见于报道则在民国九年（1920）：“九月二十七日午，莫荣新电邀省议会议长林正煊入军署，表示退让意，时马济、谭礼庭、梁士模各人均在座……魏饬人告林，谓请林氏于即晚七点到河南洲头咀珠江一叶电船（即珠江电船之新式电紫洞艇）上相见……”[16]此后，连孙中山都常用来做交通工具及接待餐厅：“广州函云：美国驻华银行代表士提反与驻华使馆海军参赞赫根斯，日前先后来粤，遍谒军府孙伍唐各总裁及陈总司令，孙总裁宴之于珠江一叶画舫，宾主间畅谈极欢。”[17]“二十三早，军政各界纷往欢迎，密布长堤及永汉南路者约二万余人。总统乘珠江一叶来省，该轮满缀生花，江面各舰悬旗，码头一带汽车林立候驾。”[18]由此可见紫洞艇的功能作用随时代的转换亦发生了重要转变。
花船内景
伴随这种功能的转变，传统的娱乐花舫，其实也已开始代指接待用的紫洞艇了，如民国十三年（1924）的一则报道中，民团督办李福林带领一大班人前往沙菱乡团总局，召集绅耆开会讨论举办民团事宜，“是日系乘坐花舫，由差遣轮拖带，在省河出发，抵步会议后，直至下午四时许，始乘原船遄返河南军司令部”[19]。这花舫，怎么可能是妓船？显系当时流行使用的紫洞艇。
民国十九年（1930）广州市公安局一则禁令的报道中，画舫也是等同于紫洞艇的：“省河海珠尾，向有画舫在此湾泊，昨公安局以其有碍交通，下令禁止仍前湾泊。现醉香舫梁兆、长江舫谭响、江天舫林基、燕芬舫谭威等，分呈公安局，请准暂泊回原处海珠尾一个月，以维生活。该局查海珠尾河面紫洞艇，案经布吿饬令他徙，免碍交通，自厅一律禁止湾泊，因是不准所请，节经分饬知照矣。”[20]
如果连妇女组织，都租用紫洞艇来办事，谁还会再停留其风月既往？《广州民国日报》曾刊载报道：“东征军克复惠城捷报传来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何香凝，以将士用命，战绩卓著，殊堪嘉许，现拟备办大帮慰劳东征军品物，定于日间租雇电船一艘，紫洞艇两艘，拖往惠州，慰劳各部将士，何部长届时亦躬亲前往云。”[21]
民国二十年（1931），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巡行西江流域各县，紫洞艇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还兼做了其自备的高级酒店：“省政府主席陈铭枢，自决定出巡西江各县，视察县政及民情风俗后，即将出巡办法，电西江各县知照，并分配随行人员工作，各情业见前报。顷查陈主席已定今日（十日）上午十一时由省乘坚如浅水舰拖带紫洞艇前往，是日随同陈主席出巡者，除保安队及侦缉外，计有建设厅长邓彦华、省府委员孙希文、高级顾问黄强、参议许锡清、顾问段锡朋、光朋甫、咨议宁可风、副官庞飞及民政教育建设财政各厅代表约二三十人，省府昨已派员前往雇定紫洞艇两艘，现停泊于天字码头、对开河面，以备出巡人员居宿，并准备粮食各种应用物品。”[22]紫洞艇的接待功能，应该于此为极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道光二十六年（1846）建于广州黄埔岛的柯拜船坞，其主人英国人柯拜的住所就建在一艘紫洞艇上，也可谓紫洞艇接待功能的一种特殊情形。[23]
本文选自《珠水浮城》第六章《食在广州，于斯为甚》，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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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程恩泽撰：《程侍郎遗集》卷三《石华、勉士两学博拏紫洞艇追送于海珠寺畔，设饮谈至三更许乃别》，清咸丰五年伍氏刻粤雅堂丛书二编本。其任广东学政时间，参见暨南大学沙玉伟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程恩泽研究》第9页。
[2] 邓华熙著，马莎整理：《邓华熙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9、79页。
[3] 〔日〕黑田清隆著，胡稹、赖菲菲译：《漫游见闻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第318-319页。
[4] 〔清〕陈澧撰：《东塾集》卷三《荔湾话别图序》，清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5] 邓华熙著，马莎整理：《邓华熙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页。
[6] 〔清〕傅肇敏著，邱明整理：《傅肇敏日记》，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136、142、146页。
[7]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98页。
[8] 易：《预备欢迎岑督续闻》，载《申报》1907年6月25日第12版。
[9] 《梁侍郎请假回籍广东》，载《申报》1908年11月12日第12版。
[10] 《龙督晋省时之东粤观》，载《申报》1913年8月17日第3版。
[11] 《粤省戒严原因之别报》，载《申报》1913年10月23日第6版。
[12] 《光复共和之宏基（四）——全粤各署欢迎海军》，载《民国日报》1917年8月9日第3版。
[13] 《大元帅再赴东江督战——三路作战之形势》，载《民国日报》1923年8月28日第6版。
[14] 《东江剧战中之博罗城》，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7日第3版。
[15] 《续志辟路建园之计划》，载《申报》1918年9月22日第7版。
[16] 《魏、李海军独立后之广东：林正煊与莫、魏、李之谈话》，载《申报》1920年10月4日第6-7版。
[17] 《士提反抵粤后之接洽》，载《民国日报》1921年2月21日第3版。
[18] 《大总统二十三抵广州》，载《民国日报》1922年4月28日第6版。
[19] 《李福林赴菱塘办民团》，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1日第6版。
[20] 《海珠尾禁泊艇——有碍交通》，载《广州民国日报》1930年8月4日第6版。
[21] 《中央党部慰劳东征将士》，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7日第3版。
[22] 《陈主席今晨出巡》，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4月10日第5版。
[23] 参见杨幸何：《国门口两种制度的文化碰撞——广州柯拜船坞的沧桑与历史地位的分析》，《岭南文史》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