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名闻天下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在今天依然散发无穷的魅力。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到这里参观瞻仰。到了周末，偌大的书院更是被人潮填得水泄不通。每每在这时候，我都忍不住感叹：文化确乎有相当的魔力，虽然不一定在一时发挥它的作用，长远来看，它所产生的恒久力量终使人陶醉。
岳麓书院的风景，放眼全国，并不足以动人；岳麓书院的文化，置诸历史长河，却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我时常在书院听各路官方导游或是自由讲解者的解说，学到很多知识，却也发现其中不无可商榷之处。由数以千百计的游客转述的这些知识带到全国各地，不断扩散，固然有助于岳麓书院历史乃至书院文化、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助于“文以化人”，然其中错误的部分却也难免“谬种流传”，遗毒或者还不浅呢。于是，为这类文化讲解打补丁的做法可能值得尝试。
有关岳麓书院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难道其中还有缝隙供人继续填补吗？一定会有的。对探索者而言，刻意的努力往往不得其门而入，但无意史料的闯入，有时可能掀开较大的豁口。两年前，偶遇《萧穆日记》中的一条材料，便让笔者对岳麓书院二道门的联语产生了考究的兴趣。所谓岳麓书院二道门，指的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扇大门进去后的那道门。今存二道门两侧挂着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横额“名山坛席”。“名山坛席”乃集何绍基（1799-1873）字而成，无足道，可说者乃是楹联。
岳麓书院二道门近年样貌
“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一联，20世纪20年代曾悬挂此处，日本人常盘大定、关野贞所著《中国文化史迹》即收其旧照。1933年，改悬于新落成的湖南大学图书馆门头，1938年被侵华日军炸毁。1985年，始据旧照复建。此联传为近代著名诗人程颂万（1865-1932）所作，然《萧穆日记》中的一条材料直接证明二道门的作者乃是近代名士易顺鼎（1858-1920）。曩昔笔者于《南方周末》撰《旷代“记者”萧穆及其日记》一文略为提及，惜关注者不广。近两年，我在湖南大学《文献学概论》《古典日记与现代人生》的课堂有意提倡“身边的文献学”，这一楹联问题讲授过三四次，学生颇感兴趣，于今便将这一小小发现加以申说，公诸同好。
一、集句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何以归属程颂万？
世所传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二道门联语“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出自湖南宁乡人程颂万之手。如《湖南大学校史：公元976-2000》（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称：“（程颂万）1911年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曾辟十彝器堂，藏商周以来钟、鼎、鬲、匜、爵、鋗、铣及捐出自己所藏的秦权，凡十器。修葺爱晚亭，刻罗典对联于石柱，并刻张南轩、钱南园诗于亭内方石上。又手书岳麓书院二门门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这段文字详细论述程颂万担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期间的政绩，其中之一便是“手书”二道门门联，惜不知文献所本。又《岳麓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一书所附《岳麓书院历史年表》记宣统三年（1911）事为：“程颂万任监督，辟十彝器堂，藏商周以来古文物十件。修爱晚亭，撰刻‘纳于大麓，藏之名山’联于二门。”似由《湖南大学校史》简编而来，不过将程颂万的“手书”变为“撰刻”，如此一来程颂万就由“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的书法写作者变成集句的创作者了。
近四十年来，有关岳麓书院的各类出版物多指程颂万为“纳于大麓、藏之名山”这一联的作者，如上两种不过举隅而已。其中除岳麓书院文化普及读物外，大量的楹联出版物如《历代名人名联鉴赏》等也都如是讲述。反倒是一些早期旅游读物相对审慎。如孟庆民《中国名山》（1987年）一书称：“二门闾上又有门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相传是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万颂撰写，书仿魏碑。”使用“相传”二字，可见编著者对此联作者的归属问题并不确信。
只不过，在1949年以后的文献中，程颂万和这副楹联的关系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密切。程颂万从早期颇有犹疑的相传手书者，到近些年成为无需说明的联语撰刻者，其作者的身份逐步得到落实，作为作者的地位也更加巩固。这一联语作者的逐步清晰化，似乎表明，一些曾经只是口耳相传的作者经由时间推移，在各类文旅出版物的助推下，有望坐实作者的身份。这并不奇怪，毕竟对文旅推广和大众而言，一副无名氏的联语在讲故事时始终存在遗憾，而名人程颂万的加入将为这个故事增添必要的名人效应，还能为这副联语的真实性背书。想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何程颂万越来越成为这副楹联的作者了。
把传说变为真实，将故事附会名流，这是文化旅游宣传推广中常用的手段，也是AI时代人工智能的常见口吻。不过一旦以文献学的办法加以考核，追根溯源，许多五颜六色的故事肥皂泡都将刺破。这也许是如上诸多有关程颂万手书或撰写那副联语的论述，并不怎么提所凭借的原始文献的缘由吧。
遍寻程颂万的诗文集，并不能找到一条证据说明他撰写了这副联语。程颂万撰有《十发庵楹联集存》《十发庵集字楹帖》，惜两书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不能作考辨二道门联作者的材料。虽然，程颂万并没有自领二道门联的作者，不过在更早之前的1948年，长沙人陈子展（1898-1990）在《谈到联语文学》一文中称：“有所谓嵌字对。——嵌字的对法用嵌字的位置上下，分为若干格，莫详于诗钟，今不具述。程颂万题岳麓书院门联云：纳于大麓，藏之名山。此联一用《书经》语，一用《史记》语，而尾嵌麓山二字。”（《论语》1948年第147期）陈子展与湘中老辈颇有交往，也熟谙近代长沙掌故。他的这一说法，径指程颂万是联语的作者，似乎可以为二道门联语的作者问题定谳。只不过，“别把话说满”的古训常常提醒研究者注意结论的分寸感。那些斩钉截铁的话，笔者何敢采信？何况先行有关二道门对联的论述并未提及陈子展的这篇文章，他们所据的未必即此。再者，相传程颂万撰此联在1911年，陈子展写此文已是1948年，三十多年的沧桑变化难道不足以让博物强识如陈子展者的记忆也出现偏差？
在没有确定性证据之前，前人的论述大约都是可以质疑的。也因此，起初我并不信二道门楹联就是程颂万集句而成的。直到看到顾印愚（1855-1913）诗集中有一首《送十发还麓山》，我才确信这副联语在当日已传为程颂万所作。诗云：“麓堂高躅寄身闲，元晦碑存未许删。题壁僧犹宝沧海，开云贤岂阨蓝关。望中北渚登蘋骋，卷里东坡载石还。巢父一枝专一壑，已看翠墨镂名山。”末句顾印愚自注：“十发集书‘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刻于岳麓山堂。”（《顾印愚集》，巴蜀书社，2020年，第88页）此诗作于宣统三年（1911），其时程颂万时常往返长沙、武昌之间，在武昌期间于石巢寓所展示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1688-1779）遗墨，善化黄膺称其“坛坫悠游在麓云”，程颂万对主持湖南高等学堂事务也颇为自得，联句有诗自诩“企踵皋比笑殿军”。顾印愚是程颂万密友，由其诗“集书”二字推测，似程颂万乃此联作者。然“集书”二字，或也重在说明“书”而非集句之“集”。可惜，我们看不到此期易顺鼎对程颂万在岳麓书院书此联的回应。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分析。
二、萧穆日记证明易顺鼎才是作者
不经意间，一条新史料引入，为解决这副楹联的作者归属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2024年，由蒋明恩整理的《萧穆日记》甫一出版，我即浏览一过，发现其中有对那副楹联的作的新说法。桐城派文人萧穆（1835-1904）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七日（1895年10月24日）日记记载，时年24岁的江西舆图局职员田自耘来访，田氏谈话的信息颇为丰富。日记云：“伊又谈龙阳易实甫观察顺鼎，数年来弃官游历（今年三十七岁），仍留心时事，壬辰年曾在庐山栖贤寺之左构有琴志楼十三间，将前在京师及河南所得古书百余箱藏之，楼联云‘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又大门联云‘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又述其仍欲在洞庭山结庐，有‘生在湖南，官在河南，心在江南’之语。”龙阳才子易顺鼎才华卓绝，在清末颇负时誉，萧穆曾与其有数面之缘，虽无深交，大约也怜其才，故有所关注。田北湖此番来请萧穆代为谋馆，牵连谈及，经由萧穆的有意为日记之笔得以保存，为破解岳麓书院二道门对联作者谜团提供了重要证据。
萧穆《敬孚日记》书影，《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丛刊》第37册
先行论述均称岳麓书院二道门联作者为程颂万，然其时在1911年。而萧穆日记表明，“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一联乃易顺鼎在光绪壬辰年所撰写。萧穆于此处先写“癸巳”，后乃圈去，旁注“壬辰”，此番审慎更正，想是核实后所书。光绪壬辰为1892年，本年易顺鼎在庐山栖贤寺营建的琴志楼落成，房屋十三间，藏其历年所积图书。这一联乃易顺鼎为藏书楼所撰，故联语颇切其事。
日记中提及的田自耘即田北湖，本名田其田，江苏六合人，据萧穆日记所示，田自耘“十六岁入泮，今年二十四，词章、算学颇有所得”，又萧穆日记载易顺鼎本年37岁，易生于咸丰八年（1858），则田北湖生年当在同治十年（1871）。许秋伊《以字求文：晚清国粹学人田北湖的文学批评建构》（《华中学术》第45辑，2024）考田北湖生年为1875年，卒年在1917年或1918年，似误。田氏生年在1871年，卒年当为1917年。田北湖早岁与汪荣宝（1878-1933）、唐文治（1865-1954）、吴稚晖（1865-1953）等人同在南菁书院求学，光绪年间在江西舆图局绘制地图，宣统间曾任中国赤十字会干事员，民国初年任清史馆协修，后在北大任文科预科教授，讲授“修辞学”“宋元通俗文”等。其人研治汉学，文宗汉魏，与刘师培等人同为“国粹派”一员，所撰《论文章源流》有名一时，然其人与易顺鼎究竟有何关系？
萧穆日记中田北湖的闲言，作为掌故固是兴味很浓的谈资，以之证明易顺鼎是“纳于大麓”联语的作者，却还要经过几重考验。第一重考验便是，田北湖是否和易顺鼎认识，倘不认识，那么田氏所言，不过是辗转稗贩的道听途说，可信度大大降低。
在考索田北湖生平履历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1917年冬田氏去世后，家计艰难，诸多北大教授赠赙资助。多年以后，田北湖家族仍然生计窘迫，其妹乃携田氏二子找到吴稚晖求助，并托吴稚晖转求汪荣宝援手。同年老友身故后家庭有难，吴稚晖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乃在致汪荣宝信中写道：
彼在万人如海中，所以独注意于先生以为可以援手者，非弟饰词为请，有所吊诡。彼乃狃于北湖之历史。当北湖之少年流落武昌，乃无端开具脚色手本，有“江南下士、楚北流民”等之雅号，以于易实甫。遂乃将实甫之佑，得饱食于中年。因此其妹深信北湖亦一小名士，必得大名士翼之。有一大名士翼之于生前，更必有一大名士，能翼之于身后。所谓大名士者，自然易先生已独步于楚南，而先生又岿存江东。以迷信必获善佑卜之，舍先生其谁？ ——（吴稚晖《致汪衮甫函》，《吴稚晖全集》卷14，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44页。原文标点如此）
这封请托信写得相当委婉，富有诙谐的故事性。原来田北湖早年流落武昌，自荐于易顺鼎，以名士身份得“仙童”易顺鼎赏识关照，因此中年生计无忧。据此可知，田北湖之获得江西舆图局差事，或也出于易顺鼎举荐。由于这层缘故，吴稚晖进一步申说田氏妹妹之见，以为田北湖生前受到楚南大名士易顺鼎庇佑，死后其家人当得江东大名士汪荣宝的庇护。这封请托信是否发挥效力，不得而知。田北湖和易顺鼎的密切关系，却由这封信清楚道出。事实上，易顺鼎与田北湖的友谊维系终身。据陈松青《易佩绅易顺鼎父子年谱合编》所示，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易顺鼎与田北湖、谭嗣同（1865-1898）等人同游江宁。辛亥、壬子之际，易顺鼎结寒山诗钟社，田北湖是社员。此外，1917年11月10日两人一道赴李汝谦宴，还被缪荃孙（1844-1919）写入《艺风老人日记》。
田北湖既然早岁与易顺鼎相识，且受易顺鼎知遇之恩，所述庐山见闻当然可信无疑。故萧穆日记的相关记载足够证明“纳于大麓、藏之名山”最早的作者乃是易顺鼎，时在1892年。然倘据此否定程颂万是这一集句联的作者，尚且为时过早。毕竟，聪明的读者或许要反问：程颂万之前可能并未听闻过易顺鼎此联，两人不过是英雄所见略同，联语偶然“撞车”罢了。毕竟此等集句联，谁为首创，恐不易断言，盖词句并非隐僻，熟读经史者皆可为之。
诚然，后来者与先行者情理相通，诗句联语暗合所在多有，不过移诸程颂万和易顺鼎两人身上，这番辩护却绝无可能。原因在程颂万与易顺鼎相交颇深，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两人就在长沙蜕园结湘社，且刻有《湘社集》四卷。此后两人友谊终身不堕，易顺鼎逝世后，程颂万为作墓志铭。
据《易佩绅易顺鼎父子年谱合编》可知，易顺鼎的匡山草堂经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秋季便告落成。倘如此，光绪十七年易顺鼎与程颂万会于长沙，或将琴志楼情况透漏。不过，《易佩绅易顺鼎父子年谱合编》的这一推断有误，匡山草堂的落成当在光绪十八年（1892）。楼成后，易顺鼎嘱陈师曾绘《匡山草堂图》。且本年易顺鼎《叠韵酬庆星子》诗云：“旧书重温热，驽马期十驾。方束深源阁，敢比长源架（惠诗谓余藏书甚富。）”据诗中易顺鼎这番重温旧书的感慨，知琴志楼亦当在本年庋藏图书。
即便琴志楼本年落成，光绪十八年（1892）以后数年间，程颂万与易顺鼎仍然交往颇为密切。据喻科辉编《程颂万先生年谱长编》梳理，两人在宣统三年以前已数十次相会，举其大者有：光绪十八年十一月，程颂万与易顺鼎会于武昌，程颂万有《中实和赠予集望庐山寄怀之作依韵录别》，其中云：“匡山琴志一楼云，吹下横江雁鹜群。”知程颂万知晓琴志楼落成于庐山。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至二十二年二月，两人时在长沙相会。光绪二十八年易顺鼎居程颂万武昌寓所。光绪三十年又与其弟易顺豫居程颂万武昌寓所。光绪三十一年，易顺鼎与程颂万会于武昌。光绪三十三年再聚武昌。宣统元年再会于北京。此外，光绪三十年程颂万侍易顺鼎父亲易佩绅（1826-1906）游九江，甚至一道游甘棠湖。凡此种种，可推测程颂万必然熟悉易顺鼎在庐山的情况。两人深交非泛泛可比，当其联床夜话，易顺鼎想必谈及琴志楼的得意联语。
喻科辉撰，《程颂万先生年谱长编》，自印本，2026年
由上可知，当宣统三年（1911）程颂万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时，程颂万当已知悉易顺鼎在庐山撰有“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一联。1911年岳麓书院大加修缮之际，程颂万顺其自然地将其移写到岳麓书院二道门。
程颂万借用前贤对联，班班可考。时至今日，爱晚亭南侧石柱联语：“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多种读物直指作者是程颂万。好在关于此联的原委，有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1766-1846）道光十年（1830）年编刊《岳麓诗文钞》为证，该书录欧阳厚基《岳麓爱晚亭》一诗后有编者按语云：“亭在清风峡内，罗慎斋山长筑。有‘莫讶艳红输，五百夭桃新种得；好将晴翠点，一双驯鹤待笼来’联语榜于楹。”且程颂万在《爱晚亭》一诗自注其事，故后来者方知程颂万一联乃是对罗典（1718-1808）一联的“夺胎换骨”。
程颂万宣统三年修缮岳麓书院及其周边建筑时，并不考虑联语的著作权，故而楹联并未署名。罗典一联既可以引用，则“照搬”友人易顺鼎的集句联又有何不可？
于是，将来介绍岳麓书院这一名联，当注明：“易顺鼎集，程颂万书”。至于此联的含义，原是易顺鼎为庐山上的琴志楼藏书而设，程颂万用以表彰岳麓书院藏书，自然贴切。后来有学者推许程颂万此联嵌入“麓山”二字为精巧，恐是“读者之心”的演绎了。
三、“易顺鼎冤词”是如何造成的
日记并非万能的，日记之眼所烛照的幽微处，或早有其他文献率先道出。于是，从日记提供的线索，勾连岳麓书院二道门的作者问题，在嗜读常见书治学者看来，未免泄露贫儿乍富的窘态。毕竟，早有一些笔记明确标举“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的作者是易顺鼎。如近代小横香室主人所撰《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二载“哭庵诗句”条云：“易顺鼎观察号硕甫，别字哭庵。……观察江西人，筑一屋在庐山上，榜其门曰：‘纳于大麓，藏诸名山。’”《清朝野史大观》最早由中华书局1915年印行，作者详情不可考，内容也真伪错杂。如这一条说易顺鼎籍属江西，显然错误，但该书所言易顺鼎在庐山筑室，门联为“纳于大麓、藏诸名山”，却道得其实。
民国时期的岳麓书院二道门
此外，传为李伯元（1867-1906）所作《南亭四话》有“易龙阳诗”一条云：“观察，湖南人，筑一屋在庐山上，榜其门曰：‘纳于大麓，藏诸名山。’”种种迹象表明，在清末民初的上海知识圈，如萧穆、小横香室主人、李伯元等文人，稔知易顺鼎撰有此联，只不过他们记忆中的联语文字小有差异，如将“藏之名山”误为“藏诸名山”等。
当日岳麓书院的名气远不如今天这般大，故而岳麓书院二道门的联语问题，很难引发争议。如上两类笔记也很少为研究者所注意，各类读物罕提易顺鼎自在情理之中。目之所及，盛晓光、赵宗乙主编《中华语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明指该联出自琴志楼，且为易顺鼎集句联。又余凌云主编《九江名胜古迹楹联》（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也确认该联归属易顺鼎。只此可见，支持易顺鼎是这一联作者的声音明显不如支持程颂万一方的声音大。
况且，江西庐山宣称“纳于大麓、藏之名山”是琴志楼联语，作者为易顺鼎，湖南岳麓书院称“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属于岳麓书院二道门，作者是程颂万，各家说各家话，并不曾想到这乃是一桩牵涉署名权的“联讼”。于地方文旅事业而言，如此相安无事自然皆大欢喜。然则将“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归于易顺鼎名下虽不乏其人，毕竟寥寥无几，这对易顺鼎显然不公平。况且，如当代某学者《一代诗魂易顺鼎》一文乃称：“易顺鼎晚年，隐居于庐山琴志楼，而以岳麓书院的‘纳于大麓，藏诸名山’榜其门。”（《湖南人的精神》，岳麓书社，2018）李逵居然变成李鬼，则易顺鼎于九原之下未免要发一噱。如挪用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的书名说法，岳麓书院二道门的作者问题或也可以名为“易顺鼎冤词”。
易顺鼎号哭庵，宜其身后遭此冤孽。然易顺鼎哭中带笑，程颂万善写笑，叶德辉却称其笑中带泪。衡诸“易顺鼎冤词”，叶德辉（1864-1927）倒也算得上先知。毕竟，易顺鼎丢失“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的大部分署名权，根源当然不在于好友程颂万的“攘名”，而主要在于后人的误解。
1911年秋季，程颂万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期间，虽时事孔殷，他仍然锐意革新学堂规制，且大兴工程。其中包括：重修爱晚亭，推倒亭前小土墙，刻张南轩、钱南园两前贤诗，且书“放鹤”二字，立碑于爱晚亭内，此碑即今爱晚亭旁之“二南诗刻”。此外，程颂万辟十彝器堂，藏商周以来古文物，这一古物陈列室隐具博物馆雏形。再有，即于二道门手书楹联，悬挂壁间。此外，因书院改学堂后，游客不知麓山寺碑所在，程颂万便开辟道路，且为麓山寺碑建立新的碑亭。
程颂万刊刻“放鹤”碑，即“二南诗刻”，实为四方石凳，原置于爱晚亭中
程颂万刊刻“放鹤”碑，即“二南诗刻”，实为四方石凳，原置于爱晚亭中
这几项工程当是程颂万生平于文化建设事业的得意之作，其《麓山堂》《爱晚亭》《半学斋》等诗作均有所提及。多年以后，程颂万侄孙程千帆（1913-2000）书“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一联赠与湖北大学朱祖延（1922-2011），称朱祖延“精研苍雅，著书满家”(杨建邺《我的发祥之地》），或者也是程千帆少时受乃叔祖影响的结果吧。
只不过，程颂万或许多所谈及这一楹联，但在自家诗文集中并未自承为二道门联语的作者。而后人却多方将其附会为撰者，原因何在？如其友人顾印愚等，大约是误读。至于更多人的误会，较大原因或在于程颂万修缮的建筑都是岳麓书院的标志景观，在岳麓书院历史上具有很高的显示度，而易顺鼎于岳麓书院贡献甚微。从岳麓书院的二道门，到内部的古物陈列室，再到爱晚亭，程颂万所营建的工程近乎在岳麓书院的中轴线上。这些景观在视觉层面深度影响了游客的观瞻，以致后此的游山者，不能不注意到程颂万的名字，进而加深对其有功于岳麓书院的认识。尤其是爱晚亭内的“二南诗刻”，有“宣统三年秋，补葺爱晚亭……程颂万并记”等硕大字迹，足以加深游客印象。况且湖南大学校史也对此再三道及，如《中华民国十八年湖南大学一览》介绍爱晚亭即云：“监督程颂万葺理之，并于亭中方石凳四面满刻张南轩、钱南园诗句。”再加上陈子展等人文章的影响，于是与这几项工程有关的文字，很难不被悉数附着于程颂万身上。
况且，琴志楼在1930年倾圮，片瓦不存，而岳麓书院至今弦歌不绝。外加此联悬挂在岳麓书院，镶嵌“麓山”二字，较庐山琴志楼尤为恰切。职是之故，岳麓山这一联影响力渐渐“独大”也是顺理成章的。
此外，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名胜古迹在不断的重建和修缮过程中往往难以追根究底。外加对联主要目的在发挥实用功能，古代大部分文人对对联的署名权并不特别措意，于是，对联往往成为署名乱象的重灾区。许多有名是联语常被错乱安放到一些名人头上，或以佚名对待。以岳麓书院为例，“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多被认为是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和弟子张中阶问答而成，实则清康熙年间湖北安陆知府杨绿绶所作《创建阳春书院记》即有“词擅白雪，句赓阳春。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句，杨氏创作在先毫无疑问。且杨氏所言乃有确切的文献证据，而传为袁名曜及其弟子所作者，迄今未见清代相关文献记载，疑是后人附会之见。即便“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确系清嘉庆年间悬挂到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很大可能也是直接借自阳春书院。毕竟，诗文联语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创作很难如AI一样高度重叠，后人与前贤暗合的概率仍然较小，较大的可能性仍是借用成句。只不过，那关键的文献证据仍然沉默，尚未击中我们而已。岳麓书院大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联尚且作者难明，渊源不清，二道门的楹联云山雾罩又岂是怪谈！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是现代史学家蒙文通（1894-1968）总结的一条治史经验。以之测度文旅景点于诗文联语的穿凿附会现象，往往屡试不爽。只不过文史辨析说有易、说无难，前人偶然的疏失或有意的造作往往在后来造成灾难性的误读。以“纳于大麓、藏之名山”联为例，如不是偶然触及《萧穆日记》，笔者万难解开这一联语的作者之谜。而如今短视频平台上大量充斥伪冒吕蒙正的《寒窑赋》、伪作徐霞客的《青云志》等假古董诗文，且持续增长，渐呈井喷之势，令人触目惊心。数十百年后，这些假古董弥漫天下，必然造成伪不胜辨的惨象。初念及此，笔者难免心寒。转念一想，又复释然。毕竟，在AI新时代，虽然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易顺鼎也确乎收不到一点版权费，但文献学的分支之一——辨伪学倒不愁无用武之地。于是，在喜忧参半中，笔者匆匆草就此文，请读者诸君先行批评。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湖南日记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