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金冲及（1930—2024）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者之一，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一批中共领袖传记，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等，研究贯通晚清、民国与新中国，在近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作为金先生的及门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汪朝光应邀在2026年9月19日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行的“金冲及学术讲座”上发表演讲，回顾金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方法，以亲炙的视角勾勒出一位时代史家如何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主持。本文为演讲纪要，文字经主讲人审订。
汪朝光教授与金冲及先生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时间与空间
我想先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概念讲起，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来理解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史，以及金冲及先生这一代史学家对这个学科成长的贡献。
时间和空间是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中国”是空间概念，“近代”是时间概念。但“中国近代史”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时空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先说空间。我做民国史研究，“库伦”是一个经常见到的地名，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1921年以前，库伦在近代史叙述里不时出现，此后便慢慢淡出，因为它在空间上已经不在中国管辖范围之内。
时间概念也在变。我是1977级大学生，那时“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指向1840—1919，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时期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后来胡绳先生写了一本书就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而1919—1949是“现代史”，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开始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 1954 年胡绳先生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定的框架，被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大体通行到 1980 年代。1990年代以后，“近代史”的概念慢慢转向1840—1949。事实上，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序言中就已提出：“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看来是更加适当的。”随着时间的推演，我们对怎样认识近代史有了更广阔的观察视角。金冲及先生也非常赞同，“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1840年到1949年，这是一个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进及其最终消逝的过程，也是中国国家身份转变的过程。
所以，历史研究的时空会转换，所谓近代、现代、当代的概念也是不断流变的过程。
二、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成长
历史研究有个案研究，也有宏观研究。例如，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研究，作为个案研究（也有宏观的意义）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后来以“近代史”为名的研究与著作，则主要有以下三个代表性的人物：
范文澜（1893—1969）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 1946 年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近代史领域确立主导地位的典范之作。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但他的受业引路人是黄侃，受到浙东学派的强烈影响，从他的书里也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影响。
蒋廷黻（1895—1965）的《中国近代史》1938 年出版，以“近代化”为主线，被认为是具有现代化史观的研究者，也有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表征。
陈恭禄（1900—1966）的《中国近代史》1935 年出版，以“公平之态度”的客观主义撰写。
而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它的成长基本上是在1949年以后。
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代研究者胡绳、黎澍、刘大年等，本身就是近代史的参与者或创造者；年轻一代如金冲及、章开沅等先生，基本上是在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中国近代史与当下现实在时间上最为靠近，与传统史学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别，研究人员以当时的中青年为主力。此外，它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比如如何看待太平天国、如何看待义和团，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金冲及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金冲及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从辛亥革命起步的。金先生与胡绳武教授合著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获第一届郭沫若历史学奖），另著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立宪运动》等。
辛亥革命曾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在过去的语境中评价不高；但1978年以后，随着认识深入，有明显的变化和转向。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是联结晚清和民国的关键，金先生的选题是非常有远见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称为“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金先生也为这个报告的起草贡献了意见。
随着研究深入，加上工作安排的调动，1980年代以后，金先生转向了党史研究。他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并参与撰写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
金先生将党史研究置于一般历史研究的背景和视野下来观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物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是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
金先生说过，他从1981年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到1988年发表第一篇有关党史的论文，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他说起当年转行的心路：从头做起，埋首史料，泡在档案馆和单位的资料室，饱览熟读，在这个过程中熟悉党史，然后厚积薄发。他主持编纂的第一部党史著作《周恩来传》出版后广受好评，此后的党史领袖传记部部出彩，成为后人研究党史、近代史和共和国史不可绕过的经典。
金冲及先生主编的领导人传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于1980-1990年代
金先生离休后，研究转向了20世纪中国史。他在满75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最终写成120万字的四卷本（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从断代上打通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从时段上打通了近代、现代和当代，从空间上打通了全地域下的中国，从主题上打通了政治、社会与人，是一部从20世纪的长时段观察中国历史演进的极具宏观性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的著作，充分表现出金先生的学术功力所在。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
这里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专精和博大的关系。我们看胡绳、黎澍、刘大年，甚至张岂之、林增平的研究，很多人想到他们都是注重宏观论述和宽大观察的论者，其实他们最初的研究，也都是从具体研究起步的。金先生的研究同样如此，专精方可博大，博大也有利于专精。
还有一点，历史研究特别讲究时间的积累。只要有健康的身体，研究做到七八十岁完全没问题。金先生跟我聊天时也常感慨：他最多的个人研究成果恰恰是在离休之后写的，因为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避开许多行政事务和公务，可以心无旁骛地去研究和写作。
金先生离休后的20年确实新著迭出，甚至90高龄以后还不断有新著出版。陆续出版的研究著作有《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等，2023年还出版了口述自传《经历：金冲及自述》（三联书店）。最后一本是2024年出版的《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是他当年主持《周恩来传》写作时对乔冠华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是相当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
《经历：金冲及自述》，金冲及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5月
《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8月
四、近代史研究中的史料
近代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料的大规模发掘、开放、整理、出版，为研究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档案（中央与地方）、文献（公与私）、报刊（全国与地方）、日记、书信、回忆、口述，各有所用。
作为历史研究者，当然希望看到的史料越多越全面越好。作为党史研究的主事人之一，金先生在编纂史著的过程中，尽可能利用了相对丰富的史料，这是为学界所一致认可和称誉的。当然，大家的期许可能更多，但如金先生所言，历史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历史研究同样如此。历史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史料的丰富度远超以往，只要我们是历史研究的有心人，在近代史研究中，史料是助力而不是阻力。
金先生也注意到近些年的研究对于基层和民间史料的广泛运用，对开拓多方面历史研究意义重大，而且研究深透基层，对理解上层决策和运行也有很大帮助。当然，他也跟我说，当他意识到基层研究的重要性时，年事已高，很难再去做地方层级的研究。但这恰恰是后辈研究者的条件——现在大量博士、硕士论文都在利用地方层级的档案，做出很多很有意义的研究。
当然，史料需要辨析，不同类型的史料各有所用，也都需要审慎地使用。
金先生写《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材料上很有讲究：既翻阅了毛泽东文集、蒋介石日记，也把上海《观察》《周报》这些当年的报刊用足了；更特别的是，1947年他本人在上海就是个关心国事的青年学生，书里也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史家兼见证人，书读起来格外有温度。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0月
五、分析、论证与写作
金先生认为，党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本质上都是历史研究，都需要遵循历史研究的一般原则。所以，金先生转向党史研究之后，并未放弃近代史研究，而且还打通了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就是贯通了百年近代史、党史和新中国史的一部力作。作为近代史学家和党史学家，金先生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有意思的是，以学界的认知，首先将金先生视为历史学家，其次是近代史专家，似乎倒不怎么称他为党史专家，这与金先生能够打通近代史与党史之间的区隔，具有更为广博的学识和宽阔的眼界，著述兼通各个领域是分不开的。
金先生授课并不专讲党史，而是广泛地涉及近代史、民国史、党史的有关内容，也不会特别谈到如何选择资料、如何书写等等，因为那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应该是在大学时代做的事。金先生当然会结合他的党史和近代史研究，谈到还有哪些材料需要利用，如何利用，但更多谈的是如何确立研究方向，如何把握个人研究方向与现有研究的关系，如何规划研究发展，如何建立对历史的逻辑认识，等等。
最后谈谈历史论著的写作。
历史叙事是叙历史演进之然，而历史研究是论历史演进之所以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否则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否则历史便成了事实的流水账，但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并非易事。
金先生注重历史叙事，尤其注重叙事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对于研究，则比较强调画龙点睛，点到为止，不作过度解读，不以偏见度史，留有一定余地。他讲究用温润平和、而非绝对偏执的文字叙述历史、评价历史，使读者感受到历史的温度。
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代人都有每代人自身的境况、使命、责任和地位，都有佼佼者，也都有不及者。金先生是他这一代的佼佼者，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他编纂的那些著作，是可以在史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也为大众所认可。这也是金先生去世后为学界内外读书人所共同怀念的缘由吧。
汪朝光教授在“金冲及学术讲座”现场
主持人章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