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李欣媛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1991年，张艺谋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并摘得银狮奖，35年后，电影的4K修复版重新登录北美院线。
在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国际电影节展对话活动上，张艺谋再次谈起这部电影的国际旅程。他回忆道，当时国际电影界对于新一代的中国导演充满好奇，而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为这些作品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渠道。时至今日，他仍然认为，国际电影节展是中国电影，尤其是年轻导演的作品走向世界的重要流通和交流平台。
电影节展为许多导演打开了世界的一扇门，但如今，这扇门所连接的电影世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流媒体和社媒改变了电影的发行与观看方式，AI则进一步介入电影的生产过程，观众不断背离电影的当下，一个残酷的问题呼之欲出：当电影在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位置被动摇，那电影节展又该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位置？
01 从发现电影到连接世界
电影节的兴起，与电影艺术和商业发行存在着密切关系。
在以商业回报为主要目标的电影市场中，并非所有作品都能获得同等传播机会，尤其对于那些非好莱坞工业体系的作品而言，进入国际市场往往有诸多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戛纳、威尼斯、柏林等国际电影节展用自己的选片审美和评论体系，为难以依靠商业发行获得关注的电影提供一种传播渠道，也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创作者得以进入国际视野。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崛起，便与这一体系的发展紧密相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之后《菊豆》《秋菊打官司》等电影相继获得国际关注。与张艺谋同时代的陈凯歌，以及此后的许多华语电影导演，都是通过国际电影节进入全球电影文化的交流网络里。
电影节让电影收获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让创作者彼此相遇。论坛上，香港国际电影节原行政总裁利雅博回忆，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陈凯歌、侯孝贤等电影人，也是借助了电影节这一平台建立了交流与联系。
随着国际电影节体系的不断发展，这种连接逐渐从电影的展示与传播，延伸至创作和生产。如今的电影节展在竞赛单元之外，同时设有创投、人才培养计划等交流活动。电影人来到电影节不仅是为了放映电影，还希望能够获得投资、合作伙伴、发行渠道等更多的机会。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执行总监蔡绍勇在论坛上提到，新加坡电影产业规模有限，电影人不得不需要将创作放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去思考，因此当地曾通过旅行资助等方式，支持电影人参加国际电影节，帮助他们建立专业联系。
国际电影节展的市场功能也在不断在扩展。今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正式推出电影市场TIFF The Market。《纽约时报》报道提到，多伦多新设立的电影市场试图进一步连接制片人、发行商与投资者，为电影节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不断完善的电影节功能让其艺术评价形成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深度参与全球电影文化的形成。今年5月，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调整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的参评规则，除了原有国家和地区的官方选送机制，戛纳、威尼斯、柏林、釜山、圣丹斯和多伦多六个国际电影节指定奖项的非英语电影，也可以提交参评。
不过，当国际电影节的评价结果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作品的国际声誉和传播机会的时候，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文化价值与传播资源的分配，形成一种不断积累的文化权威，而这种文化权威也让电影节产生了一定的内部危机。
02 当电影节成为一种建制
中国文联副主席高世名在论坛上的发言，指出了国际电影节体系内部的矛盾。他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节的兴起曾为边缘影像和作者电影开辟新的流通渠道，但这套最初带有反主流精神的机制，如今也逐渐成为一种建制。
高世名提到电影节研究中的“电影节化”（festivalization）概念。在他的论述中，这不仅意味着电影节数量的增长，更指向由首映规则、竞赛单元、影评机制、发行对接和资助体系等共同构成的标准化国际流通机制。
这套机制帮助电影跨越了地域边界，也在长期运行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审美偏好。一些作品为了获得国际电影节的关注，可能倾向于采用更容易被国际评论界识别的叙事方式——“克制的镜头、疏离的表演、带有悲情色彩的在地议题、适合国际媒体转述的身份叙事”。
于是，一个问题逐渐凸显：当某种艺术表达被反复认可，它是否会逐渐成为一套可以预判的成功范式？
这就形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电影节原本希望为商业电影工业之外的创作提供空间，但当它自身形成稳定的评价体系之后，也可能产生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流与边缘。
尤其是当少数电影节积累了较高的文化权威，它们也就拥有了更大的价值判断和资源分配能力。高世名由此提出了另一个观察：“全球电影节网络形成了一个价值金字塔，少数A类电影节的顶端节点掌握了绝大部分国际曝光、发行资源、奖项与资本。”而造成这种层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审美差异，而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可见性的等级制度。
2025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09年至2021年间578个电影节的26240部入选影片发现，电影节的入选机会与电影生产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存在关联。总体而言，人口更多、经济更富裕国家的电影更容易获得电影节入选机会。
而此次奥斯卡选择六个电影节的指定奖项作为新增参评渠道，恰好可以放在这一语境下理解。一方面，这项改革扩大了电影的参评机会；另一方面，意味着某些电影节的评价结果获得了额外的制度效力。
虽然不能因此认定奥斯卡改革必然加剧国际电影节之间的不平等，但它确实提出一点：全球电影文化的流通并非完全开放、平等的过程，电影节不仅是电影艺术的展示场所，也是文化权威不断被建立和重新分配的地方。
而电影节自身的资金与市场压力，又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论坛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东亚区高级选片人乔凡娜·芙维就提到，艺术电影的国际发行仍然面临不少现实困难。即使一部作品已经通过电影节获得关注，后续的翻译、字幕制作、宣传和市场推广依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承担这些工作的往往是规模有限的独立发行公司。相比电影制作和国际合拍已经形成的部分扶持机制，发行环节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
在高世名看来，当国际电影节展越来越需要回应资金、市场与传播的要求时，更容易获得共识、适合公共传播的作品会受到青睐，而那些挑战观看习惯、难以被快速理解的实验性电影，则面临更大的展示压力，“电影节越来越擅长表彰‘好的作品’，却越来越难以容纳‘难的作品’。”
于是，国际电影节展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它既是打破文化壁垒的力量，却也在形成新的文化权威；它需要保持艺术判断的独立，又无法完全脱离市场、资金与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于高世名而言，重新审视电影节的制度结构，并不意味着否定它过去的贡献。电影节的价值，不应仅仅在于确立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艺术标准，也应当允许这种标准不断受到挑战。更何况，当下电影正经受着技术变革带来的外部危机。
03.技术改变电影节边界
长期以来，电影节通过首映、媒体评价和行业交易，帮助电影建立国际声誉、寻找发行渠道。然而，流媒体平台的发展正在改变这一传播路径。
论坛上，乔凡娜·芙维提到，一些电影在进入电影节之前，便已经完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行权益销售，电影节不再是作品寻找国际买家的起点。
而流媒体平台的加入切实改变了市场的买家结构与交易方式。2021年，Apple曾以2500万美元购得圣丹斯电影节影片《健听女孩》的发行权，创下当时的交易纪录。此后，流媒体平台的采购策略又有所调整，行业数据公司Luminate指出，2026年Netflix和Apple等大型平台在电影节市场上的收购趋于谨慎。
与此同时，电影节首映所带来的媒体曝光，也正成为发行方需要权衡的风险。从去年开始一个明显的行业现象开始出现：好莱坞制片厂的大制作新片开始缺席戛纳电影节。据《卫报》分析，随着影评和观众反应通过社交媒体迅速扩散，制片厂越来越担心电影在正式公映前遭遇负面舆论。
2024年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小丑2：双重妄想》便是经常被提及的案例。影片在电影节期间遭遇不利评价，随后票房表现不及预期。虽然无法将其商业失利归因于电影节首映，但对于拥有成熟宣传渠道的商业大片而言，提前接受集中评价，已经成为发行策略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说，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改变了电影节的市场功能和传播环境，那么AI就是进一步挑战了电影节长期形成的艺术评价体系。
论坛上，张艺谋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AI生成的电影已经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传统电影节是否应该允许它们参加竞赛？
这一问题正在成为现实。今年6月，伊朗裔导演Ash Koosha执导的《紫罗兰之梦》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首映。这意味着AI生成影像已经开始进入既有的电影艺术评价体系，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也暴露了这套标准面临的挑战。
大部分影评批评影片人物动作和叙事表达的不足，这些批评仍然沿用了传统电影对于表演、影像和叙事的评价尺度，这也导致一个关键性矛盾被搬至台面：当AI改变了影像的生成方式，传统电影的审美标准是否仍然完全适用？AI生成影像是否有自己的评价体系？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Tropfest短片电影节的争议更直接地触及了竞赛制度。完全由AI制作的动画短片《SYD CONFIDENTIAL》进入电影节决赛，引发电影人反对，争议围绕在AI作品与传统制作的电影在创作劳动和生产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应该接受同一套竞赛标准。
随着AI进入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和后期制作等环节，简单依据是否使用AI来区分作品，也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电影生产方式。电影节由此面临一个比增设AI竞赛单元更迫切的问题是，重新建立适用于不同创作方式的评价规则。
这些变化正在重塑电影节与电影产业的关系。传统的首映、交易和评价机制依然发挥作用，但其运作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尤其是AI的出现，使电影节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艺术标准，以及支撑这些标准的创作观念。
电影节曾经帮助世界发现不同的电影。如今，它需要重新思考，如何理解正在发生变化的电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