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对刚步入婚姻的林雪妮和陈泳升来说，有孩子一直都在两人的人生清单上；但在新加坡，这不是一个能轻易实现的梦想。
“在养育小孩这件事上，经济负担是最主要的考量之一。”陈泳升说。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5年该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至0.87、全年新生儿不足3万，创下历史新低。其生育率在全球范围内仅高于韩国，位列倒数第二。
面对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危机，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一系列育儿政策。其中，备受关注的“新加坡养儿育女配套”从孩子出生一路提供支持至17岁，每名孩子可获得近7万新币（近36.6万人民币；近175万台币）的政府补助，希望藉此减轻家庭长期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
根据这项配套，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家长可先获得1万新币的“诞生礼”，以及5000新币的保健储蓄补助；儿童培育户头另有新币5000元的起始补助，之后存入户头的钱，政府还会配对填补最高5000新币。
孩子1岁至16岁期间，每年可再获得2000新币的养儿育女补助；到了17岁，政府还会向中学后延续教育户头填补1万新币。
“我看到这则新闻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哇，新加坡政府真的非常努力想要提高生育率。’”来自马来西亚、结婚后移居新加坡的林雪妮说。
林雪妮和陈泳升都是年轻的白领上班族，但对他们来说，在生活成本高昂的新加坡，养育孩子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若希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经济负担也更大。
“经济上的支持，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会有所帮助。不过我也希望政府未来能随著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涨，进一步调高相关补助。”陈泳升说。
对年轻夫妻而言，经济支持的确能减轻一部分成为父母后的现实压力。然而，砸钱鼓励生育，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并非新做法。多年来，当局持续加码各类生育奖励与家庭补助，但生育曲线仍未见起色。
钱是必要条件 却不是生育诱因
经济支持能否真正转化为生育意愿，是另一个问题。
身为朝九晚五上班族的林雪妮更担心的是时间。若有了孩子，如何在工作之余腾出足够的时间照顾和陪伴孩子，是她主要的顾虑之一。“对我来说，如果放工（下班）之后还要兼顾孩子还有做家务，应该会非常地累。”她说。
除了直接的经济补助，新加坡政府这次祭出的新政策也包含放宽育儿假制度、增加组屋（公共住宅）抽签机会等，希望为“想生但不敢生”的人扫除障碍。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陈恩赐认为，政策重点正从过去直接鼓励民众生育，转向更强调以家庭为核心，确保家庭获得足够支持，并营造适合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环境。
陈恩赐在接受DW访问时，以“双因素理论”（又称激励保健理论，hygiene theory and motivators theory）的概念解释。对新加坡人而言，金钱补贴是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必要条件，这可能改善了外在条件因素，却未必是促使人们决定生育的主要诱因，仍无法满足内在条件。
“金钱以及政府提供的各种激励措施，更多属于保健因素（意指外在环境因素），这些都是必要的。但真正能推动人们生育的，是让他们对养儿育女感到安心和有信心。”他指：“钱很重要，但父母也必须拥有安全感、信心、时间和精力，以及足够的优质时间陪伴和养育孩子。”
职场与社会文化成生育阻力
盡管推出更多的生育鼓励政策，黄循财曾坦言，未必就能够有效提高生育率。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Kalpana Vignehsa认为，结构性和文化性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改善，新加坡的生育情况很难出现显著改变。其中，职场文化和社会压力是她认为最主要的挑战。
新加坡人力部（MOM）统计显示，新加坡全职员工全年平均工时超过2200小时，远高于已开发国家约1750小时的平均水平。Kalpana向DW指出，长工时在新加坡职场已逐渐被视为常态。
“正在考虑生小孩的伴侣会问：‘我真的有时间陪伴小孩吗？如果我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见到自己的孩子，那生小孩的意义是什么？’。这是金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职场文化带来的影响对女性尤其明显。Kalpana指出，职业女性在考虑生育时，也会衡量育儿可能带来的“机会成本”，包括对职涯、收入及退休储蓄的影响，而这些代价多数仍由母亲承担。
“在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充分肯定‘照护’的价值。现在女性也有自己的职涯，他们自然会问自己：‘我是否愿意承担这项成本？’”
职场压力之外，新加坡竞争激烈的育儿文化也增加了生育顾虑。从课外补习到12岁的小学离校考试（PSLE），孩子从小便处于比较与考核的高压环境，父母也认为需要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
这样的教育环境也为年轻世代增添另一层顾虑。他们会从自身的成长经历出发，思考是否愿意让下一代也承受同样的压力。
“我们不仅要处理教育带来的压力，也要面对社会对‘好父母’的期待所带来的压力。”她说。
“如果大家觉得当一个好父母的门槛实在太高，自然就会有人说：‘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