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怎么丢球，和她所身处的权力结构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乍听有些奇怪，丢球不过是一个平常的身体动作，和正义、压迫这样的宏大概念似乎相去甚远。但在艾丽斯·玛丽恩·杨（Iris Marion Young, 1949–2006）看来，恰恰是这种“相去甚远”的感觉本身构成了问题的核心：当社会规训已经深入身体，深入到连身体的主人都将它当作“天性”时，压迫就完成了它最隐蔽也最顽固的运作。近期，何定照翻译的杨的著作《像女孩那样丢球》（原书名：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出版了，简体中文世界终于得以完整接触这部女性主义现象学的奠基之作。此前已有杨的《正义与差异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中译本出版，但那部著作聚焦正义理论，未能呈现杨作为身体现象学家的面貌。简体版的出版，使读者终于得以看到杨思想的全貌——那个从丢球开始，经由怀孕、服装、乳房、月经、居所，最终通向正义与责任的完整思想轨迹。
艾丽斯·玛丽恩·杨著《像女孩那样丢球》
“像女孩那样丢球”
“像女孩那样丢球”（throwing like a girl）——这句英语里的日常贬语，把“女孩”和“不够好”焊接在一起，使一种性别化的身体评判伪装成常识。它的意识形态效果恰恰在于“不可见”：人们用它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在做评判，只是描述一个“事实”。杨的这部著作，正是从对这一不可见的意识形态的拆解开始，追问一个被现象学传统长期搁置的问题：阴性身体经验究竟是怎样的？它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被规训，又被内化为身体主体自身的“意向性”。内化到连身体的主人都不觉得那是规训，而以为是“天性”？
杨的追问有一个具体的起点。1966年，精神病学家、现象学心理学家厄尔温·斯特劳斯（Erwin Straus）发表论文《直立姿态》，在讨论人类直立姿态所产生的独特空间维度时，注意到“两性之间投球方式的显著差异”。他引用了一项对幼童的研究和照片，描述道：五岁的女孩“没运用任何侧边空间。她没横向伸展手臂；她没扭动身躯；她双腿并拢，动都不动。她所有的丢球准备动作，只是举起右臂、水平前伸，再弯曲前臂、向下收回……球丢得毫无力量、速度，也无法对准目标”。同龄的男孩则“会横向并往后伸展他的右臂；前臂向上；扭动、旋转并弯曲身躯；将右脚往后移动。用这样的姿势，他可以尽可能地使出运动中枢的全力，来把球丢出去……这颗球以可观的加速度被投掷向前；它直射向目标，拉出一条长而平滑的曲线”。
这是一幅精确到令人不安的画面，令人不安的不是差异本身，而是斯特劳斯的解释：既然差异在如此年幼时就已经出现，它“表现出生物学的差异，而非后天上的差异”。但具体是哪种生物性因素？斯特劳斯首先排除了乳房，差异在幼童身上即已显现，彼时乳房尚未发育；他又补充了一条佐证：“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割去右乳的亚马逊女战士“在丢球时，仍如我们的贝蒂、玛丽、苏珊”。肌肉力量的不足同样被考虑又遭否定。排除了具体的解剖学因素后，斯特劳斯最终将差异归结为“一种与世界和空间有关的女性态度”——生物性的，但不是具体解剖学的。一个五岁的女孩之所以那样丢球，根本上因为她是“女性”的。
艾丽斯·玛丽恩·杨
1977 年，杨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像女孩那样丢球》论文的第一版，直接击中了这一解释的要害：五岁的男孩和女孩在生理上几乎没有显著差异，将不同的丢球方式归结为“女性态度”，不过是用结论来解释结论的同义反复。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差异是否存在，而是差异如何被生产，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让一个五岁的女孩已经“学会”了只用前臂丢球？更耐人寻味的是杨的另一个观察：斯特劳斯那篇论文的主题本就是身体姿态与运动对人类经验的结构性意义，然而面对“两性之间投球方式的显著差异”这样直接关乎身体运动之性别分化的问题，他只用了“附带的一页”就带过了。这不是斯特劳斯一个人的盲点，整个存在主义现象学传统都对性差异视而不见。
这篇回应三年后发表于《人文研究》，此后近半个世纪不断生长。1990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文集，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扩展版，新增方法论导论和第一章“活生生的身体与性别”，按主题而非年代重新编排八篇论文，收入“女性主义哲学研究”丛书。这是杨生前最后出版的著作。杨本人2006年因喉癌在芝加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时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被广泛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之一。她的学术工作横跨两条轴线：女性主义现象学——以现象学方法描述被遮蔽的具身化经验；政治理论——以“结构性不正义”概念剖析当代社会中的压迫与支配。这两条轴线在学界常被分别对待，但杨自己从不这样看。理解它们之间的深层统一，恰恰是阅读这本书的一把钥匙。
玩球的女孩
在梅洛-庞蒂与波伏娃之间
杨在2005年版导论中交代了自己的理论渊源。20世纪70年代末她开始写作女性身体经验时，“在美国的哲学范畴中，只有存在现象学的学者将身体经验主题化”。但这套来自欧洲的丰富传统，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从萨特到梅洛-庞蒂，“几乎不涉及性差异或性别”。这句话看似平淡，实则点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哲学偏见：身体被讨论了，但被讨论的是一个“中性”的身体，而这个“中性”的身体，实际上以男性经验为蓝本。
梅洛-庞蒂是杨最核心的理论资源。在《知觉现象学》中，他完成了一次哲学革命：将意识本身理论化为“具身化的”，构成世界的主体不是笛卡尔式的纯粹心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能感知能行动的身体。梅洛-庞蒂用“我能”（I can）（而不是笛卡尔式的“我思”）来概括身体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身体不是被心灵驱使的工具，而是朝向世界伸出、主动把握可能性的存在。当我伸手去够桌上的杯子，我不需要先在脑中计算距离和角度，身体本身就知道怎么做。这种前反思的、行动中的“我能”，是一切认知和意义的根基。
这是一个强大的哲学洞见，但杨发现它有一个盲点，梅洛-庞蒂的“我能”从未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有些人恰恰被教会了“我不能”。当他在描述身体主体如何在世界中自由行动时，他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权化的身体经验，那种没有被社会规训所抑制的身体经验。正如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所指出的，梅洛-庞蒂在主体性上的一般化，“实际上是以男性经验作为人类经验”。杨的《丢球》一文，正是对这一盲点的直接揭示：不是所有身体都能同样自由地“朝向世界伸出”，有些身体从童年起就被教导收敛、抑制、自我限制。
梅洛-庞蒂
波伏娃是第一个将性差异引入这一框架的思想家。在《第二性》中，她那句“女人并非天生，而是被造就的”，深刻地揭示了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性。但杨指出，波伏娃“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重视女人身体在与其周遭活生生地关联着时的地位与定向”。波伏娃侧重于生理事实，如月经的负担、怀孕的异化，而忽略了更微妙的东西：处境化的身体运动和空间性。换言之，波伏娃看到了女性身体被什么占据（怀孕、月经），却没有看到女性身体如何运动（怎样丢球、怎样走路、怎样坐）。前者关乎身体的内容，后者关乎身体的形式，而形式往往比内容更隐蔽，更难被觉察，也因此更顽固。杨甚至指出，“由于大大忽略女人实际身体动作的处境性，以及身体对周遭及世界的定向之处境性，波伏娃的说法往往给人一种感觉，即女人的身体构造与生理机能本身，至少是决定其不自由状况的原因之一”。
杨的独特贡献正在于她切入了这个被遮蔽的动态处境层面。她不是简单地将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应用”到女性身体上，而是揭示了一个结构性的盲点：当现象学家声称在描述“普遍的”身体经验时，他们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男性化的身体经验，然后将这种特定经验普遍化为“人类”经验。这一批判的逻辑结构，与女性主义知识论对“客观性”的解构一脉相承：所谓的“普遍视角”往往只是未被标记的特权视角。
但杨也坦诚地面对后结构主义的挑战。她在导论中写道：
“在读了拉康、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德勒兹、伊利格瑞和布迪厄后，我们不可能天真到相信现象学能发现一种先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纯粹’肉身化经验。”
这不是一个防守性的让步，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积极自觉。现象学在后结构主义批判之后不再是一种“严格的方法”，而变成了“一种发问的取径”。它无法发现“纯粹”经验，但它可以描述经验中那些被忽略的面向——那些“可以激发社会批判和政治组织的感受”。杨的立场既不是现象学的原教旨主义，也不是后结构主义的全面“投降”，而是一种务实的中间道路：承认描述总是已经被社会力量所中介，但坚持描述本身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批判力量。这种自我警觉使杨的著作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张力：既相信描述经验的力量，又警惕描述中可能暗藏的本质化陷阱。
三个模态与空间的封锁
《丢球》一文的论证结构精巧而有力。杨从日常观察出发——女性如何坐、如何走、如何搬运重物、如何运动，逐步提炼出阴性身体经验的三个活动力模态（modalities of motility）。
在进入分析之前，杨先花了相当篇幅记录那些“可观察的、相当平常的方式”，展示当代社会中女性“典型的”身体举止与运动如何不同于男性。女性坐着时倾向于双腿并拢、双臂交叉环抱身体；站立时双脚靠得比男性更近；走路时步幅更短、手臂摆动幅度更小。搬运书籍或包裹时，女性往往将其抱在胸前，而男性则拎在身侧。面对需要力量的任务，搬抬重物、推拉、拧转等，女性常常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够胜任，即便尝试，也往往只调动与任务最直接相关的部位（手臂和肩膀），而很少将腿部的力量带入行动。杨自己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她在徒步时遇到过一条“无害的小溪”，男同伴们轻松跳过，而她在对岸犹豫良久，试探每一块石头的落脚点，抓住头顶的树枝，尽管一旦迈出确定的一步，她“一闪就过去了”。
正是从这些日常观察中，杨提炼出三个活动力模态。
第一个模态是“模棱两可的超越性”。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主体朝向世界伸出是一种“超越性”，一种超越自身投向目标的驱动。但杨发现，阴性身体的超越性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它不是纯粹地从内宥性（immanence）中挣脱，而是“保持在内宥性中，或者说是负担着内宥性，即使它在抓握、操纵等等动作中朝向世界”。这里的关键词是“负担”：不是超越性被内宥性取代了，而是内宥性像一层看不见的膜，裹在超越性的外面，使每一次“伸出”都带着“缩回”的重量。
第二个模态是“遭抑止的意向性”。这或许是三个模态中最具穿透力的一个，也是整篇论文的理论核心。杨写道：
“阴性身体存在是一种遭抑止的意向性，一方面以‘我能’迈向计划目标，同时又以‘我不能’自欺，阻挡身体完全投入目标。”
“我能”与“我不能”同时存在。不是没有能力，身体具备行动的潜能，而是能力被抑止了。被什么抑止？被一个内化的“不能”。这个“不能”不是外在障碍的反映，而是社会规训内化到身体层面后的自我限制。杨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机制：在“那里”的空间中，阴性存在怀着“有人”能在其中行动、但那人不是我的理解，投射各种可能性，因此投射了一个“我不能”。一个女孩伸手去够高处的东西时，她不是“够不到”，而是她的身体在“够”的同时就已经在“退缩”。她学会了不过分伸展，不充分调动，不“太用力”。这种“不能”之所以如此隐蔽，正是因为它不表现为外在的禁止，而表现为身体自身的“习惯”：她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而不觉得自己是被塑造成这样的。
这一分析与杨后来在正义理论中提出的“能力褫夺”（powerlessness）形成了直接呼应。压迫不仅仅发生在制度层面，它写入身体，成为身体自身“意向性”的一部分。身体的不自由不是外在限制的简单反映，而是社会规训在身体层面的“具身化”。规训变成了“天性”，结构变成了“习惯”，权力变成了“自我”。
第三个模态是“不连续的统一”。女性身体在行动中无法协调各部分朝向单一目标，“这个超离而朝向目标的身体部分，和那些保持不动的身体部分，形成相对的不统一”。丢球时手臂动了，躯干没动；走路时腿在迈，但整个身体没有形成流畅的动力链。身体被分割成各自为政的部分，无法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行动。杨指出，这三个模态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阴性身体存在“经常在同一个行动中同时既是主体、也是它自己的客体”，她在朝向世界行动的同时，也在注视自己如何行动。身体不是纯粹地“在世界中存在”，而是被折返到自身之上；外在大他者的“凝视”，具身化为女性不断检视自我动作的眼睛，在自我审判的目光下，身体的动作变得紧张收缩。
三个活动力模态背后，是更深层的空间性模态。杨指出，阴性身体的空间经验呈现三个特征。第一，女性在想象中被一个无法超越的空间所包围——“阴性存在似乎在她自己及其周遭的空间之间，设了一道存在的围篱，好压缩属于她的、能抓握和操纵的空间，而围篱之外的空间，则是她的动作无法触及的”。第二，“此处”与“彼处”的连续性被切断——远处的空间存在，但“那只是她会向里面看的空间，而非她会进入的空间”。空间被劈成两半：近处的、被动的、注视的；远处的、不可及的、不属于“我”的。第三，女性身体既是空间的构成主体，又被体验为由异己坐标所定位的客体，“阴性的空间存在被一个坐标系统所定位，而此系统并不源于女人自己的意向能力”。她在空间中，但空间不是她的。
二十世纪中叶，六名好莱坞女性在长凳上的坐姿
杨明确指出，这些模态“有其根源，但这根源并非解剖学或生理学，当然也不是神秘的阴性本质。它们的根源其实是女人独特的处境——被当代社会的性别歧视和压迫所制约的处境”。她进而指出了三个具体来源。第一，缺乏练习和机会——女孩的玩耍往往更安静、更封闭，不被鼓励参与体育运动或“摆弄”东西，很少被要求完成需要体力的任务。第二，习得的阴性身体举止风格——“女孩积极学习如何阻碍自己的动作”。注意，是“积极地”——身体不是被动地变弱，而是主动地、有意识地限制自己。杨回忆自己十三岁时花好几个小时练习一种“阴性”的走路方式：“僵硬、封闭，左右款摆”。第三，凝视的力量——父权制社会将女性定义为客体，“身为女人的处境的基本状况，是永远活在被视为仅仅是一具身体、曲线与肉身的可能性中”。女性作为被注视对象的社会存在，使她“将她的运动定位为被注视的运动”——身体在运动之前，先被一双想象的眼睛所捕获。
从身体到结构
如果说《丢球》一文揭示了身体如何被规训，那么全书的核心问题便是：这种身体规训与更广泛的社会正义有什么关系？一个女性如何丢球，与制度性的不正义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2005年新版最重要的增补，是第一章“活生生的身体与性别”。这篇论文写于2002年，是全书最理论化的篇章，为所有后续章节提供概念框架。杨在此与托莉·莫伊（Toril Moi）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展开对话，讨论一个看似抽象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还是“性别”（gender）来理论化女性经验？
莫伊主张以“活生生的身体”取代“性别”概念，因为巴特勒的述行理论（performativity）已经使“性别”概念在理论化主体性时几乎变得无用。杨同意莫伊的前半部分：就描述主体性而言，“活生生的身体”确实是比“性别”更好的范畴。但她提出了一个关键补充：女性主义理论不仅需要理论化主体性，还需要理论化社会结构：
“除了上述目的，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也是社会批判的计划。这些理论性的努力，为的是辨识出那些不当的伤害或不正义，探究并解释它们在制度和社会关系中的起源，并为制度性的行动建议方向，以改变这些不正义。”
“活生生的身体”和“性别”各有其功能：前者用于描述主体性，个体如何经验自己的身体；后者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制度性规则和互动常规如何定位个体。两者不可相互替代。杨接着写道：
“认为活生生的身体之概念能帮助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个概念能表述处于社会结构里的人们，怎么在这些结构制造的机会与限制中活出自己的位置。”
这段话是全书的理论枢纽。它将身体现象学（微观的、主体性的）与正义理论（宏观的、结构性的）连接起来：身体是结构具身化的场所，而结构分析需要身体经验来赋予其具体性。社会规训不只是观念，它写入身体——写入坐姿、步态、丢球的方式。当杨说女性“在想象中被一个无法自由超越的空间所包围”时，她描述的不仅是个体的心理感受，更是一种结构性限制在身体层面的显现。
有了这个桥梁，杨的正义理论便不再是身体现象学之外的“另一项工作”，而是从身体分析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当身体的不自由被揭示为结构的产物，正义的问题便自然浮现：谁该为此负责？如何改变？
杨在《正义与差异政治》中提出“压迫的五张面孔”（five faces of oppression）：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能力褫夺（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其中“能力褫夺”与《丢球》中分析的“我不能”形成了直接呼应——压迫不仅仅意味着缺乏资源或机会，它被更深地写入身体，成为一种内化的“不能”。在生命最后阶段提出的“社会联结模型”（social connection model）中，她进一步论证：当不正义是结构性的，由大量个体在既定规则内行动的累积效应所产生，没有单一施害者，责任就不能以传统的“归咎”方式来分配。政治责任是“向前看的”：它追问的不是“谁犯了错”，而是“谁处于能够改变现状的位置”以及“我们如何共同行动”。
艾丽斯·玛丽恩·杨著《正义与差异政治》
这一论证链条的内在统一性，在杨去世后得到了学界的深入阐发。邦妮·曼恩（Bonnie Mann）在纪念文集《与艾丽斯共舞》（Dancing with Iris, 2009）中提出了最具穿透力的论证。曼恩指出，杨的身体现象学揭示了“女性想象域”，即那些关于女性身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深层文化想象；而结构性不正义恰恰“寄生在这一想象域上”。换言之，结构性不正义并非悬浮在抽象的制度层面，它需要通过身体经验才能“落地”——被内化、被再生产、被延续。现象学描述女性身体经验时，实际上已经触及了结构性不正义的运作机制，因为这种不正义正是通过身体经验而被具身化的。曼恩总结道：“通过揭示女性想象域，杨没有分散我们对结构性不正义的思考注意力，而是引导我们进入了它”。
桑德拉·李·巴特基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这一统一性。她论证杨的历史化的性别现象学可以抵御后结构主义的本质主义指控：描述被规训的身体经验与批判社会结构并不矛盾。针对杨本人后来对《丢球》一文的自我批评（认为它“仅仅将女性建构为受害者”），巴特基回应道：“女性主义理论有时必须‘诉说苦难’”，揭示被扭曲或压制的东西本身就是正当的理论任务。这个辩护颇有力量：一个人可以哀叹女性的空间限制，而不必推崇男性运动风格为规范。指出“不能”的存在，不等于认同“不能”是正确的。批判性地描述压迫在身体上的效果，恰恰是反抗它的第一步。
方法论的张力
在这本文集中，杨的方法论经历了两重变化。从1977年最初的《丢球》论文到2005年新写的《月经冥想》，她的方法经历了从批判性描述到正面重估的演进，前者揭示阴性身体举止的受限性，后者追问被贬低的女性经验是否能成为批判主流社会关系、生成替代性理想的立足点。
这一演进受到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方法论的影响。杨在导论中明确交代，“找回服装的女人”和“居所与家”两章运用了一种源于伊利格瑞的方法：先描述被父权规范建构的阴性之存在模式，再对学习成为阴性的女人被父权规范所放置的贬抑位置予以反思，然后“翻转父权评价，提出质疑：阴性他者的位置，能否成为批判主流社会关系的立足点，产生另类的理想”。《月经冥想》则代表了最成熟的平衡——不是颂扬女性身份，而是将月经经验重新审视，追问这一被贬低的女性经验是否能成为抵抗主流社会关系、生成替代性理想的立足点。这种从“揭露压迫”到“发掘潜能”的方法论转向，使杨的著作避免了单纯批判的悲观基调，展现出女性身体经验中未被穷尽的创造性可能。
但这种内在张力也引来了批评。NDPR书评人阿莉娅·阿尔-萨吉（Alia Al-Saji）指出，《丢球》论文以“专断的负面术语”呈现女性经验——将女性经验与一个“理想结构”比较，而这个理想“通常基于男性主义的主体概念”：统一的、目的论的、不受约束的行动和超越性。换言之，当杨说女性“没有充分调动全身”来丢球时，她是否隐含地以男性的运动方式为“标准”？这个批评切中要害：如果批判的标尺本身就是男权制的产物，那么批判就可能在无意中再生产它所反对的东西。
杨自己在1998年发表的回顾文章《像女孩那样丢球：二十年后》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她说那篇论文“构建了女性特质仅仅作为一种缺陷”，“隐含以男性运动风格为规范”。但她也坚持，承认局限性并不否定描述的价值——“有些观察可能仅适用于先进工业社会中的女性”，但正是对这些处境化经验的描述，构成了社会批判的起点。杨的回应中包含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区分：承认批判的标尺有历史局限性，与否认被批判的现象存在，是两回事。前者是方法论的自我反省，后者是对压迫的否认。
2025年，布朗大学的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从发展系统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最新挑战。她指出，斯特劳斯关于男女投球差异的论述本身只是一篇性别中立的论文末尾“插入的两段未经充分支持的评论”，杨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分析，基础并不牢固。福斯托-斯特林主张使用发展系统分析来理解性别差异，并提供了婴儿个体和二元互动的初步数据。这一批评代表了来自性别/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声音，值得认真对待——它提醒我们，现象学的“描述”需要有更坚实的经验基础作为支撑，哲学洞见不能替代经验研究。
不过，杨的分析也获得了一些经验支持。2005年发表的一项针对202名10至17岁女孩的实证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年龄和运动参与等变量之后，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仍然能够预测更差的运动表现。这为杨关于“凝视”如何抑制身体能力的哲学论证提供了初步的经验佐证：当女孩将自己视为被注视的对象时，她的身体确实在迈向目标的同时收回了全力。
这些批评与辩护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场域。杨的价值不在于她提供了完美无缺的答案，而在于她开启了一种追问的方式。从身体经验出发，揭示那些嵌入在不受质疑的规范、习惯和符号中的结构性力量。这种追问方式的有效性不依赖于每一个具体判断的正确性，而依赖于它所打开的问题空间。
艾丽斯·玛丽恩·杨的画像
把活生生的身体找回来
杨在导论中以一种温和而坦诚的语气谈到自己早期论文的局限。她说，虽然“这篇文章所表达的女性主义感怀，有些已有点过时”，但她仍将那篇论文收入本书，“因为很多老师和学生告诉过我，他们仍在研读这篇论文，对其产生的讨论也很热烈”。这种坦率令人动容——一位思想深邃的理论家，承认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不够好，但仍然相信它值得被阅读、被讨论。
事实上，杨在生命最后几年对自己的身体现象学工作产生了一种近乎矛盾的情感。据曼恩回忆，杨在去世前几个月访问俄勒冈大学时，“专注、明亮而慷慨地”展示了两篇关于结构性不正义的论文，“却对我们系对她身体现象学作品的兴趣感到恼火”。她担心她的现象学工作被用来“推动对女性主体性和身份政治的过度强调，而不是关注创造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在2006年5月她生前最后一次访谈中，杨明确表示：“大多数写我作品的人都说我思考的是身份政治，但我挑战他们，让他们找出我理论化身份的地方”。她主张以“结构性定位”取代“身份属性”来思考社会群体，“不是一个人拥有的属性，而是个体在关系中的定位”。
这种自我批评是真诚的，但也许过于苛刻了。杨担心她的身体现象学被误读为身份政治，但她可能低估了“活生生的身体”概念本身的结构性维度。当她在第一章中写下活生生的身体之概念“能表述处于社会结构里的人们，怎么在这些结构制造的机会与限制中活出自己的位置”时，身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容器，而是结构与分析之间的中介。正是通过身体，抽象的社会结构获得了具体性；也正是通过身体，个体经验揭示出结构的运作。正如曼恩所论证的，杨的身体现象学并没有分散对结构性不正义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它“引导我们进入了”结构性不正义。当杨描述女性如何“在想象中被一个无法自由超越的空间所包围”时，她揭示的不仅是个体的心理限制，更是社会结构如何通过身体而被再生产。身体是结构的第一个“现场”——不公正先在身体中被感受到，然后才在概念中被理解。
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有效。社交媒体时代的身体凝视，远比杨写作《丢球》一文时更为无孔不入——自拍文化、美颜滤镜、身材焦虑的产业化，都是“凝视”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延伸与放大。运动中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像女孩那样丢球”仍然是一个带有贬义的短语。医疗化生育的讨论在中文世界方兴未艾，而杨在1984年写作的怀孕现象学，恰恰提供了理解这一议题的现象学资源。她将怀孕描述为这样一种经验：身体同时是“我”又不完全是“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边界在身体内部被动摇。
何定照的翻译为中文读者打开了一扇门。译笔整体流畅，对现象学核心术语的处理基本准确。连同此前已出的《正义与差异政治》中译本，杨思想的两条轴线——身体现象学与正义理论——终于在中文世界中合璧。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纪念文集中写道：
“我觉得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与艾丽斯就所有这些观点进行对话……我确信她会说很多，而且会非常有力量。不幸的是，那场对话不再可能了。”
但另一种对话刚刚在中文世界开始。当一位读者翻开这本书，读到杨关于“遭抑止的意向性”的描述，在自己的身体经验中辨认出那种“我能”与“我不能”同时存在的矛盾——那一刻，杨的思想便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本书最大的力量在于：它让我们重新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作为客体被审视的身体，而是作为主体活在世界中的身体。用杨的话说，“活生生的身体”。
把活生生的身体找回来。这或许是杨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