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委统战部的大楼里，马瑞林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别人都是几个人共用一间。中午十二点同事去吃饭，他基本不吃午饭；等一点多楼道里没了声音，他去公共卫生间洗一遍，回来反锁上门。地板是他用一块毛巾自己擦干净的，盆放在办公室，用矿泉水瓶洗脚。他说最麻烦的就是洗脚，每一步都要做。
只有一次他忘了锁门。一个年轻同事推门进来要份材料，他正好叩头下去。他说那一瞬间特别尴尬，从那以后再也没忘过。
他做这些的时候，职务是宗教事务官员。更早的2008年，他用大概两星期写出一套宗教工作信息化系统的方案，把全省的清真寺、藏传佛教寺庙以至乡间的土地庙标注到电子地图上，把教职人员和信众的数量、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录进数据库。他说，那个方案里“当时还包括了装摄像头这些东西”。
马瑞林把自己这份工作称为“党的祭司，党的宗教方面的祭司”。他自述在甘肃宗教系统工作了二十四年，最后一个职位是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024年2月离开中国，现在在纽约管理两家清真餐厅。他愿意讲的，主要不是自己受过什么，而是自己交出过什么——一个既在管控机器里、又属于被管控群体的人，怎么计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冻成一坨的面片，和一个祈祷
他出生在甘肃甘南的临潭县，家里世代是宗教世家，太爷爷是中国伊斯兰教一个教派的教长。爷爷和父亲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据他描述，这一代人最后都归于平凡，家里礼拜很少做；爷爷最看重的是汉文化教育。
九十年代初他在陇西一中读高中。他回忆，当时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参加过八九，在评价体系里身份不好，被强制分配到这种偏僻地方任教；他们在课堂上公开讲共产党的发家史，“说白了就是土匪抢劫”。他说那些老师对他影响最大——此后他没有申请入团，到大学时全班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团员。
1999年他被甘肃省委组织部选调，分到兰州市永登县秦川乡，挂着乡长助理的虚名。乡政府里只有他一个穆斯林。别人去食堂，他在宿舍做饭，同事一个个过来看他做什么，那种被参观的感觉让他不再做饭，改去外面一家很小的清真餐馆。斋月他不说，也没人知道。
那里冬天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三十度，宿舍的煤炉他后来一直没生，怕煤烟中毒，因为宿舍以前出过事故。晚上开斋在小店吃，早上店不开门，他每次带一饭盒面片回来，到早上冻成一坨。他一片一片吃着，一边哭一边祈祷：“真主，你给我给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吧。这个生活太苦了，我不想在这儿工作了。”他说自己还想跟真主说个好一点的词儿，于是又加了一句：把我分配到一个为我们穆斯林作贡献的地方去。
2004年他调到兰州。选调会上他是第一个被推荐的人，团委、财政这些好单位都不要他，理由当众说出来：“各单位都说不要，吃饭不方便。”甘肃回民很多，清真餐饮也发达，但这个理由当时谁都没觉得有问题，包括他自己。最后他被分到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伊斯兰教处。
一个因为吃饭不方便被推开的人，就这样进了管理自己人的机构。
两星期写出来的一套系统
2004年到2008年，处里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他把铺盖搬进办公室，一个星期里把主任那几柜子历史档案全部看完。问他当时想干什么，他说一直想干事业；再问那个事业到底是什么，他说从来没问过——晚上写材料时想到一两个新词，能兴奋好几天。
2008年宗教局与民委分设，他分到宗教局，写出那套方案，局里拨钱让他去建。按他的说法，动力有一半是虚荣：这个想法别人没想到，让他觉得自己挺厉害。另一半他说得很直接：提高效率，还有把这些管起来。管起来的意思是宗教局权限更大，一个地方的情况、包括教职人员的任命都一清二楚。“如果这个系统建立成功，上面的宗教局长，或者某一个干部，坐在办公室里鼠标一点，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做了三个月启动工作，之后来了一个技术更好的人接手，断断续续可能花了十几年才真正做出来。主持人问他有没有想过这个数据库后来被用来做什么，他没有回避：“没想过，完全没想过。如果当时有那种超前的认识，我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个事。”他随后补了一句：也不可能在那几年升得那么快。
按他的说法，2015年这套系统开始全国推广。清真寺的建筑风格连同照片录入之后就被定格，屋顶瓦片坏了想修也要层层报批；摄像头开始架设并联网；2016年起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不得进入清真寺——而在那之前，假期里家长外出打工，孩子白天就送到清真寺，那里有饭吃，也有辅导。
棍子落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年
第一次真正觉得这个系统有问题，他说是在2011年，因为第二个孩子。他和妻子都是公职人员，按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一个；孩子生下来没有身份，不能报户口。据他描述，那年妻子正好考上中南大学的博士，脱产去湖南读书，学校和原单位都不管，没人知道。
他把这一段总结成一句话：“当这根棍子真正落到你头上的时候，当这种惩罚落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才开始慢慢反思它，开始慢慢认清它到底有多么邪恶。”
但他没有离开。同一年他被提拔为副处长，二胎的户口后来通过熟人报上了。他说这些解决对他又是一种冲淡；如果不是这样，很多事情当时可能就已经变了。
太平间之后，从管理变成服务
真正的转折他放在2015年。那一年他带团去麦加，遇上踩踏事故。他说自己是全国少数几个参与在各医院辨认遗体的人，把太平间的抽屉拉开，一具一具地看。遇难者身上没有任何标志，所有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只能靠面部特征、后来只能靠胡须来分辨。“那一年我发现，全世界的人，不管什么人种，死亡之后看起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难分辨。”他说那天他们只找到一个中国人。
那年他快四十岁。此后的感受他描述为一种宗教体验：周围变得很光亮，是真主给的引领。与此并存的是另一种感受：两百多万人同时挤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那种被灌输的狂妄、当官的优越感全都荡然无存。回国后他彻底戒了烟酒，礼拜从一天一次开始，第三年才做满。
带团十三次，早年他觉得自己是在管：挤车、吵架他都会介入，会骂人，脑子里有一种共产党的秩序感。2015年之后他变成另一种状态。朝觐团基本由他一个人负责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批评干部——给群众打饭必须由干部端到房间门口，不是让群众过来。有干部抗议说干部不是群众的保姆，他当场回过去：“你很幸运，这一次经历可能会成为你一辈子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你们一辈子吃拿卡要，对群众做了多少坏事，到这儿来还摆架子。”
被问到那束光之后他看到了什么，他说看到了自己和同事之间的格格不入，也看到了这份工作的原罪：“工作的目的本身就是罪恶的。出发点是罪恶的，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只有不做的时候，罪恶才会小一点。”在他的描述里，这份罪恶有一个具体形状：“那是一个不断编织笼子的过程，就像慢慢拧螺丝一样。你会发现，这个笼子在不断变小、变密。”
笼子编到自己身上
觉醒之后，他在系统里又待了将近十年。他的解释是伪装：“像我们这种人，其实伪装得都比较好。”体制内和他一样的人不只有穆斯林，藏族、蒙古族都有；他说话尽量不提宗教，而内心对这些事一天比一天憎恶。
同一时期，他自己也成了被针对的一方。他说2015年之后，网上针对穆斯林的攻击突然删不掉了：以前他以宗教局干部的身份写投诉材料、盖公章、拍照提交，帖子很快就没了；后来没人再理他，反过来是辩白的声音被迅速删除。让他记住的一句话是“你们滚回中东老家去”。他说自己去查族谱，往上七、八代全是中国人。“我在想，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不是中国人了？那我的老家到底在哪？”
机关里的气氛，他说反而在助长这种东西。一个三四岁的穆斯林小女孩在网上读《古兰经》的视频被说成从小灌输极端思想，结果甘肃各地的清真寺、学校、幼儿园被查了一遍。他说自己非常愤怒，但当面说，对方会告诉你这是上面批示过的。
2016年以后，所谓伊斯兰教中国化在全国推进。他指出，被拆掉的圆顶、被清除的阿拉伯文字招牌，当年很多恰恰是政府为招商引资自己主导加上去的。他自己负责的是朝觐，上面给的任务是压缩人数和筛选人。那一年他没有压缩，反而把人数做到历史最高；筛选却是照做的——不听政府话的、被公安处理过有记录的先筛掉，接着是党员干部，再往后是所有拿政府工资的人，最后连国企人员也不让去。
回国之后要写报告。他说报告必须写成群众出去之后更爱国、对党的感情更深，还要举例子，比如举着国旗的照片。他没有替这些照片背书：“其实很多是走失了两天，突然看到中国营地，看到熟悉的标志，哭了很正常。但我们会在报告里写成‘看到国旗，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他也讲了自己拒绝过的事。2009年机构改革，朝觐办被取消一年，处长让他去拆清真寺。他说自己把话说到了底：“如果你让我干这种事情，就不是干架的事情了。我先辞职，辞职之后再跟你干一仗。”对方没有再逼他。有年轻人写的材料把本地情况写成非管不可，他走到人家电脑后面问怎么这么写，对方说是上面的意思，他反问：“你没听过‘枪口抬高一寸’吗？”
疫情之后，家族里那座清真寺，有人劝他不要再去礼拜——不是怕他监督，而是怕被他牵连。节目开场的介绍说，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他去清真寺礼拜会戴上摩托车头盔，躲开门口的摄像头，而他清楚那些摄像头在哪里；他自己提到的是，疫情之前去清真寺一直不用戴头盔。
党鞭，和一根火柴
决定走是在疫情期间。他说按自己对宗教的坚持，迟早要进纪委的留置中心。为了拿到护照，他辞掉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接着有人写了举报信。举报的内容他记得很细：长期翻墙、在外网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甘肃省委不满、发表不当言论；去湖南韶山没有给毛主席鞠躬。后面两条更重：在朝觐办期间贪污腐败，以及掌握大量新疆材料、准备出国爆料。
韶山那一条他承认属实。他说作为穆斯林他不能鞠躬，当时只是直直地站着，有人拍了照片写进材料。关于贪污，他讲的是相反的事情：他在办公室装了一个和公安监控一样大的摄像头，直直照着自己的办公桌；朝觐报名系统的后台他自己不碰，交给另一个机构，另留一份完整数据防止篡改。他说有人到办公室扔下东西就走，人还没到家，东西已经被他用顺丰到付寄回去了。
据他描述，纪委从2023年11月查到2024年1月，调查组去了新疆，去了他妻子的学校，最后的反馈是这个人不可能有这些问题。出境时他随身带的材料很少，其中一份就是这个结论。他没敢直接买美国的机票，买的是去马来西亚的票；走电子通道时护照一刷、人脸识别通过，闸门开了，他说自己当时很恍惚，到登机口还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出来了。
主持人提到他说过的一句话：他做的一些事情，像是递给了魔鬼一根鞭子。这个说法有来源：他的一把手曾对他说，你是党鞭。他后来去查字典，才发现它确实像党的一根鞭子。这根鞭子打在谁身上？他的回答没有把自己留在外面：打在每一个人身上，包括打在自己身上，打在普通老百姓身上。把每一个螺丝拧紧的过程里，“这里肯定有我的一份东西”。
在国内的最后十年，他反复做同一个梦：一个像农村旱厕的地方，里面有无数蹲坑，他在里面走，在里面生活，有时候在里面吃东西，一直在那种地方奔跑、找东西。有一天他带着女儿从省委办公大楼底下走过，傍晚，楼里很多窗户亮着灯。女儿突然说：“爸爸，你看那些灯，像不像你梦里的一个一个蹲坑？”
被问到他到底有责任、还是只是一个执行者，他没有选后一个答案：“不，我有责任。我有责任。虽然有时候我是不自知的。但内心深处，我隐隐知道我在用这些行为换取好处：获得升职、获得领导的认可、获得比我更高的魔鬼的认同。”他说自己没办法后悔，只能不断忏悔，希望做过的一些事最后能转化成好的结果，包括他当年设计的那套宗教信息化系统。
而那套从两星期方案开始的系统，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已经推广到全国。他留下的最后一个比喻是沙漠：他在沙特的沙漠里夜间开车，路很直，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越开越绝望；而在那里，“如果有一个人在远方点亮一根火柴，都会给人带来希望”。他希望自己是那根火柴。他也说过，那根鞭子打在每一个人身上，包括打在自己身上。
本文根据不明白播客第196期（EP-196）节目文字稿改写整理。该期节目由袁莉主持，嘉宾为马瑞林，2026年2月5日发布。文字稿：https://bumingbai.net/2026/02/05/ep-196-text/。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评价与判断属其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