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过电影剧本，但是对此过去茅盾研究界都是一些片言只语的传说。茅盾在什么时候收集材料，什么时候创作的剧本，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一些茅盾年谱也没有明确记载。韦韬先生回忆茅盾时，说过茅盾为了写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电影剧本，去上海搜集材料，并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但究竟如何，也并不清楚。笔者过去对茅盾是否创作过电影剧本，没有文字材料证明，也不敢随便猜测。不久前，香港朋友发来茅盾给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先生的六封佚信，竟然有五封是谈写电影剧本的事！这几封信和蔡楚生先生的日记，解开了茅盾创作电影剧本的部分谜团，证实茅盾当年写电影剧本确有其事。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较早开展的专项政治运动，也是为发展新中国生产力扫除障碍。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对开展大规模镇反斗争做了部署。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个声势浩大的活动中，毛泽东做出了许多指示，提出许多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如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稳、准、狠的镇反工作方针等，使这场政治运动成为举国上下的大事。
1950年底在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茅盾40年代在香港创作的小说《腐蚀》，由柯灵改编、文华影片公司拍摄了同名电影。该电影1951年2月6日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放映，“反响热烈”。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知道茅盾写过小说《腐蚀》，现在拍摄成了电影，影响很大，反响很好，于是建议茅盾写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电影剧本，并表示公安部将提供一切方便。
电影《腐蚀》海报
在茅盾的创作史上，对热点题材的驾驭，茅盾是有丰富经验的，《蚀》三部曲，剧本《清明前后》等，都是当时社会的热点题材。现在有公安部部长支持，茅盾决心去尝试一下镇压反革命题材电影剧本的创作。于是，茅盾选择上海作为搜集、了解镇压反革命运动材料的地方，一方面因为上海是一个大城市，社会生活比较复杂，故事丰富；另一方面因为茅盾对上海社会比较熟悉，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一些现象容易理解。当时电影局同志对这样的题材也十分重视，对“反特”剧本素材的收集，曾经计划设想除了上海，还要去天津、青岛等地，然后和茅盾等在夏天一起去避暑时进行剧本创作。蔡楚生在1951年3月19日日记中说：“舒非同志来谈反特剧已决扩大其范围，彼将赴津、沪、青岛等处收集材料，约五月底返。再与沈部长赴某一避暑处写作，成稿则应已在六月以后。”这是电影局的初步计划。沈部长，就是沈雁冰部长。舒非还建议将来由蔡楚生来导演，但是蔡楚生觉得时间太紧，没有答应。
1951年4月10日至月底，茅盾为写电影剧本到上海搜集“反特”和镇压反革命的材料。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和舒非、张客等同志陪同。据蔡楚生日记记载，他们是1951年4月10日晚上从北京登上去上海的火车的。蔡楚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下午“旋即与张客、舒非、叶华赴车站，沈部长雁冰先生及夫人与警卫员一人亦至。七时四十分登车，我等所乘为四号软席卧铺。我与舒非、张客同车厢……”
4月12日早上，茅盾一行到达上海。蔡楚生日记中写道：“车于八时二十三分抵上海北站，我有游子归来之感觉。因沈部长同来，来接车者有于伶、钟敬之、陈白尘、蔡叔厚、卢怡浩及陈市长代表等十余人，即出乘五部汽车赴衡山路929号市府招待处。此间前为住苏联顾问者，极华丽安适而宁静。未久潘汉年市长亦至，并共进早点。”茅盾他们到上海的当天下午，就去上海市第二届人代会上听报告，尤其是听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反特”报告。晚上，潘汉年副市长夫妇邀宴茅盾夫妇以及蔡楚生他们于“凯歌会”，杨帆局长亦参加。那天晚上，蔡楚生日记说，都是老朋友，大家“相谈甚欢”。宴会以后，看电影，放映的是《翠岗红旗》，茅盾因为已经看过，就先回招待所休息了。
4月13日下午，茅盾和蔡楚生一行到市公安局听杨局长关于匪特情况的全面介绍，公安局的黄处长又补充了一些内容。晚上，茅盾一行还专门去“逸园”参观公安局系统的反特治安展览。因为内容多，他们一直看到晚上10点，蔡楚生日记里说，看得“腰酸脚软”。
4月14日公安局外事科王大超专门到茅盾下榻的招待所，介绍破获外国特务尼古莱夫妻地下电台案，故事极其曲折，蔡楚生认为“简直像一个戏”。王大超还介绍了一般的外国特务的案件，下午两点半，王大超还带着大家去陕西北路“一怪异之四楼”看外国特务尼古莱夫妇居住的房子。
4月15日，星期天，茅盾夫妇和随行人员休息。晚上，茅盾和大家一起去“天宫”看上海滑稽戏《活菩萨》。
4月16日，天下雨，公安局安排钱明科长到招待所向茅盾他们介绍美蒋特务在上海活动的情况，材料非常丰富，从上午9时一直到下午4时半，几乎介绍了一天。茅盾他们听了一整天的故事。但是还没有讲完，因为“材料极为丰富”。第二天，4月17日，钱明科长到招待所继续为茅盾他们介绍如何破获蒋特的一个上海站的经过。蔡楚生日记中说，“简直就已构成一个戏”。
晚上，于伶、刘思慕代表文化局华东对外联络处宴请茅盾一行，潘市长夫妇以及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共48人。因为都是熟人和朋友，大家“谈笑风生，热闹非凡”。宴会后，大家去观看周信芳领导的剧团演出的《信陵君》。
此后几天活动，蔡楚生日记没有记录。但是茅盾在上海的工作没有停，4月19日，应《人民文学》之约，茅盾写了《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一文。23日，茅盾在市委招待所拍了一些照片，还和蔡楚生合了影。25日，茅盾出席上海文艺界组织的欢迎会，并且在会上做了《目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讲了目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任务、目前文艺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个方面的内容。4月28日，茅盾一行又向公安局借了三册内部资料，在市委招待所进一步研究破获反革命案件的详细材料。
此时，茅盾一行在上海搜集有关材料，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又快到五一国际劳动节，所以他们决定29日回北京。因此，4月28日晚上，华东文化部陈望道、金仲华在上海酒楼宴请茅盾一行以及参与五一广播大会的英雄劳模。与劳动模范在一起，气氛“十分热闹”。29日，茅盾他们还去参加了一个公审大会。晚饭后乘8点20分的火车离开上海，回北京。
茅盾（右）与蔡楚生在上海合影
为了到上海搜集材料，创作电影剧本，茅盾连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执行局开会都请了假。5月8日，茅盾给萧三的信中说：“此次和大理事会执行局开会，我因在上海搜集镇压反革命材料，未能出国为歉。”可见当时茅盾确实是想好好搜集材料，创作一个镇压反革命题材的电影剧本的。
从上海回到北京，茅盾对电影剧本的创作抓得很紧，刚到北京就约蔡楚生他们谈剧本创作的事。蔡楚生在5月3日日记中说：“上午原拟赴沈部长家谈写反特片梗概，但临得部长电话，云有文教会议，故改星期六再谈……”
5月5日，星期六，蔡楚生他们到茅盾家里，一起讨论剧本问题。蔡楚生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三时与舒非、叶华同志赴沈部长处，由沈部长为我等谈创作计划，写得极好极详细，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初谈已写好这一部分梗概，我觉有‘记录性’，即率直地将我的意见说出，沈部长以为然，并决定改用透过一两个人来看这个时代的方法而加以重写——否则将无法容纳下如许材料，而人物亦不够突出。至七时辞返。”
5月12日，茅盾主动到蔡楚生的办公室谈电影剧本事。蔡楚生这一天的日记写道：“三时沈部长来，舒非因事未列席，由我与张客、叶华接待，即在我办公室会谈，首由我将在沪上所摄及过去政协时期所拍之照片赠沈部长，请其在一单人照上为我签字；次由沈部长为我等述反特片之梗概，但仅及其开场，其他则甚简略，我等即随之提了些意见，一直至近六时沈部长始辞去。沈部长见我所制的制服颜色具有‘春天的气象’，觉甚好，乃亦赴西单之美康号定制。”
经过几次讨论，到了5月23日，茅盾给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写信，告诉其剧本创作的进展情况：
楚生兄：
镇压反革命电影剧本初稿现在先整理出前六节，（这六节，算它是全剧的第一部罢，我的计画，全剧共分四部，廿四节），自己一看，问题颇多。不管如何，现在先把这六节奉上，请和舒非、张客、叶华等各位同志讨论后多提意见，以便修改。我自己对于此初稿也有若干尚待推敲之处，并且也拟了修改意见，这都写在本稿的眉头，又对于全剧人物故事等等也有待讨论处，这都写在稿前另一张纸上，以上都请参考。
我希望在星期六下午三时三十分，我们再会谈一次，地点即在我家中。希望那时能够听到您的宝贵的意见。匆此即颂
日祈
雁冰
五月廿三日
附稿本一册
1951年5月23日茅盾致蔡楚生信函
这是茅盾有关创作电影剧本最初给蔡楚生的一封信，说明在1951年5月23日，茅盾已写出了电影剧本的初稿六节，送给蔡楚生征求意见。蔡楚生比茅盾小十岁，广东汕头人，1906年出生在上海，是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中国进步电影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奠基人，导演过《渔光曲》《王老五》《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新中国成立以后，蔡楚生担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电影局副局长、全国文联副主席等，1968年去世。
蔡楚生与茅盾不仅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而且是多年的老朋友，早在1938年1月6日，茅盾从上海到香港，再到广州，临时住在广州的爱群酒店，蔡楚生就去爱群酒店拜访茅盾，并请茅盾书写“南海风云”四个字。茅盾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和《立报》副刊《言林》时，蔡楚生写了一篇文章《正告散布国防电影失败论者》，和朋友讨论修改后，8月19日，蔡楚生拿着稿子去找萨空了先生，萨先生答应转给茅盾。没过几天，8月23日《立报》就发表了蔡楚生的这篇文章。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的连天烽火中，茅盾与蔡楚生就已认识并成为朋友。
信中提到的舒非，就是袁文殊，舒非是笔名。袁文殊是著名的电影评论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等。信中提到的张客，也是一位电影工作者，是电影局任命的电影导演，此时他正在导演电影《上饶集中营》。这几位都是电影行家。
茅盾给蔡楚生的这封信写于5月23日，星期三，本来茅盾约蔡楚生他们星期六（26日）下午3点到茅盾家里讨论电影剧本，不料，第二天茅盾知道自己星期六有会议，与原来预约的时间有冲突，所以当即又写一封信给蔡楚生：
楚生兄：
昨函（连同剧本初稿前六节）曾言星期六下午三时到我这里来开会，讨论剧本前六节的大纲。现因文委会全体会议开会，我要出席该会议，拟延至同日五时半开始，并请你们各位在我家便饭。此颂
日祈
雁冰
五月廿四日
（请接信后来电话为荷）
1951年5月24日茅盾致蔡楚生信函
这封信，可以说明茅盾当时考虑具体事务的细致和周到。
6月2日，茅盾又给蔡楚生写信，催蔡楚生把修改意见告诉他，并且让蔡楚生将剧本稿子送到他那里，以便他挤时间修改。他在信中说：
楚生兄：
一个星期开会开过去了，剧本初稿前六章请派人送来。明日起的一个星期内，算来又只有三个整天（那还是拼凑起来的），照这样下去，初稿何时完成，殊不可知也。而六月十日以后，又有全国文工团会议追着来了。
因此，我打算务必在六月十号前完成初稿，就是经过你们提意见，又作第三次修改后的稿本。这不是文学剧本，这还是故事——较详细的故事，改为文学剧本，要靠你们了。请做精神准备。匆此即颂
日祈
雁冰
六月二日
从信中可以看出，茅盾对修改这部电影剧本很有紧迫感，但是日常公务繁忙无法抽出时间修改，所以十分无奈。所谓“明日起的一个星期内，算来又只有三个整天（那还是拼凑起来的），照这样下去，初稿何时完成，殊不可知也。而六月十日以后，又有全国文工团会议追着来了”。查史料，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是1951年6月1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6月16日，茅盾以文化部部长的身份，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做《文工团的方针、任务与分工》的工作报告。会议开到6月29日，茅盾一直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参加讨论、听取汇报等。其实茅盾在6月2日给蔡楚生写信以后，参加的会议不止这一个，大的会议有6月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的“德中友好月酒会”，6月7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嘉奖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等等。
在文工团工作会议期间，茅盾在蔡楚生他们提出意见的稿子上又做了一次修改。6月21日又给蔡楚生写信，请蔡楚生帮助提意见。
楚生兄：
奉上草稿一册，请法眼推敲后，提出如何增、删、改等等具体方案。我自己当然也想到如果要改，还有何种样子可改，但由一个人想，不如多人想，所以请你们各位多给我提意见。
即颂
日祈
雁冰
六月廿一日
因为是茅盾创作的“镇压反革命”题材的电影剧本，审看的人比较多，中宣部电影处和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人曾经一起讨论过茅盾的电影剧本，都认为茅盾创作的这个电影剧本问题较多，但碍于茅盾文化部部长和著名作家的身份，看过剧本的人，提意见也很忐忑，委婉。舒非曾经单独找蔡楚生谈茅盾的电影剧本，后来张客也单独向蔡楚生谈过对茅盾电影剧本的看法。
7月12日蔡楚生和陈波儿等一起议论茅盾的电影剧本。蔡楚生在日记中写道：“未久波儿同志来，共谈沈部长剧本，因确有许多问题……再开一个小会来讨论。”
8月29日，蔡楚生和同事王震之一起商量沈部长的电影剧本怎么办，他们准备给茅盾写一封信，陈述他们的意见。蔡楚生在日记中说：“可费好大牛劲，为慎重计，即函请波儿同志代为考虑一下。”可见蔡楚生在审理茅盾创作的电影剧本上，非常慎重，也有纠结。
1951年9月，茅盾公务依然繁忙。9月2日，茅盾出席越南访华代表团主办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庆祝酒会，这是外交活动，茅盾必须出席。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茅盾作为文化部部长出席。大概蔡楚生“函请波儿同志代为考虑一下”的材料还没有写出来，9月4日，茅盾为修改电影剧本，又给蔡楚生写信：
楚生兄：
来信收到多日了。那个稿本，电影局同志看过后，请再送江青同志，因为她还要看一遍。电影局同志们的意见，我希望尽快能听到。
匆此即颂健康
雁冰九月四日
茅盾想尽早听听电影局同志的意见，以便修改。
蔡楚生他们对茅盾创作的“镇压反革命”题材电影剧本的具体意见，现在没有见到文字材料。但是，韦韬先生曾经回忆这些专家的意见：“它太小说化了，拍电影有困难，而且也太长，可以拍成上中下三集，故必须改写和大大压缩。”韦韬事后说：“那时如果能有搞电影的行家来帮助父亲对原稿进行修改和压缩，也许电影就拍成了，可是父亲的声望使人不便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自己又从未想到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因为他自己的习惯是自己的作品自己来完成。结果就拖延下来，拖到后来则时过境迁，‘镇反’已成历史，也就没有再拍电影的必要了。”估计事实也是这样，茅盾创作的“镇压反革命”题材的电影剧本，在不断修改和讨论中，终于时过境迁，无疾而终。
据说，1970年春夏之交，茅盾的孙女沈迈衡在家里发现茅盾当年写的电影剧本手稿和另外一部小说手稿，茅盾告诉孙女说，这是两部没有完成的作品。孙女沈迈衡读过以后，就放回了原处。当时“茅盾就默默地拿出来销毁了”。后来，韦韬专门找这两部手稿，问父亲，茅盾淡淡地说：“已经撕了，当作废纸用了。”接着又说：“这两部作品写得都不成功，留之无用。”
当年茅盾创作电影剧本，受各种因素影响，没有成功，在非常年代，一代文学巨匠只好把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当作废纸用了”。这损失无可挽回，也十分无奈。
蔡楚生先生还保存有茅盾在1950年12月给他的一封信，同样是没有收入《茅盾全集》的佚信。现在抄录在这里：
楚生兄：
剧本《这就是证据》及您对该剧本的意见，都读过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至于兵车开往东北等场面，陆定一同志已有指示必须删去，自应照办。附上丁副部长阅后意见一纸，请参阅。丁副部长所见亦很重要，但如依您的意见加了三自运动，加了 一个好的天主教徒，而把罪行注重在美籍牧师等等，似乎也可得若干补救。为周到计，我赞成和宗教研究小组交换意见。
即颂
日祈
雁冰
十二月十日
这封信主要是审查剧本《这就是证据》以后给蔡楚生的一封信，信的落款没有年代，只有月日。那么怎么断定这封信是1950年写的？我专门查阅了蔡楚生日记，发现蔡楚生在1950年12月1日的日记中，提到《这就是证据》的剧本。12月2日的日记也有“阅完《这就是证据》，并写出意见”的记载。茅盾在12月10日给蔡楚生的信，就是看了蔡楚生的意见以后写的。说明当时茅盾和蔡楚生他们都很重视这个剧本。但是，有意思的是，茅盾的这封信，蔡楚生没有及时看到，他在12月14日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看《刘胡兰》之修正片，并作座谈，至五时余结束。沈雁冰先生来我写字间中闲谈。在此前沈先生为《这就是证据》曾复我一函，云同意我所提出之意见，因我未返室，故是函于此时始启阅。晚与沈先生等在会客室中共餐。”可见12月10日茅盾的信，蔡楚生在12月14日茅盾来办公室后才读到。至此，茅盾这封没有年代的信，可以确定为1950年所写。
2025年
本文摘自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钟桂松所著《流淌的岁月：茅盾的早期与晚年》，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注释从略。
《流淌的岁月：茅盾的早期与晚年》，钟桂松/著，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