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谁代表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前沿，那就是唐杰。
这位文质彬彬的数据工程师是中国顶尖人工智能实验室智谱AI(Z.ai)的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兼最大个人股东。智谱AI旗下模型的性能已跃升至中国第一梯队，也让唐杰成为了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领军人物。
在某种程度上，唐杰关于人工智能的表态似乎与达里奥·阿莫迪遥相呼应。阿莫迪是Claude背后的美国公司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行业内既赞美人工智能前景又警告其风险的代表性人物。唐杰将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热情与他所称的“极致安全治理”这一“最重的责任”结合在了一起。
“当一项技术抵达足以改变文明进程的力量量级时，安全就不再是附属品，而是技术得以存续与被允许应用的根本前提，”唐杰在7月曝光的一封致员工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些话听起来或许与美国顶尖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出的预警惊人地相似。但若结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语境来理解，其含义会更加清晰——对习近平而言，人工智能“安全”归根结底指向一个核心关切：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安全。
西方多国政府将辩论焦点放在人工智能对社会构成的危险上，中国最关切的则是其对国家政权构成的威胁。中国模型因过滤或规避政治敏感信息以契合国家审查制度而广为人知。但像唐杰这样的开发者正走得更远，他们致力于将执政党意识形态深刻植入模型底层，这对中国人工智能系统所携带的价值观及其潜在脆弱性具有深远影响。
认清对这项将塑造下个世纪的关键技术的理念分歧对于设定特朗普与习近平周四在白宫会谈的预期至关重要。两国领导人准备讨论如何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然而，要达成实质性合作将极其困难，甚至难以实现，因为太平洋两岸对于“人工智能安全”的理解完全是两套互不相干的语境。
这背后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唐杰和他的同事正向模型注入特定价值观，从而塑造模型理解世界与做出回应的方式。随着中国人工智能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些价值观也可能随之传播，悄然将执政党的世界观带到远超中国本土的地方。
在唐杰发表致智谱员工信六天后，习近平于7月17日在上海出席年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时，展现了他的思考方向。在由官方媒体翻译成英文的表述中，习近平表示“China lays great emphasis on safety and security in A.I.”（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安全和保障），并致力于确保其“safe, secure and controllable”（安全、稳固和可控）。在与特朗普预定的会谈前夕，这似乎释放出了一个令人放心的信号。
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在翻译领导人讲话时，往往会面向外国受众软化其政治含义。习近平中文讲话的原话是：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这在翻译上或许看似只是微小的差别。但在习近平的语汇体系中，“安全”与“控制”等词汇归根结底指的是执政党的政治安全。他多次明确强调，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稳固长久是他施政的核心议题。
如今的硅谷先行者成长于自由民主社会，从小接触的科幻作品多描绘人类怀着建设乌托邦的本意，却创造了可能最终毁灭人类的机器。在今年1月发表的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文章《技术的青春期》中，阿莫迪开篇引用了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超时空接触》(Contact)的场景：由朱迪·福斯特饰演的女主角被问及，她想对来自外太空并建立起无线电联系的高级智慧生命说些什么。
她回答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你们是如何演化的？你们是如何度过这个技术青春期而没有毁灭自己的？”
该文详细阐述了如何管理阿莫迪参与构建的技术所固有的灾难性风险，其中包括将安全原则融入人工智能，使其与模型本身密不可分。这种被称为“宪制人工智能”(constitutional A.I.)的方法，试图在性格、价值观和品格层面教授这项技术何为“合格的人工智能”——“就像一个正在形成自身认同的孩子，”阿莫迪写道。
Anthropic注入其模型中的价值观借鉴了《世界人权宣言》，高度侧重于信息获取、法治、政治自由、自决权和个人自由。
无独有偶，Google DeepMind联合创始人兼主席德米斯·哈萨比斯也制定了一套明确锚定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工智能原则，并主张民主国家应当在“自由、平等和尊重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
中国的新一代科技领袖则成长于截然不同的环境——在一个威权体系中，自由主义价值观被标记为对华敌对，技术的开发与管控完全服务于执政党的利益。
习近平任命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本月发表的一篇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文章中清晰阐明了这一点。陈一新完全没有提及困扰美国人工智能领军人物的生存威胁，即人工智能失控反噬人类的恐惧。相反，他强调中国必须加强防御敌对势力，防止其利用这一强大工具“直接威胁我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在陈一新的论述中，人工智能的安全在于大力推进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以防落后于美国，他暗示这种落后才是该技术对中国构成的最大危险。中国不断完善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也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国家权力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列为政府的核心安全关切。
外界对极少公开发言的唐杰个人信息知之甚少。他联合北京名校清华大学的知识工程实验室其他成员共同创立了智谱AI。该团队曾开发出用于分析社交网络和信息流的先进工具，包括用于对国内外研究人员进行画像、定位及绘制关系图谱的系统，它们被定位为人才招聘工具。
唐杰在7月的一封信中，拒绝了对人工智能采取“外挂式”安全补丁的做法，而是主张必须将行为准则植入公司模型的底层架构中，包括将国家法律、战略与安全关切——换言之，即执政党的政治利益——写入人工智能的基础基因。8月，唐杰更进一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主张通过立法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强制实施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上个月，他的公司发布了中国最强大的AI模型之一GLM-5.3。智谱AI将其定位为一款廉价、易获取且功能强大的开源权重网络防御工具，其性能已接近Anthropic强大的网络安全模型Mythos 5。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开源权重模型，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尽管其中深度嵌入的行为可能难以彻底清除。智谱AI主张将这类先进工具向全球开发者和网络安全团队开放，这一路线与Anthropic和OpenAI严格保密的闭源专有模型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唐杰高调宣传开放，智谱AI在模型训练和评估方式方面却几乎没有透明度。此外，中国公民、企业及其他实体均须遵守《国家情报法》，该法规定他们有义务在接到要求时配合国家情报工作。智谱AI的财务报告显示，其模型发现的安全漏洞会提交给中国当局，包括收集和分析网络安全缺陷信息的国家安全漏洞数据库。而该数据库正是由陈一新主管的国家安全部负责管理。
这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尤其是在中国开放式模型在海外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如果智谱AI发现一个危险的安全漏洞，究竟谁会首先获知——是需要修复该漏洞的公司，还是中国政府？
所有这一切都凸显出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寻求共识的紧迫性——但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达成共识将极其困难。
中共执着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将政权安全置于首位，这令双方几乎没有就人工智能的灾难性风险达成共识的空间。而特朗普似乎也认为，战略竞争的重要性超过了不受约束的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危险，他最近在公开讲话中和社交媒体上均对监管的必要性持否定态度。
特朗普这种自由市场的态度忽视了正在形成的更大博弈。围绕人工智能的竞赛已不仅仅关乎技术领先地位，更是双方关于自由、安全以及国家角色等理念的角逐。胜出的理念将被融入日益深刻地塑造社会思维方式、决策过程和权力运作方式的强大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