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北京12日综合外电报导）「华尔街日报」今天报导，中国债务规模持续攀升，非金融部门信贷总额去年已超过国内生产毛额（GDP）的300%，不仅拖累国内经济成长，也为全球贸易伙伴带来冲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持续透过大规模投资，将中国打造成科技与军事强权，债务负担也急遽增加。
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涵盖企业、政府及家庭借款的中国非金融部门信贷总额，去年已超过GDP的300%，比2019年底高出60个百分点，占比也远高于美国。自习近平2012年底掌权以来，中国信贷规模已增加逾43兆美元。
报导指出，大量借款被用来兴建工厂与住宅大楼，但市场需求不足，造成资源浪费，并引发激烈价格战，侵蚀企业获利与员工薪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短期内未必会爆发金融危机，部分原因是这波债务累积主要依赖国内储蓄支应，而非那些可能迅速抛售资产的外国投资人。
然而，中国庞大的债务洪流正日益演变成全球性问题。
为了偿还巨额债务，中国企业持续生产汽车、太阳能板与电子产品，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不足以消化这些商品，出口商因此将大量产品倾销海外市场，使中国对全球的年度贸易顺差突破1兆美元。
即使中国与许多国家贸易紧张情势升高，包括欧洲等贸易伙伴对中国电动车和其他出口商品大量涌入市场感到不满，北京方面似乎仍不愿改变现行政策方向。
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亏损企业背负着巨额债务，在整体经济成长停滞之际，大笔债务难以偿还，若设法减少对这类企业提供新贷款，又可能使国有银行蒙受巨大损失。
美国智库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中国副总监班开玫（Camille Boullenois）表示：「如果想改变现有体制，就必须接受大量损失，而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没准备好面对这种情况。」
她认为，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问题持续缓慢恶化，金融体系逐步衰退，创造经济成长的效率也会愈来愈低。
债务问题一再拖延，也让习近平得以继续将资源投入新兴科技、军事及其他战略优先领域。中国官员认为，当前正是确立中国与美国并列大国地位的机会窗口，因此对人工智能（AI）、太空科技及能源等内核技术的投资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强调，国内债务仍在可控范围。近年来，中央政府借款规模仅约占GDP的30%，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相比相对较低。然而，这项数据并未反映中国债务问题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地方层级的负担。
过去几年，与地方政府相关的融资平台背负了数兆美元的添加债务，力求扩大业务规模，以实现经济成长目标并维持当地就业。许多平台参与地方房地产开发，也因此受到中国多年房市低迷的严重冲击。
据国际货币基金（IMF）估算，若将中国地方政府的官方借款以融资平台债务一并纳入，衡量中国政府整体债务的更广泛指针去年已攀升至GDP的127%，高于2020年的98%。
与此同时，企业债务也持续攀升，但具有获利前景、值得投资的机会却愈来愈少。全球性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率是全球平均水准的两倍。
低成本信贷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荣鼎集团引述中国央行数据指出，截至去年底，逾半数添加企业贷款的利率，等于或低于银行提供给最优质企业客户的贷款基准利率，比重远高于几年前。去年，中国上市制造业公司的借款利率中位数约为2.4%。
报导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不容易，中国可能需要从根本上调整经济成长策略，减少依赖工厂等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出口这些工厂生产的商品来推动经济成长。
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中国政府应优先推动能刺激家庭消费的政策，以遏止债务恶性循环。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约40%，美国则接近70%。
中国今年第2季GDP较去年同期成长4.3%，是逾3年来最慢增速，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口，凸显国内需求不足问题。
北京虽表示希望提高家庭消费，但这也意味政府必须放松对经济资源配置的部分掌控，也可能使资金从习近平优先发展、用以缩小对美科技差距的产业流向其他领域。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经济与产业研究主管甘特（Jacob Gunter）表示，中国官员发布的信号显示，他们倾向维持现行政策方向，「但我们看到，这套体制已逐渐触及自身极限」。
甘特说：「地方政府透过补贴亏损企业，让这些企业得以继续生存。但这些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也代表没有利润可供课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