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B站一个叫“斯奎奇大王”的UP主发布了一段五个小时的视频，讲他声称亲眼见到的美国：万圣节有小孩来敲门，要的不是糖，而是食物；送外卖的工人看着他吃汉堡——他的意思是，这些人有工作却仍在挨饿。按袁莉的说法，播放量只有几十万，她自己也没看完。但其中一段被单独拎了出来——他用游戏术语“斩杀线”形容普通美国人跌破某条看不见的线之后的连锁崩塌，那一段的弹幕开始刷，说这是中国互联网上的历史时刻。接下来两个月里，这个词进了观察者网两周十几篇的评论，进了北京日报和南方日报推的微博热搜，最后出现在中共理论期刊《求是》上。
在不明白播客的这期对谈里，作家查建英和中美关系学者戴博要做的不是判定美国有没有穷人。两人都承认这条线上压着真东西：房价、医疗费、育儿成本、六十年里拉开的贫富差距。要分辨的是另一件事——这套叙事里哪一部分是被挑出来的，它为什么偏偏在此刻好用，以及它在量美国的时候，把什么正好挡在了量不到的地方。主持人袁莉在开场把问题问得更直接：“为什么此时此刻，中国人需要通过想象美国的崩溃来安慰自己”。
一个游戏词，两个月进入《求是》
查建英说自己不打游戏，是因为这个词的热度才第一次听到它。她注意到的是杀气：又是“斩”又是“杀”，是一种主动杀人。她由此判断，这个词的选择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熟悉游戏语言的年轻一代——词一旦选定，联想也跟着定了：那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局。“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而是一个主动的状态。”
戴博不认为这个词本身有问题。他说二十年来中美两边的新词大量来自网络文化，“斩杀线”很形象，让人一听就受到震动，而美国弱势群体的处境确实在恶化。“我并不反对使用这个词，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只形容美国。”
分歧从传播路径开始。戴博认为，政客借用年轻人造的新词是有机而常见的过程；袁莉不接受，她说自己认真看过，这是一场很明显的宣传攻势。戴博随即同意这一次确实是政府故意推动的宣传——要再提醒中国人，这四十年发展得多好，而美国低收入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补了一句，后半句也是事实。但他不认为两种解释互相排斥，反而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政府为什么没有审查，没有限制这些，而是要使用它？”
查建英给的答案是合力。她没看那个五个小时的视频，但从描述判断那像一个集锦：片段本身也许都是真实的，而事实本身是可以被选择的，挑出符合主题的部分拼在一起，夸大就自然发生了。她列出三重动机：商业上的抓眼球、配合宣传的可能，以及迎合一种已经弥漫的情绪——比烂、看笑话，以及由此得到的自我安慰。而第一重可以检验：如果被拼起来的片段各自都是真的，留在框外的是什么。
被挑出来的那一半
戴博从西雅图说起。他承认流浪者、吸毒者、有精神疾病而没有住处的人确实特别集中在西雅图，这类案例也在增加；但西雅图同时是微软、波音、星巴克和Costco的总部所在地，拍视频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那里也有大量富人和一个规模不小的中产阶级。他也没有否认结构性的那一半：从里根之后，美国的税收政策一直在给最有钱的人减税，同时加重中产阶级下层的负担（他说共和党主导时期为主，民主党也有责任）。
到了数字，他的判断是夸张：按他给出的数字，到2024年美国约有77万名无家可归者，一万人里有23人，其中很多是长期吸毒者或有精神疾病；那种原本一切正常、只因遭遇挫折就失去住房的情况有，但并不多。他提醒，社会保障网的覆盖面不是百分之百，却不是不存在。
查建英的落点不在数字上。她在纽约至少住了二十年，在公共场合看到的无家可归者肯定比郊区多得多，即便如此：
> 他这个视频太夸张了，好像这个社会没有任何救助的网络，完全是一个原子社会。一个人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也没有社会网络，这完全是虚假的。
她记得纽约的救助中心里有八万人左右，真正在街头的是四千多人。她也摆出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有人是自己选择不去住救助中心的，这牵涉到美国关于个人自由的长期争论。她提到自家附近长年有个人待在同一家副食店门前，带着毯子看书。“他没有地方去吗？我不知道。我感觉他就是选择在那。”
叙事里最具体的数字，是“十四万美元的安全线”。按袁莉的介绍，华尔街投资者Michael Green撰文认为，美国官方的贫困线严重偏低，一个现代四口之家维持基本生活需要接近十四万美元——这已经高于四口之家收入的中位数。到了中文转述里，十四万美元又变成了“贫困线”，线下的人随时会被斩杀。戴博说这个数字是开玩笑：在他给出的数字里，收入中位数最高的华盛顿也就约十一万。
查建英在这里加了一道限定：已经有很多人质疑Green的算法犯了基本错误，但他确实挑出了一个真问题——六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生活成本在上升，涨的不是食品，是房价、医疗费和养孩子的费用。
卖血那一段，其实没人记得
铁锈带的衰退不是虚构的。戴博说，六七十年代他家在美国铁锈地带属于中等收入，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就养一家人和一栋房子；他把这段稳定归因于二战后美国是唯一生产能力没有被摧毁的大国，红利本来只够二十年，实际拉长到五十年。“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查建英同意这背后有真实问题，也没有回避对中国不利的那一半：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大量企业把工厂转移出去，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劳工阶层确实失去了很多。
中文叙事里最好用的人物证据，恰好出自这条线上。袁莉提到，讨论反复引用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他在俄亥俄州的铁锈带长大，为了支付生活费和学生贷款，一度每周去卖两次血；中文评论由此推论，连未来的副总统都要靠卖血活下去，普通美国人还有什么希望。但两个读过这本书的人谈到卖血时，反应都是不太记得——查建英说自己其实不记得这个细节，袁莉说那一段非常小。
在美国，这本书从来有两种相反的读法：一边看到杯子半空，一边看到杯子半满。查建英说，正面的读法把它当励志故事——出身于吸毒母亲和离婚家庭的孩子，最后参军、又考上耶鲁；反面的读法认为他把自己家庭和一小块地方的问题过度放大，用懒汉和吸毒的自我指责掩盖了结构变化。戴博的判断更重：“万斯那本书，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有一种自我标榜的意味，而且还有一点虚伪。”万斯一面责怪老家的俄亥俄人懒惰、吸毒，暗示他们活该，而不指出是体制把他们逼到那种境地；一面又批评所有精英，而自己上了耶鲁、赚了很多钱。
同一本书在美国被拆成两种读法，在中文里被压成一个细节。
中国的穷人去了哪里
查建英举了十年前的例子。她当时在一家叫“印度—中国研究所”的机构工作：中国人去印度，在孟买看到巨大的贫民窟，会觉得自己的扶贫做得多好。后来印度人回访中国，震惊于街头没有那么多要饭和露宿的人，于是被带去参观所谓的农民安置点——土地被拆迁或征收之后，农民被要求搬到郊区，由政府或开发商盖好房子让他们住进去。
她的描述停在一个不作结论的画面上：这些农民没有土地可种，很难说清整天在干什么，但他们是活着的，环境也确实比贫民窟干净，只是一大群人就那样待在那里。她由此提出一个区分：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发的——而从市容的角度看，当然会觉得我们的市容多好。
袁莉把时间推近。她说很多人看新闻联播或小红书，觉得美国有那么多无家可归者而中国都没有，却没想过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没有。她记得2017年冬天北京那次“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城中村和地下室改造的宿舍里很多人被赶走。那时候有朋友对她说：“我们的早餐店再也没有了。”查建英补上朝阳区那一带的变化：地价越来越贵，商业利益和“国际大都市”的市容要求叠在一起，那些有烟火气的小店和住在地下室的打工者，后来基本上被一扫而光。
被看见的贫困和被移走的贫困，本身就是这场比较的前提。
从“水深火热”到“斩杀线”
袁莉把这几年的叙事排成一列：先是“入关学”，接着是去年年初的“小红书对账”，比物价，结论是美国人很苦；再到“斩杀线”，说美国的穷人会被系统性地消灭。她把这一系列统称为“赢学”，也指出这个词火起来的时间点：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青年失业率很高，三十五岁就被认为太老，房地产连续几年不行；很多人说自己被裁员就是斩杀，买了烂尾楼还要还贷也是斩杀，而这些讨论很快被引导到美国更惨的方向。
查建英把这条线拉得更长。中国人从冷战时期就一直盯着美国：那时是反美教育，改革开放以后突然转成普遍的崇美，但对象没有变，目标是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甚至超过美国。就在觉得可以扬眉吐气、平起平坐的时候，经济突然放缓。她还指出一个缺席的对照：这些讨论里很少有人谈欧洲——同样是资本主义、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假期还很多——被反复拿来看笑话的始终是美国。
袁莉接上了那句文革口号：幸福的中国人民深切关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查建英说“水深火热”是她从小听到大的词，而且专门用来形容美国；如今不会再这么直白，换成了“斩杀线”：
> 这个词看起来更漂亮、更现代，也更符合当下的语境。而且在这种叙事里，确实会掺杂一部分事实……这种叙事的可信性就变高了，同时它的误导性也变得更强。
戴博在这里往回拉了一把。他说自己并不那么责怪中国人有这种心态，也不认为这是中国特色：任何一个长期比较贫穷、后来突然发展很快的大国，都会带一点幸灾乐祸甚至报复性的心理。他还提出一件美国人自己的责任：建交以来，美国人在外交和媒体场合都挺会吹牛，中国人听了很多年只能忍气吞声。他的结论落在一句反向的话上：“因为你老是和美国比，哪怕你觉得自己比美国好，这本身其实也是在降低自己的位置。”
查建英不认为这就够了。她说中国长期的仇恨教育可能留下了阴影：幸灾乐祸是人之常情，“但如此公开、如此大规模地去嘲笑别人，通过放大、嘲笑他人的问题、去捅别人的伤疤，我觉得在美国是会被认为非常不道德的”。袁莉补上一个悖论：中国的宣传机构能有这么多材料写美国多糟糕，恰恰因为美国是一个透明、公开的体制。
谁真信，谁揣着明白装糊涂
反向的声音也出现了。袁莉提到，一位叫李宇琛的年轻法律博主写过一篇长文《美国斩杀线，其实是俺们爱国赛道的斩“傻”线》，逐条对照：美国人失业、没有固定地址会更难找工作，而中国没有本地户口的孩子连上学的资格都没有。这篇文章很快被删除。她后来在一些平台上搜索“中国斩杀线”，结果是零；一篇提到中国农民每月只有两百多块钱养老金的公众号文章也被删掉。她自己的总结是：“一边要说美国经济很差、美国穷人没有活路，然后一边根本就不要说中国。”
戴博认为这些被删掉的帖子对中国的批评非常恰当。查建英则把双重标准的代价说得更直接：它避免不了，但也侮辱中国人的智商——网上很多跟帖阴阳怪气，实际意思是别把我当傻子。
于是有了节目里最短的一次交换。袁莉说，但还是有很多人说“幸好我们生活在中国”。查建英的回答是两个字：“真傻。”
袁莉最后问，有多少人真心相信这套叙事，有多少人心里明白却选择集体自我催眠。查建英的回答保留了自己的不确定：她说中国的不透明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我只能瞎猜。在瞎猜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跟着他转的人……还是相当大的人群，可能比完全明白的人还是要多一些”。跟着走的那一批，她给的解释是心理需求——生活确实过得憋屈，至少在这种叙事里还能得到一点安慰：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此。
戴博在结尾把这条线翻了过来。他说中美两国其实都有各自的“斩杀线”问题，两国政府对弱势群体的照顾都明显不足。他提到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说自己并不同意他的看法——马凯硕常把美国最糟的社会现象和中国所谓最好的部分对比——但马凯硕提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很重要：“哪一个国家能更彻底地保护和保养其最底层、最贫穷的50%人口，哪一个国家就是真正的赢家。”
查建英同意这算良药苦口，也指出它把太多问题简化到一点上，她并不认为两种模式可以这样比高低，但她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标准。戴博把这句话说完：“不是看哪一个国家的科技最先进或者最富有，而是看哪个国家最人道。”这条线原本是用来量美国的。到这里，它量的是两个都不太愿意被量的社会。
本文根据不明白播客第194期节目《美国斩杀线，中国又赢了吗？》（2026年1月26日播出）的公开文字稿改写，文字稿见 https://bumingbai.net/2026/01/26/ep-194-text/ 。文中直接引语均出自该期文字稿。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评价与判断属其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