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本周发表调查报告《新规定赋予警方更大权力惩处上访者》。报告说，今年7月1日生效的《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的办法》有两项主要改变：第4条规定，上访者如果没有文件证明已在本级或上一级信访部门走完程序，就不能在北京登记投诉；第6条禁止重复进京上访，赋予公安机关对重复上访者进行”教育”和”疏导劝离”的权力，并可能把在北京”滋事扰序”或”缠访闹访”的行为入罪。
受访律师提出两个原因：减少上访总数，以及让地方政府承担更多责任，把上访者和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挡在北京之外。两名律师表示，信访系统的投诉已多到应付不来，现行制度多年来显然行不通——巡视组被案件拖住，上访者困在没完没了的程序中，地方政府拦截他们的压力和花费都很大。其中一名律师认为，新规是直接针对今年3月29日的北京房山事件：据境外媒体报道，一名来自辽宁大连的上访者在当地一处市场开铲车多次冲撞人群，据报造成13人死亡。
报告指出，上访原则上合法，但地方政府害怕上访量过多受罚，经常以”寻衅滋事罪”等捏造的罪名针对上访者，或把人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也常从安保公司雇用打手绑架恐吓——学者王慧玲把这种做法称为”外包镇压”；新规意味着警察现在可以公开且正式地出手。报告认为，信访制度过去对中共是一个减压阀，既让有冤屈的人觉得还能寻求公道，也让当局了解民众不满、衡量地方官员表现；中央为何不再认为这种安排有用尚不清楚，原因可能是中国已发展成监控国家，不再需要这个窗口。一名律师的判断是，过去对上访者十分重要的”北京路线”现在基本上已被堵死。
中国出入境：风险不一定来自你做了什么
中国新的《出入境管理条例》9月15日生效，同日，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基金会（Human Rights Foundation）发表报告《超越违法的风险：赴中国旅行》。报告认为，新规并未对外国访客设立笼统的新出境禁令权力，但它把一套更大的法律体系进一步正式化——在这个体系里，被禁止行为的边界难以预判，挑战政府决定的有效途径十分有限。
报告强调风险不来自单一法规，而来自多重法律的交叠：《反间谍法》授权检查扣押电子设备、口头传唤，并明文允许对涉嫌间谍活动者限制出境，而该法与《保守国家秘密法》都未清楚界定”间谍活动”或”国家安全”；今年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则设立域外管辖权，可追究境外个人与组织”破坏民族团结”的责任，同样未定义用语或规定刑罚——这意味着海外的倡议、新闻、研究乃至侨社参与都可能被认定为违法。报告指出，中国不公布完整的出境禁令数据，多数外国人只有在机场被实际拦下时才发现自己被禁止离境。
报告特别提醒，旅行风险不能只看旅客自身的行为。限制一个人出境，有时只是为了对另一个人形成筹码——美国永久居民高兟在中国度假期间遭拘留，其拥有美国国籍的儿子也因对高兟妻子的出境限制而无法离开。这种关联风险是双向的：旅客也可能通过会面、通讯或拍照，使当地居民及其亲属面临盘问甚至拘留。报告的结论是，没有哪一次顺利的旅行可以作为未来安全的可靠指标。
因为做记者，一夜之间25名家人被拘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对维吾尔记者古丽恰克热·霍迦（Gulchehra Hoja）的专访。她最初在新疆电视台第二频道主持儿童节目，当时感受到来自中国政权的”巨大压力”——用她的话说，当局试图把她的角色变成宣传工具。2001年的一次欧洲之行是她第一次接触中国审查制度之外的世界，旅途中听到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后，她意识到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与真正的新闻工作毫无关系；同年10月，她加入该台维吾尔语部并定居美国。
中国当局随后将她定性为”分裂主义分子”——这是当地记者常被加上的指控，可判处死刑；2017年又将她定性为”恐怖分子”，并在一夜之间拘押了她的25名家人，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该组织亚太地区倡议经理别拉科夫斯卡（Aleksandra Bielakowska）表示，针对她及其家人的镇压只有一个目的——让她噤声。霍迦自二十多年前离开中国后再未见过家人，对数名遭拘押亲属的下落一无所知，并担心仅存的少数几次通话也受到监控。她说，让母亲前往安全的地方不仅是人道主义关怀，更将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威权政府不能把记者的家人当作人质来压制他们的声音。
霍迦已于今年6月成为该组织驻东突厥斯坦的通讯员。但文章指出，压力不只来自中国：自2025年6月以来，她在自由亚洲电台一直处于停薪留职状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关闭该台维吾尔语部——那是少数独立报道维吾尔人遭遇的新闻机构之一。她警告说，没有这个部门，国际社会将失去了解中国信息管制最严密地区之一的唯一窗口。按该组织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也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有119名记者遭拘押，其中至少80人被关押在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