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湘西的一个村子里，一对夫妇怀上第三个孩子。据人口学家易富贤回忆，怀孕已经九个月，只差几天就要出生，孕妇被抓到县医院强制堕胎。胎儿堕下来时还是活的，被塞到马桶里。孩子的父亲在窗户外面；趁着医生和护士不在，母亲把胎儿从马桶里递到窗外，交到父亲手上。这个孩子活了。他说，自己上次回去的时候还见到了他。
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的作者。据主持人袁莉介绍，过去二十多年他持续挑战中国官方的人口数据和政策判断，也因此长期被封杀、被反驳、被攻击。他讲出湘西的案例，为的是回答一个责任问题：曾长期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彭珮云于2025年12月21日去世。
这场谈话真正追问的不是一个人有多坏。它追问的是纠错：一项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与自己的数据相互矛盾的国策，为什么还能再运行二十多年；以及当支撑它的数字本身被改动之后，一个国家还能靠什么认识自己。在他的叙述里，答案有一半不在政策层面，而在数据和知识机构里。
一票否决之后：被堵死的漏洞
主持人引述了他在X上的帖文：“沾满胎儿血的彭珮云终于死了”，随即追问：她在计划生育政策中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还是一个制度的塑造者。
他的回答落在一项具体的制度上。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政策虽然残酷，毕竟还有漏洞，整个1980年代生育率还稳定在2.4左右。彭珮云1988年出任国家计生委主任；据他叙述，她把湖南常德市探索出来的一票否决制带向全国，1991年游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推广，各级地方官员的晋升全部与计划生育挂钩，漏洞由此堵死。结果是全国生育率十年内从2.3降到1.2，他认为这奠定了中国经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
按他的说法，卸任并没有让她离开这套系统：1998年从计生委退下来后，她成为副委员长，并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红十字会会长，1994年到2008年还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他说，全国妇联看似维护妇女权益，实为计生委的配套机构，各级妇联主任最大的任务就是抓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的最大操盘手正是它。
他给出的规模是：1980年到2015年独生子女政策期间，共有3.3亿妇女被上环、1.1亿妇女被结扎、3.2亿妇女被堕胎，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她担任计生委主任和妇联主席期间。由此他判断，她作为全国妇联主席，事实上是对妇女残害最大的一个人。他给这个判断留了一个限定词：“在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像她对妇女的权益造成如此大的损害的一个人了。”他还说，人口学界被她操控，篡改人口数据是她指挥的。
这些数字和指控都出自他一人：文字稿中没有被点名机构或个人的回应，当事人已经去世，本网无法独立核验。同一场谈话里也能看到他自己划的界线：说到2012年新领导人上台前曾特意拜访过她，主持人直接说出一个名字，他没有接，只说有国家领导人拜访，是谁他并不知道。
一票否决制说明了这台机器的传动方式。它在村一级转动起来，是另一种样子。
扒房牵牛：口号落到村里的样子
主持人先念出几条当年的口号——“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堕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并说自己念着都觉得不适。他接着举的例子，都来自他从小生活的湘西农村。
开头那个从窗口递出去的孩子是其中之一。另一个被强制堕胎的胎儿也是活着落地的：那是隔壁村的事，孩子被送给他们村里一对不孕症的夫妇收养，最后因为堕胎的损伤和早产夭折。主持人说这就是谋杀，他应了下来，说这都与计生委相关。
另外两个例子出自他家里。他的一位堂婶怀二胎时被村里的书记追赶，摔倒在水田里，爬起来爬到山上才跑掉。他的一个堂哥生了二孩，房子被全部砸毁，牛和牲口也一并被毁，夫妇在外面流浪了几年才敢回去。
他把责任追到主管层级，同时不主张她亲自动手：“从表面文字上来看，彭珮云好像也没有亲自干什么坏事。但是落实到这个基层，确实是沾满了鲜血。”
责任链条到此清楚。但基层的暴力只说明政策如何执行，没有说明它为什么停不下来。
泥菩萨：一个政策如何变得不可批评
按他的叙述，1980年的决定来自一个预测：导弹专家宋健推算，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人口到2080年会超过42亿。当时中国才10亿人口，粮食已经短缺，国家领导人被这个数字吓坏，赶紧实行一胎化。他的反事实判断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生育率本来也会像台湾、韩国、日本一样下降，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
他把更多责任放在之后的二十年。他说，当时对言论的控制、对任何反对意见的管控和不争论的做法，让政策不能及时纠错：1990年之后生育率快速下降，本该停止计划生育，却因为不让批评而拖了下来。学界在这里不是纠错者，而是解释者，他为此用了一个宗教比喻：
> 当年陈云，邓小平，他们捏了个泥菩萨，然后人口学界就对泥菩萨进行论证，说这个泥菩萨是真的呀、显灵了呀！
他说，领导人于是真以为泥菩萨有神力，最后所有人都以为这项政策神圣，其实草率。他随即拿印度作对照：印度1975年也实行计划生育，但作为民主国家，选民在1976、1977年把英甘地总理选下台，计划生育也就废止了。在他的对比里，差别不在有没有犯错，而在错误能否被投票纠正。
“由于中国的这个决策体制，集中精力能够办大事，导致集中精力办了坏事，导致人口政策迟迟没有被纠正。”
这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敢纠错，却没有解释纠错的呼声被什么压住。他的答案是一套会自己生产结论的机构。
从1.2到1.8：数字如何反过来决定政策
按他的数据，中国生育率1991年只有1.8，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2000年只有1.2，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的一半。而国家计生委把生育率改成了1.8。他说这不是孤例：2004年到2006年，由三百多位人口学家和官员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同样把1.2改成1.8，据此认为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仍能把生育率稳定在1.8、人口到2033年达到15亿。
学界的主流意见站在同一侧。他说，2004年顾宝昌、曾毅等十八位顶级人口学家上书中央，反对废止一胎化，理由是全面二孩会突破16亿的人口上限；按他的转述，这十八人同时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到2020年才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他自己2000年就呼吁废止计划生育，2007年在《大国空巢》中预测，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会降到2023年的1.47，人口不会超过14亿；他说这本书成了当年的第一禁书。
他叙述中最关键的是2011年的一次授课。他说，国家计生委司长于学军和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经计生委推荐，给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上课，称生育率还有1.63，应当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在他看来，这是部门官员与学会副会长为了部门利益误导决策层：“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话，那么所引发的政治地震将不亚于水门事件。”他接着说，两人不但没有被追责，反而高升。
2012年出现了两份方向相反的报告。他受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约请写了一份五万字报告，主张废止计划生育，判断二孩政策最多把生育率推到1.4。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与十七位顶级人口学家的报告则认为，全面二孩之下每名妇女会生4.4个孩子，每年出生4700万；他的估计是1.4个孩子、1400万人。两份报告都送到了最高领导人手上。
“但是由于他们是集体的结论，我是个体户，我的观点就没有被采纳。”
此后的数字构成一份对账。他说，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单独二孩没有如预测每年多出生200万，反而少出生32万；2023年全面二孩之下生育率只有1.0，而不是预测的1.72，全年只出生902万，而不是1550万。
这份对账同样只有他一方：被点名学者的论证经他转述，文字稿中没有他们的回应。
苏联的先例与没有发生的收缩
数字可以被改动，被改动的就不只是一项政策。他说，中国的真实人口可能最多只有12.8亿，甚至是12.5亿，比主持人引述的官方数字14亿少1.3亿到1.5亿。他同时排除网络上流传的10亿甚至8亿之说，认为肯定超过12亿——这是他给自己的怀疑划的下限。
修改的过程很具体。2000年人口普查的0岁人口只有1300多万，计生委和统计局不相信，改成1771万，理由是2006年小学一年级招生1750万人，刚好一致。但他指出，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分担，地方政府因此有庞大的动力虚报招生数据冒领经费。他引用2012年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安徽界首市上报招生5.2万人，实际3.6万人，套取经费1063万元。
他把这件事放进苏联的先例。据他叙述，斯大林曾预测1937年苏联人口会达到1.77亿，普查结果只有1.62亿，意味着确实发生了大饥荒；数据还没有完全公布，普查官员就被抓起来坐牢、枪毙，整个政府从此都不知道人口数据。他说，苏联生育率在60年代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80年代劳动力开始萎缩，本该战略收缩，却在同一时期侵犯阿富汗，最终解体。
“苏联篡改人口数据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篡改人口数据是为了体现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他认为最高领导人并不知道真实数据，理由是人口数据有隐蔽性、有技术性：2000年出生的那一代到2015年初中毕业时才1400万，十五年后才露出水面。
他也划了界线：光棍太多是否容易引发战争，他说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台湾问题他也不认为会以战争解决，因为台海一旦开战，两岸生育率都会雪崩。但被问到中位年龄越来越老是不是意味着执政越来越稳，他没有留余地：“我是比较悲观，我在这方面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大概率中国不会发生台湾的那种转型。”他的理由是比例：15到29岁的青年最有挑战力，这一比例1989年是31%，现在只有15%。
恶性循环里的年轻人
解释鼓励生育为何难以奏效时，他给出整场谈话最形象的一段：
> 生育率就像一个石头，一块巨大的石头在山顶上，往山底上要滚动。即便没有外力，光是风雨也可能将石头滚下来。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都是因为风雨将石头滚下山来。但是中国大陆的生育率的话，相当于一脚将巨大的石头踢下了山底。
把石头推回山顶的难处，他拆成三项。第一是不愿意生：结婚数已从2013年的1347万对降到2024年的611万对，中国妇女目前只打算生1.64个孩子，00后只愿意生1.48个。第二是养不起：房价比日本、台湾、韩国都要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44%，台湾还占59%。第三是生理上生不了：中国85%的孩子由20到34岁妇女生育，而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到2050年将减少一半。
政府的补贴只落在第二项上。补贴的数目在节目里始终没有确定：主持人用不确定的口吻问了一句“3000元一年是吧，3000多是吧”，他没有接这个金额，只反问这怎么够养，说像打发叫花子一样。他说中国准备做的事日本都已经做了，而日本的福利那么好，生育率也没有上升；中国未富先老，地方政府又有债务危机，无力复制。
第二项难题因此通向政治。他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1980年代还有六成以上，政府财力越来越大，老百姓越来越弱；真要鼓励生育，就得把它提回1980年代初期的水平：“那么政府不得不跟老百姓妥协，那么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将是一个颠覆性的调整，中国政府有勇气这么做吗？我是表示怀疑。”
账的另一端是养老。他说，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1980年只占5%，2025年已到16.5%，2050年将达36%；三分之一的省份养老金已经短缺，他预计2035年全国都会短缺；而妇女比男性长寿六到七岁，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若生育率能稳定在0.8，他推算总人口2050年减到10.1亿，2100年减到3.2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现在的16%降到3%：
> 就是说我们一个长期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大的文明体，由于错误的政策，将会沦落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小民族。
年轻人的选择也是这台机器的产物。儿童是巨大的消费者，孩子少了消费就少，中国的消费只占GDP的38%；内需不够，服务业发展不起来，而青年主要在城市从事服务业，失业率因此很高；工作难找、养不起孩子，再回头压低出生数。他强调，不婚不育不是主观选择，而是极恶劣社会环境下的无奈选择。
即便如此，他仍给出一个个人层面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出发，我当然建议大家还是要‘生产自救’，因为目前社保制度很难维持。”但他随即承认这没有用：养不起、陷入贫困的人不可能听他的，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个人在历史的车轮前面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也感到很无能为力。广大青年们估计也是很无能为力。”
这场谈话是以亿为单位展开的：3.3亿、1.1亿、3.2亿，以及他认为被多算的1.3亿。而开头那个孩子活下来，靠的是一次没有任何政策授权的举动——一个母亲趁医生和护士不在，把他从马桶里取出来，递到窗外。他今天用来称量国家兴衰的那把尺子，量不出这几秒钟。
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根据不明白播客第187期《EP-187 易富贤：「刽子手」彭珮云与走入歧途的人口政策》的官方文字稿改写，并非本网自行采访。节目主持人袁莉，嘉宾易富贤，2025年12月26日发布。文字稿与节目页：https://bumingbai.net/2025/12/26/ep-187-text/ 。文中的数据、案例与指控均为受访者在节目中的说法，本网未能独立核验；正文中的归属表述一律保留。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评价与判断属其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