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离世8年，邱嘉秋始终害怕想起那个最后的时刻。临终告别的前几天，他回了一趟家，取来一份遗体捐赠证明，那是父亲生前就做好的决定，希望自己的身体在死后还能发挥一点作用，帮助医学生，或者用于科研。
遗体捐献者被尊称为无言的“大体老师”，他们不会说话，却教导着医学生们认识人体结构，模拟手术训练，是许多学生解剖课上的第一位老师。“大体老师”的来源主要依赖于个人捐献。截至2026年9月，全国累计遗体捐献6.9万余例。
对于家属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这些年，邱嘉秋一直回避这段记忆，直到看到这条新闻——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一名2026级新生在解剖实验课后，对“大体老师”头骨标本进行摆拍，并在朋友圈发布，学校已进行批评教育、处分，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作为遗体捐献人家属，邱嘉秋不可避免地生出担忧和痛心，“想象自己的家人如果遇到同样的遭遇，没有被尊重，这比切肤之痛更甚。”愤怒过后，他很快向长沙民政学院、当地卫健委等相关部门提交书面函件，向有关部门提交参政议政建议，并写下《一位遗体捐献人家属的公开信》，试图推动程序的改变。
以下是邱嘉秋的讲述。
文|李晓芳
编辑|王珊瑚
我第一时间就从网络平台上看到这个事件的报道了，当时的心情我可以用“悲愤交加”这个词来形容，简直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信任完全被击碎了。
我的父亲在北京完成遗体捐献，虽然（遭遇新闻里的对待）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想象自己的家人如果遇到同样的事情，没有被尊重，对于亲人来说，这比切肤之痛更甚，冲击是非常强的。
但情绪是情绪，我在想是不是应该解决问题，或者说在规则层面有所改变？遗体捐献人会被称为无言的“大体老师”，他们是说不了话的，在捐献的时候是无言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也是无言和无能为力的，没有一丝一毫发出声音和产生情绪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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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为遗体捐献人家属，我想的是如何能让无言者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待遇里，能够对涉事人产生影响，能改变这个事情？10月31日，我已经依照法定途径，向湖南省卫健委、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校提交实名书面函件，申请校方自查、主管部门启动全面核查，就相关疑问给出正式答复。
同一时间，我也提交了参政议政建议，呼吁完善遗体捐献全流程溯源机制、大体标本伦理监管规则，从制度层面压实各方责任。11月2日，我写了《一位遗体捐献人家属的公开信》，公开呼吁善待、尊重遗体捐献人。
其实作为家属，大家是不会时时想提起（遗体捐献）这个事儿的。即使当初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尊重了我父亲的意愿，我还亲自护送我父亲完成遗体捐献，但这毕竟是我们最亲的人，成为大体老师最终还要经过一系列解剖，这在我们心里是个坎，它是很痛苦的。
我父亲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当时是医院做宣传的时候，我父母看到了，他们觉得这个做法挺好的，到人生的终点还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很有意愿，就签了捐献协议，不太复杂。
他们回来跟我说了这个事情，我其实心理上是不太能接受，但我忍住了，也没有特别深入去问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子女经常会陷入一个偏见里，觉得我们正当年，我们是社会主流，对当下的信息掌握得更全面，而老人不太懂。但不是这样的，我和父亲会就很多问题进行辩论，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大小事儿。这件事情上，我们反而没怎么讨论过，我相信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我父亲生前在新华社工作，母亲在图书馆，他们工作生活的环境是相对单纯美好的，他们身上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大家还是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选择的时候就是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比如万一我真说服了他们放弃（遗体捐献）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毁掉了一部分他们的理想。
邱嘉秋的父亲。讲述者提供
我后来也去医院了解过，签（遗体捐献协议）的人其实是不多的，签完之后也不一定会履行，会因为家属反对、自己改变主意等等撤销登记，捐献率可能也不是很高。
（注：截至2026年6月，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739万人，其中包含遗体及器官捐献志愿者，但实际捐献还需要经过直系亲属同意、机构接收等环节，登记人数并不等同于实际捐献人数。）
大部分人入土为安的念想还是非常重的。我们家族里其他人之前是不知道父亲签了遗体捐献协议，父亲病重的时候，亲友们过来探望，有一些长辈挺明确地表达出不理解，都是很苦口婆心的，大致是说还是要尊重习俗。
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个长辈就说，我是不会这样（处理自己遗体）的。他也不是针对谁，但作为子女，心里肯定还是不好受，身上明显感觉到压力。
那段时间我和母亲每天都在医院陪床。我是在父亲去世前几天，回家先取的遗体捐赠证明，我记得是需要我们打电话联系工作人员，然后分配到协和医院的接收站。当时正逢过年，满城灯火家家团聚，我们则聚在医院，等待送别，我还要特意去取遗体捐赠证明，无疑是种煎熬。
后面我亲自把父亲送到遗体捐献的接收房间里头。我提出想保留父亲的一部分牙齿和头发，如果未来科技进步，或还要入土，那还有机会，也是一点念想。
然后我现场是要目睹工作人员拔牙的（停顿）。当时还有一点点告别时间，工作人员说家属有什么话，可以最后说一说。时间很短，有些话在父亲生病那几年也说过很多遍，我也没停留太久，就在心里默默地跟父亲做了最后的、短暂的告别。然后就到父亲遗体被推走那一刻，我的记忆就停在这，再往下，我就不会再想了，也不敢想。
父亲是在2018年去世的。在我们这个家庭，我们并没有反反复复地来问问父亲要不要放弃捐献，尤其在他生病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头，也没有谈论过，因为决定了就决定了。包括长沙这件事之后，我跟母亲都不会讨论，大家是主动回避的，每去想一分就是一份残忍。
站出来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我这次的公开信里提到了要有一个溯源机制，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刚才讲了其实也不愿提起细节往事，这是逼得我们不得不有这么一个机制，反过来也是一种规则和压力，从捐献、分配、管理、教育每个层面，都能让参与其中的人了解到，这个事情是受到监管的，让他们规范行为，而不是总要事后解决。
很多家属可能也不会真的去仔细查亲人遗体的去向，他们都是愿意信任这个社会。大家捐（遗体）的时候，就已经是抱着只要以医学为目的，你怎么用都行的态度，其实是交付出权利了。这件事的发生，变相击溃了大家交付的信任。我在网上就看到好多人说，他们要考虑到底捐不捐（遗体）了。
这也是我在公开信里提的，溯源机制只是一个预防行为，我们并不希望去限制大体老师的用途。同时也是对所有捐献人家属的一种安慰，最后是希望能够修补和重建信任。
医学生在清明节来临之际，在解剖课堂开展“致敬大体老师活动。IC photo
11月9日，距离信件寄出11天，学校来电了，提到学生对大体老师标本摆拍属实，但标本刻字事件不是学校的（注：长沙民政学院事件发生前后，网络上也流传出医学生在大体老师身上刻侮辱性文字等视频，但视频来源未知，没有确认涉事人身份），学校表示未来将加强管理。
我也说明了我的主张和态度，以追踪结果为主，想要一个正面回应，责任不应该全由学生背负，给学生一个取消评优的处理方式，这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也无法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科学的处理方法。
我没有跟我母亲提（撤回捐献），我写的公开信我母亲肯定看到了，但我们俩没有聊起来一句话。她本来性格和善豁达，我之前留下父亲的一部分头发和牙齿，不是有衣冠冢这个说法吗，我们也讨论过，但我母亲就说，这样就违背他们做遗体捐献的初心了，就没有意义了，变成形式主义了。那部分遗物现在就只是一直干燥保存在家里。
我父亲生前也说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是有点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那种心理的，想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对身边人有责任感。我父亲就是长沙人，年轻时来到北京工作，很多后辈曾得他早年用电报和汇款一点点资助，他也经常会写信鼓励家族里的年轻人，比如说一定要好好上学，坚持学业。有些亲人遇到困难问他意见，他也会很热心地写信一点点分析道理。
在家庭里，他是那种典型的严父形象，比较寡言，我们父子之间也都不是特别善于直面感情。但他给我写了很多东西，他毛笔字写得很好，每天晚上没事就写写字，有时候会给我写一些寄语，或者引用一些鼓励型的古文。有的时候是我特意买个空白册子，跟他提要求说爸，你就写在这上面。
邱嘉秋父亲写给孙子的寄语。讲述者提供
他最后写了一封可以说是遗书吧。在床榻上，很费力地念出了思量多日的家训，记得前两句是“奔流不息，拼搏不已”。他写还是有些事放不下，希望我能够控制脾气，出门遇事别跟人气冲冲……就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最真切、最朴素的关心。那时候他生病很虚弱了，看他写的字，到后面就是没有力气的那种状态了。
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我家里的一些事，但这件事我思虑再三，为了我父亲的心愿，为了他和其他遗体捐献者能被好好对待和尊重，这是必须要说出来的一件事，说出来也许还有机会修补和挽回。
公开信里我也说，希望替家属们说几句话，不是每个人都方便站出来，但遇到这件事，大家估计都处于巨大的不安和悲愤中，（我）或许能替无数默默牵挂的家属道出心里的忧虑。别当我们不说话就是接受现实，不能漠视我们的愤怒与悲伤。
注：国内遗体捐献秉持本人自愿、直系亲属同意、无偿捐献原则。捐献者可以通过线上申请，或到当地红十字会和指定的遗体接收站登记。捐献人去世后，需经全体直系家属（包括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共同同意方可实施捐献，家属可以联系当地红十字会或接收机构确认捐献意愿。
接收机构会第一时间安排捐献协调员对接家属，核实捐献者生前意愿、家属意见，进行医学评估等，分配到当地规范的接收站，捐献者不能定向捐献，遗体经过防腐等专业处理，最终用于医学教学、科研。
国内目前在器官捐献上有相对完整的监督链条，2024年施行专门法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但在遗体捐献上，全国性统一立法并不完善，主要依据地方性法规，比如《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写明，接受单位应当建立专门档案，完整记录遗体的利用情况。捐献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执行人有权查询遗体的利用情况，接受查询的单位应当答复。
《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提到，在利用遗体时，应当举行仪式表示对遗体的尊重和对捐献人的敬意，不得有侮辱遗体的行为。第三十条规定，对遗体利用完毕处理不当的，或者有侮辱遗体行为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由省红十字会撤销其遗体接受单位登记。
总体而言，各地管理、监督情况还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