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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他导演了中国最早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后来成为国歌

他导演了中国最早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后来成为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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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一部叫《风云儿女》的电影上映了。它的主题歌,后来成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多人知道田汉、知道聂耳,却不知道把这首歌“接生”到银幕上的导演,是从上海美专走出的一个扬州少年。他叫许幸之。

许幸之是画家。1930年代初,他画《失业者》《铺路者》《逃荒者》。他是导演。《风云儿女》之外,1937年他改编、导演话剧《雷雨》,还写下了抗战儿童剧《古庙钟声》,这出戏后来曾在延安上演。他是编剧。他曾多次改编鲁迅的《阿Q正传》,还创造性地融入《孔乙己》《药》的内容,自1930年代首演至今跨越不同时代持续演出。他是战士。抗战烽火中,他在新四军参与美术与戏剧工作,画下战火中的写生。他是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他登上大学讲台,讲授美术史。他还是“重新拿起画笔的人”,晚年的静物画里,东方的诗意和西方的光影安静地融合在一起。

1904年4月5日,许幸之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理论家,也是影剧编导与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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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油画《自画像》,约1926年,画布,尺寸不详, 东京艺术大学收藏

日前,“雄歌一曲献中华——许幸之艺术成就回顾展”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展览共展出许幸之绘画作品200余件,同时涵盖美术理论、文学创作、电影及戏剧实践等相关作品与文献,呈现了这位20世纪跨界艺术家的艺术成就。

展览举办之际,澎湃新闻记者对话许幸之长子,中央美术学院燕郊分院图书馆原馆长许国庆,谈《风云儿女》幕后不为人熟悉的往事和他眼中的画家父亲。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雄歌一曲献中华”作为展览主题?

许国庆:这个主题来自许幸之的学生蔡若虹先生。蔡若虹早年是许幸之的学生辈画家,上海美专毕业,曾在许幸之导演的电影里做过美工,后来去了延安,解放后在中央美院工作,成为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1991年12月许幸之去世后,蔡若虹很悲痛,写了一首怀念词《西江月・怀念许幸之同志》,词中有一句“雄歌一曲献中华,留得千秋佳话”。展览的主题就从这句词来。

许幸之一生多才多艺,在绘画、电影、戏剧、文学、美术史论各个领域都有所成就。但他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贡献,是1935年导演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抗日题材故事片《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以“雄歌一曲献中华”这个主题,是把许幸之一生不同亮点中最亮的一块展现出来。

澎湃新闻:回顾展从中央美术学院巡展扬州,再到南京艺术学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许国庆:南京艺术学院是许幸之母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继承者。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教育部把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成为南京艺术学院。许幸之是上海美专早年的毕业生,所以这次巡展来到南京,就是回到了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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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中期,许幸之(右一)、吴印咸(左一)与上海美专同学合影

澎湃新闻:上世纪30年代,许幸之先生拍摄《风云儿女》时,有哪些特殊的经历?

许国庆:那个时候大环境很严酷,1933年发生了艺华影片公司被打砸的事件,1934年《申报》还登过一则声明,国民党当局把田汉、夏衍还有我父亲许幸之一共七名左翼文化人列入黑名单,警告所有电影公司不许拍他们写的剧本,电影院也不准上映,不然就要炸弹伺候。这已经是我父亲第二次登上国民党的黑名单了。早些时候许幸之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制景师,他之前就经常承接布景设计的活,写过社会题材的故事,也发表不少电影理论文章,就被视为赤色的左翼分子。

后来许幸之和吴印咸一起,在上海青年会办了绘画与摄影联展。夏衍看了这个展览后,就找到我父亲交代任务。最开始田汉写了一个故事叫《凤凰的再生》,但田汉主要写舞台剧,并不熟悉电影剧本创作,于是由夏衍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改名叫《风云儿女》。组织上决定,由许幸之当导演,吴印咸担任摄影。说实话,那时候他俩都没有独立执导、独立掌机拍电影的经验,只是平时白天上班,晚上偷偷观摩前辈导演、摄影师拍戏,默默学习积累。

之后我父亲就回到苏州,专心完成分镜头剧本,之后返回上海。1935年1月20日,《风云儿女》正式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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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许幸之导演电影《风云儿女》现场照片  金石声摄影

这里还要说到《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来历。那时候田汉、阳翰笙被捕,关押在南京的监狱里。夏衍交给我父亲的电影文学剧本当中,《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这两首歌的位置全部是空白。田汉在监狱里,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写在了香烟盒的衬纸背面,由探监的人偷偷带了出来。这个香烟盒还被茶水浸湿过,字迹模糊不清,交到孙师毅手上,由他重新抄写。抄写的时候,孙师毅把原稿里“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这个改动就沿用了下来。之后谱写曲子的任务,就交到了聂耳手上。

那时候我父亲31岁,聂耳才23岁,性格活泼热情。我父亲原本想邀请聂耳出演片中的一个角色,但聂耳在百代唱片公司有本职工作,业余还要指挥合唱团,实在抽不出时间演戏,只答应负责音乐创作。

有天夜里,我父亲拍完戏回到公司宿舍刚躺下,天快亮的时候聂耳突然兴冲冲找上门,把刚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带过来,当场演唱给我父亲听。聂耳当时就立志,要写一首属于我们中国的《马赛曲》。听完演唱,我父亲给他提了两个修改意见:一是曲子开头调子太过低沉;二是结尾反复吟唱,收束得不够有力,建议多加一个“进”字,就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前进!前进!前进!进!”聂耳当场拿起铅笔就修改曲稿。

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的创作也很有意思。聂耳希望融入民间音乐的味道,就让我父亲哼唱熟悉的江南小调。我父亲就把小时候母亲教给他的一支扬州小调哼给他听,聂耳凭着这段哼唱,完成了作曲。这首曲子听上去悲切,但骨子里带着倔强抗争,现在还是国内音乐学院女高音专业的重要考试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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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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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是由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

拍摄片尾群众奔赴抗日战场、齐唱主题曲的那场大戏,里面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幕后难处。最开始剧组打算直接用聂耳在百代录好的七人男声小合唱唱片,当做现场的背景音乐。可一试拍就发现,七个人的合唱音量太单薄,撑不起宏大的群众场面。剧组的助理就出了个主意,把现场四五十名全部演职人员集合起来,做大合唱。

于是大家花了两天时间排练。因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会在片场四处监视,这场戏只能放到夜里拍摄。大家一边表演,一边合唱,又不能把声音弄得太大,怕吵闹到附近老百姓,万一被人举报就全完了。父亲曾跟我说,拍摄的时候还有个巨大的安全隐患:演员要举着火把,穿过亚麻布景搭建出来的门洞,麻布一碰到火把就极易起火。我父亲当时心里最紧张的就是怕布景着火,万幸这一整场难度很高的戏份,一遍就拍摄通过,所以成片里面能够听到男女混声合唱的效果,这一点王人美的回忆录里也有记录。

电影公映是在当年的金城大戏院。翻看当时《申报》的全版电影广告,主演王人美、袁牧之的名字字号很大,而导演许幸之的名字印得特别小。最早刊登《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画报上,只有聂耳的署名,看不到田汉的名字,那是因为田汉还身在狱中。最早的唱片,A面是《铁蹄下的歌女》,B面才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些都是很少被人提及的真实往事。

澎湃新闻:许幸之曾三次改编鲁迅《阿Q正传》,并被搬上话剧舞台。您能介绍这三次改编的情况么?

许国庆:第一次改编在1937年。鲁迅去世后,父亲回到家里非常沉痛,于是想把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改编时,不只是《阿Q正传》,许幸之还把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物也一起融入,把剧本定位为悲喜剧。在反复思考、听取朋友意见后,于1937年在《光明半月刊》上连载。剧本被送到延安后,人民抗日剧社在1937年五六月首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都看了演出。当时的导演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在所著的《续西行漫记》中记载了这场演出。

第二次改编在1939年。当时,父亲在上海孤岛时期从事演剧活动。由他教学的中法剧社的小演员们完成了演出。从1939年7月15日至30日,连演15天,每天两场,共演30场,轰动一时。好多上海沦陷区的市民都跑到租界来看。上海文化人丁景唐先生90岁时接受采访回忆,他当时组织流落在上海的流亡大学生来看戏,还组织赤色公会看戏。令人感动的是,当时正值台风季,上海市民排着五六十人、三四十人的队伍,打着油纸雨伞,冒着雨、浑身淋湿了来买票。鲁迅夫人许广平也写文章推荐许幸之改编的《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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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许幸之第二次改编了六幕话剧《 阿Q正传》之后,亲自导演中法剧社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演出,在当时引起轰动,图为当时编印的演出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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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底,导演许幸之与饰演阿Q的演员王竹友合影。

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全国有十几个剧团演出《阿Q正传》,这次展览展出了北京实验话剧团的20多张剧照。第三次改编在1981年。最新一次演出是2024年12月,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本科班重新排演,展览也展出了演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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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全国一些剧团纷纷重新上演许幸之改编的《阿Q正传》六幕话剧,图为沈阳话剧团演出剧照。

澎湃新闻:许幸之在中央美术学院长期任职,他在油画领域有哪些突出的代表作?

许国庆:许幸之早年在上海美专接受四年正规油画训练,之后东渡日本,拜入日本美术巨匠藤岛武二门下深造五年,与倪贻德同为藤岛武二培养的中国留学生,系统研习西方油画。

许幸之的早期代表作品包括《晚步》和一组“三者”组画。

1926年的《晚步》作品描绘日本的一位老人牵狗于夜色中散步的场景,画风带有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199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中国首届风景油画邀请大展”,将《晚步》列为展出的第一件作品,获得评论界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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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油画 《晚步——东京街景》,1926年,画布, 33.5×45.5cm,私人收藏

“三者”组画分别是《失业者》《铺路者》和《逃荒者》。在20世纪30年代,多数留洋归国画家以肖像、静物、风景画作为创作方向,许幸之另辟蹊径,聚焦底层劳苦大众的现实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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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油画《铺路者》,1933年,画布,50.5×67.7cm

《失业者》描绘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日本街头失业工人彷徨流离的景象。当年国内展出时,受当局要求,作品由原名《失业者》改题为《彷徨者》。《铺路者》(1933年)刻画爷孙二人在黄浦江边铺设碎石路的劳动场景。鲁迅曾到许幸之任教的中华艺术大学演讲,号召青年艺术家走出象牙塔,直面社会,关切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直接指引了许幸之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该作品被收入高教教材《中国美术史》现代篇,与《田横五百士》《开国大典》等经典作品并列。

《逃荒者》(1933年)是一张巨幅油画,体量约等同于一个大衣柜。取材于1933年武汉大水、河南旱灾的现实灾情。这件作品在抗日战争时期遗失。

抗战前后近二十年时间里,许幸之几乎搁置油画创作,仅少量进行水彩创作。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之后,经过五六年的练习,油画技艺重新走向成熟。

他创作了一批工业题材作品和工业风景画,用油画语言表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巨臂》《钢铁森林》《海港之晨》《油站朝晖》《化肥烟涌》等。工业风景画带有装饰性构图,色彩绚丽,跳出当时主流的历史叙事,把工业建设景观作为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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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油画《巨臂》,1957年,画板,54.0×71.3cm  中国美术馆收藏

许幸之还画过珠峰主题大型油画。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他决定以此为主题进行大型油画创作。因没有实地去过喜马拉雅山区,他专程到登山队领导王富洲那里,依据登山队珍贵的彩色纪实照片,多次临摹,绘制大量速写并标注景物色彩,积累创作素材。画出了直径约2米的圆形大型装饰油画《无高不可攀》,又在1977年创作表现珠峰攀登主题的《水晶世界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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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油画《无高不可攀》1961年 画布 直径114cm

许幸之在静物画上也探索油画民族化道路。代表作之一的《银色协奏曲》被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评价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静物画的典范。许幸之在中央美术学院还承担美术史论教学工作,主持美术理论师资进修班,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央美重要的油画创作与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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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油画《银色协奏曲》,1962年,画布,62.0×76.0cm,私人收藏

澎湃新闻:您的父亲身兼画家、导演、诗人、美术教育家多重角色,在油画、电影、戏剧、文学多领域同时探索,您怎么看待他的跨界身份?他曾经是否引导过您子承父业,接力从事文艺方面的工作?

许国庆:现在很多研究者都把我父亲许幸之称作跨界艺术家,去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许幸之艺术成就研讨会上,不少专家都重点谈到他的跨界特质。

在我看来,更多是绘画功底滋养了他的电影、文学创作,而不是电影戏剧反过来改造他的美术观念。比如拍摄《风云儿女》,影片构图处处能看出画家独有的视角。早年他在日本留学,受左翼活动牵连,经常遭到日本密探跟踪。为了躲避监视,他就躲进电影院的循环放映厅,一张票可以连续看很久,反复观摩好莱坞默片,像《巴黎圣母院》、卓别林的作品都是那时候看的,大量的观影积累,为他日后从事电影打下重要基础。除《风云儿女》之外,他还导演过《海上风暴》,还和吴印咸合拍过抗战纪录片《中国万岁》,但影片完成后遭国民党审查机关扣押,此后下落不明。他写诗歌、散文,文字写景的笔法也带着油画般的画面感,譬如回忆老友马思聪的文章,对山林、流水、红叶的描写,和他水彩画意境高度契合。

说到家庭教育,父亲并没有刻意引导我和弟弟走上文艺道路。时代原因,我们相处时间很少。我初中遇上“文革”,父亲被关牛棚三年,之后下放湖北;我自己去陕北插队,又在西安铁路局小站工作七年,直到1979年末才回到北京。我后来在中央美院附中图书馆工作三十多年,是工作环境接触艺术,并非父亲刻意栽培。小时候只是看他写生画画,听他讲讲画面内容,算是一点耳濡目染。很多父亲过往的作品与经历,我也是长大之后看书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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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许幸之举办个人画展期间,老朋友吴印咸专程到中国美术馆为他拍摄绘画作品时,两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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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许幸之等美术理论教研室成员与民族美术研究所部分同仁在中央美术学院大门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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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冬天,中央美术学院五位老教授在校门口合影,从左至右为:董希文、许幸之、吴作人、罗工柳、艾中信。翁乃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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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色粉画《北戴河之月夜》,1980年,砂纸,22.5×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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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色粉画《天高云淡》1985年, 粉画纸, 30.5×45.5cm

另外我还了解到一段往事,拍完《海上风暴》后,受当时文艺大环境影响,父亲遭遇创作挫折。他并不愿意继续做科教片,一心想回归美术,就写信求助徐悲鸿希望调入中央美院。可惜正要办理调动时徐悲鸿突发脑溢血离世。后来他找到周扬,当时原本打算安排他出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但父亲坚持要回归绘画,最后在周扬协调下,才得以调入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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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歌一曲献中华——许幸之艺术成就回顾展,展览现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2026年9月。

雄歌一曲献中华——许幸之艺术成就回顾展

展览时间:即日至2026年10月9日

展览地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1、2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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