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为《香港哲学丛书3：开放社会与离散——纷乱时代反思香港与自由》自序 ）
「我不相信，没有个人经验的思想过程是可能的。任何思想都是经验的反思。」 ~Hannah Arendt （鄂兰）
自由之自觉
张佛泉的《自由与权利》一书，到今天仍被视为是华文世界中关于自由思想的杰作。张氏在1954年为该书撰写序言时说：
「以前我们读英美人『无法出让的权利』(inalienable rights) 之说，辄将它轻易放过，实在并未懂得。只有当空前未有的极权统制在大陆上暴兴之际，我们才得了悟英美人何以要讲『无法出让的权利』。」
为什么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个人权利是「无法出让」的呢？张佛泉在书中作出的以下解释至为关键：
「『无法出让的权利』之说，其道理并不在人曾有此权利，因之不可以出让，乃因人一朝有了自由之自觉，即无法将此自觉出让。人既已自觉为一主体，即使有意将权利之形式出让，无奈自由之自觉却依然还在。至此，人权已无法与生命撕拆得开。故人在历史过程中，未至自觉自由阶段，尚有被奴役可能，但一朝意识到自由，便已无法再将它排除……人权不但无法由人抛掉，甚至无法为他人所否认。摧残人权（一如屠宰人群）是可能的，但否认人权则不可能。因一朝不承认人是权利主体，此人便先已自外于人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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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泉先生在这里说的「自由之自觉」，是一认识的过程，是人在思想上进行反思的结果。人可以是活在自由的国度而不自觉，所谓「相忘于江湖」。在去国流亡，「相忘于江湖」变成「相濡以沫」的时候，人自觉的主体对过往未知其所以然的经验进行哲理上的反思，从而建立了自由之自觉的认识，这也许正是佛泉先生写《自由与权利》的贡献。
《开放社会与离散：纷乱时代反思香港与自由》是一本文集，分5组文章，共35篇。大部分文章写于2022年后，一个政治纷乱、大批香港人离散至外地的年代。
文章虽然具体内容每篇不同，却有以下的连贯性：那就是在这纷乱离散的时代，反思和回顾战后香港相对自由开放并抗拒极端政治的传统，以及这传统引伸出来的理念、价值、制度和实践。文章的反思，很多时是通过阅读相关课题的一些主要著作进行，或回顾作者在香港的个人亲身经历。
要对这传统进行系统、深入和寻根究底的反思，是认识上的大课题。但要对战后香港开始作「自由之自觉」的思考，却毋须必定先有一完整和全面的计划才能进行。反思也有不同的层次。文集中，有些文章观察具体的、生活的现实经验；有些则追问和分析这些经验和传统背后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也有些试图寻根究底地努力反思其知识上的哲理以及人文的根据。
文集的文章及其反思，难免片段零碎，不能跟《自由与权利》系统地提出「自由之自觉」相提并论。但作为开始，我希望能较深刻的认识到，这传统是怎样在香港渐冒出来，并尽量厘清其赖以存在的前提、土壤及其蕴含的观念价值和不足，从而进一步了解战后香港与开放社会、香港人与自由的关系。
华人社会与英式自由
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艾格思（艾格思）和贾维（I C Jarvie），是20世纪自由思想和科学哲学家波普（Karl Popper）的门生。他俩在1960年代初、中期，曾先后在香港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引用过波普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于1969年出版了研究战后香港社会的专著《香港：一个过渡的社会》（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贾维后来在1970年代，也出版了反映香港电影及从中透视出香港社会特色的专书研究（见《香港之窗：香港电影工业和香港观众的社会学研究》[Windows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这些著作关注的一个重点，正是观察和分析，战后十多二十年来的香港社会，是否正从一个以华人移民/难民为主的殖民地，发展为一个现代的开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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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个过渡的社会》提到，战后的香港虽然主要是个华人社会，但除了新界的传统村落，香港和传统的华人社会是有重要分别的。
艾格思和贾维指出，尽管战后香港的华人承袭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但由于当时的香港，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市区，因为战争、政治、经济和家庭团聚等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个移民/难民社会，缺乏传统华人的宗族、本土士绅官吏阶层和制度等作为中介，其迈向现代社会时的潜在可塑性，和传统华人社会颇不一样。加上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英式传统、价值、制度和习惯，在社会的上层有垄断地位，因此能在整个香港，尤其是菁英阶层和正规的体制中占主导位置。
这些移民/难民在香港出生的下一代，其成长过程自然受到家庭和中华文化的影响。但在教育、流行文化、专业工作以及公共领域中的正式制度里，不论是语言、理念、价值和行事标准，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英式或西式的。因此，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两代的华人相比，不单在文化、思想、习惯上开始不同，他们的关注焦点和视之为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愈来愈以香港为中心，并且中西夹杂。1966年因天星小轮加价触发的抗议和数以千计年青人在九龙街头的骚动，贾维认为正是这种社会转变的反映。
在政治思想史的领域内，有一种说法我认为是不无道理的，那就是在现代之前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不论中外，主要是以追求善治社会作为最高目的。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 主张的哲王，还是古典儒家那大学之道明德至善的追寻，皆有类似的要求。但当欧洲进入16、17世纪，个人地位逐步上升的现代，以遵守公正的共同规则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思想和制度，取代了古典时代对至善社会的追寻，自由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政治范式。其中英国更被认为是西方不少自由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华世界，自从严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系统地将西方的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现代经典翻译到中国后，自由也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化的一大价值。
在大中华地区的华人社会中，香港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她被英国殖民者直接统治了150多年，英式的不少和自由传统有关的制度和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主导著香港的发展。这是中国大陆和台湾所没有的。新加坡这个华人占多数的社会也曾是英国殖民地，但她的马拉裔和印度裔的居民为数不少，加上独立后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地以选举/家长威权制的方式一直管治著新加坡，公权对社会和个人的限制和干预，相对于香港而言，反而是更多。
认识个人自主性的学习
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代下半在香港出生后，1960年代在殖民地港英政府的官立小学读书，1970年代先后在天主教和圣公会办的中学就读，然后于1977至1980年问学于非常英式的香港大学哲学系和政治系，并于1980年代初至中，分别在港英政府的香港电台和政务职系从事公共广播和公共管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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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下半至1990年代中，我和妻子到了伦敦工作并生儿育女。我之后半途出家，回到香港的大学从事教与学的工作近30年，直至2022年中退休后，返回英伦与子女家人团聚。我在香港的经验，可说是既得益于其战后的经济起飞、几十年逐渐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以及中西荟萃的环境。退休前，我和香港更经历了好些年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抗争运动。
现在细心反思我在香港的学习、成长和工作经验，香港在战后能逐渐发展成东亚地区一个自由开放的大都会，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不少英式的价值、传统、制度和习惯，在香港得以践行。另一方面，实行革命党国体制的中国大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乌托邦社会工程所带来的浩劫后，在开放改革政策下，于1980年代与英国就香港1997年归还给中国的谈判中，提出了保留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和普通法制度，并实行「一国两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向点滴社会工程的一大转向，也成为了香港的自由传统能够跨越1997的根据。
上述的外在社会条件和我个人的香港经验，使我退休后这些年，念念不忘战后香港逐渐成形的自由传统这课题。而我年青时在香港大学的学习经验，现在回想起来，对我重视自由开放也许是至为关键。
抚心自问，我在香港大学就读学士课程的三年，并没有认真读书。
那时是1970年代香港学生运动火红年代的后期，我和运动的活跃同学一样，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学生会的「放、认、关、争」（即：放眼世界、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的活动中，只是花最低度的时间在功课学业上。即便如此，我在香港大学哲学系的承教经验，让我深受启发。这经验协助我建立个人的自主意识，明白到自由的人文精神对人之所以为人、对文明的发展，真是至为重要。
英国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校长科里 （William Cory）曾经说过：「你到一家了不起的学校，最重要的就是学会自我认识。」要认识自我，便得既要有自我，同时也要学好认识的过程和要求。正是通过这过程和有关要求，主体的自我才得以逐渐确立。
科里认为，求学，不光是要取得知识，因为一般人大多能记取到相当份量的资料和知识。对他来说，求学，主要是在面对批评的挑战下，磨练心智的认识。科里说：「到一家优秀的学府，是去学习艺能和习惯。学习专注的习惯，表达的艺术；学习短时间内，把握好新的知识立场；学习很快理解到他人的思想，养成接受自己的立场被责难和否证的习惯，同时懂得有分寸地表示同意或异议。学习同时是要学会就是毫厘之差，也能准确分辨出来，并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可能范围里能达致的成果。学习就是学会有品味，分清优劣，既保持清醒头脑，心智上又能勇而不惧。」（引文来自欧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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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Oakeshott] 的〈诗在人类交谈中的心声〉“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尽管香港大学哲学系和伊顿公学没有关系，但我 1977至1980年在哲学系的学习经验，使我对科里那番话，大感共鸣。
那时，哲学系是个细小的部门，老师好像就只有六、七个，全部都是英国学者。他们大概不是顶尖哲人，但在其专注的学术范畴内，个个都称职，对相关学科的传世经典和最新有份量的文献都很熟悉，并且拥有自己的见解和有理据的立论。
在我修读的哲学课中，系内学习的方式和风格，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以下几个重点的。
首先，老师们授课或进行讨论时，多是从具体而根本的问题出发。例如在知识论的课程中，开宗明义的一个问题，很可能就是：「我们是如何真的知道的呢？」
接著，从探索这问题出发，老师会引导我们去认识对这问题的各种不同但同样是经典-——也就是受得起时间考验，到今天还是最有份量和相关——的回应。
例如，以心物二元为前提的经验论者，认为要把求知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对象截然区分开来。于是，对他们来说，回答这问题的关键，便是主体的认识和所知，如何真的反映或把握住那客观存在的、被认知的对象的真实。但是，不认为心物最后是二元的唯心论或唯物论，却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思考。前者认为所谓反映和把握住那客观存在的、被认知的对象的真实，说到底还得依赖认知的心灵主体去进行。因此，问题的重点反而是，心灵主体如何才能内在并整全地，寻得认识上最连贯、通透的认知模式。至于唯物论者，他们指出，认知主体的视野和前提，不是凭空抽象地爆出来的，而是受其身处的种种外在的客观条件和规律影响甚至决定。所以，怎样发现、展示和掌握这些外在的条件和规律，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
再者，在这学习过程中，老师要我们直接阅读有关课题的经典文献，并特别重视导修课同学的论文表述，以及由此引起的讨论。在论文表述及其后的讨论中，不管我们采纳了哪一种观点立论，包括是老师自己或经典大师的观点立论，老师都会采取批判的角度，挑战我们各人的主张，迫使我们进一步澄清或提出更强的论据，捍卫及改善自己的立场，否则便得另觅蹊径，重新探索自身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和再建立自己的看法。
科里说，求学，主要是在面对批评的挑战下，磨练心智的认识。在哲学糸的学习让我第一手接触到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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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而根本的问题出发，我们在学习如何有焦点地作出寻根究底的思考。以经典为参照本，是要求我们向文明目前达致的最高标准学习并作出回应，以建立自己的看法。在这情况下，我们面对到的批评和挑战，往往是最有力又难以一笔勾销的。著重导修的讨论，不断学习努力聆听，不怕批评，同时又得尝试清楚发展自身能站得住脚的观点。这样的「自我认识」的学习，意味著人是应该努力通过认识这个世界，以建立自身的主体自觉和观点。其中最经得起考验的探索方法，是要我们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了解世界和接受批评，并和一同学习的人互相诘难讨论，认为个人观点的建立，得向文明最好的标准作参照、补充、甚至超越。个人观点的建立，离不开学友间相互批评和开放辨解的讨论发展出来，当中不能唯我独尊，更须不卑不亢地「既保持清醒头脑，心智上又能勇而不惧。」
这种建立「认识自我」的个人主体性，尊重和承传文明那和而不同的多元成果，强调自由开放的批评讨论和学习，以建立自己的观点，大概很难用直接的方式，展示是怎样促使战后的香港逐步变得自由、包容、充满自我的性格和创意。但这种学习精神，就其风格和特色说来，显然是和人文博雅教育以及自由思想很是一致，也是开放社会的基石。
余话
香港大学哲学系的教育让我发现自我。通过学习经典，从批评诘问中，锻炼自主的心智思想，尝试建立站得住脚的个人观点，进入人文教育的殿堂，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认识世界，提醒自己要开放心灵，谦卑地认识人之所以为人光辉之处。就个体而言，这是人自主性的建立。从推己及人的层面看，是自由文明社会基点的确立。在殖民地大学有此学习经验和反思，许是始料不及。
这种人文教育是菁英式的，而且得依赖西学东渐。这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广至众多香港人，成为大家的第二天性，实在难说。这也是这种自由开放的人的教育在香港单薄之处。
殖民香港的自由传统的最大不足，也许就是没有政治自由。波普界定政治自由为公民可以用和平手段更替政府，向执政者问责。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人从来没有政治自由。殖民政府那仁慈家长式的守护香港整体利益的管治手法 （请参阅文集中〈不偏不倚的管治伦理〉一文），在战后的确让香港大部分时间安定繁荣，也使香港人多年来享有少受公权干涉生活的消极自由。但政治自由长期缺席，使香港人在现实政治上非常缺乏经验。回归后香港更不能不直接面对一个强大的党国威权体制。20世纪后期出现的香港民主和选举运动，不时也出现过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但这还是未能避免2019年发生的大冲突和挫败。香港正为此付上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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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这些反思，也许离不开密涅瓦猫头鹰 （Owl of Minerva）的局限。我从不敢确定，思想上的反思能够改变世界。但当政治行动家改变世界的尝试，往往带来始料不及的结果时，能有猫头鹰的认识，帮助我们在自由的自觉上知其然也尝试知其所以然，或许也不应太过自责了。
本书大部分文章，曾在《绿豆》、《灼见名家》、《端传媒》、《独立媒体》、《众新闻》、《明报》、《政治思想史》等处发表。文章版权属作者所有。
作者在此多谢香港大学学长洪清田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叶浩君为文集写序。也多谢《香港哲学丛书》的邀请，使《开放社会与离散：纷乱时代反思香港与自由》能出版与读者见面。
谨将此书献给珍爱自由的人。
张楚勇
2026.05写于英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