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奶茶五分钟送到，价钱只有纽约的五分之一。这是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夸耀，黄亚生把它翻过来看：花这么少的钱就能得到这么快的服务，说明供给方的收入非常低。他在谈话里反复回到同一个恒等式——成本对于一个人来讲是成本，对另外一个人就是收入。
更难解释的是另一件事。按他文章里的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纺织品始终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商品；而韩国和台湾富裕起来以后，这类产品的出口份额下降了，劳动密集的产业转移出去。中国没有走这条路，据他的统计，有些劳动密集产品的竞争力甚至还在上升。
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令人费解的不是中国为什么出口汽车，而是它为什么至今还在出口T恤。这场对谈真正追问的是，什么机制让一个十四亿人的经济体在四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仍然把劳动者在产出中的份额留在国际比较的末端；以及当增速从百分之八九降到百分之四，这套办法还能靠什么维持。他的答案落在分配上：工人少拿的那一部分，进了政府和企业的账户。
四十年没走完的十年路
黄亚生先把概念摆清楚。比较优势比的不是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谁的成本低。按他重述的李嘉图的例子，葡萄牙生产毛呢和酒的成本都比英国低，却仍然只应该专做相对成本更低的那一种，用酒换毛呢。中国的位置不在这个框架里：它生产毛呢的成本比美国低不奇怪，人口多、资本少；但它比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还低，同时在资本密集领域也有相当强的资本优势。国家之间直接比较生产成本，他把这叫做绝对优势。
他也不接受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等同于东亚模式。在他的读法里，韩国和台湾走的是动态的比较优势：工资提高之后，劳动密集产业自然失去竞争力，只能外移。中国面积大、地区之间存在收入差别，这会推迟产业转移，他说自己完全不否认。但账对不上：“但是问题是台湾和韩国用十年就走完了这个路。而中国现在快40年了还没有走完。”
更说不通的是竞争力的增加。他举雨伞为例，竞争能力增加了六七倍；地区差异可以解释保留一定竞争力，却解释不了竞争力上升。唯一出现过的下降非常微弱，出现在2016年贸易战之后；有些厂家搬到了越南，但在他看来那是贸易战促发企业另找低成本基地，不是成本自己涨上去的结果。
那么，按住工资的是什么？
多出来的十块钱去了谁的账户
袁莉把他《外交事务》杂志文章里的一段机制念给听众：从90年代中期起，地方政府每年给企业定一个工资增长的上限和下限，业绩好的企业才能涨到上限附近，业绩差的可以冻结工资甚至降到下限以下。
黄亚生先划了边界：政策的制定过程他没有直接研究，中央和地方各自起了多大作用，他不作判断；他关心的是政策存在，并主动说明，比这类政策更大的因素是户口制度。至于政策的性质，他讲得很直接：这是一种保护企业的措施，而不是保护劳工的措施。他也预先回应了反驳：企业破产会释放出资金和资本，那些资本会去办新企业、创造就业。人工智能则被他排除在这场讨论之外。
政策真正的作用在别处：那些本来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因为工资被压低、不让工资跟上GDP增速，得以继续生产原本不该再生产的产品；另一系列产业政策则支持资本密集产业。分配的算术很简单：企业收入一百块，工人本来该得三十块，现在只让他得二十块。
> 那10块钱不是平白无故消失了，它还是落入到某个人的账户里了。那个人是谁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
企业多出十块可以投资，政府多出十块可以修机场、建公路。比例的变化就是文章的核心数据。袁莉引述的统计是：中国工人的工资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1992年为6.3%，2010年跌到最低点1.8%，2024年回升到3.3%；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的87个国家里，这个比例排倒数第二，只比印度尼西亚高。黄亚生同意这个判断，同时补了一句限定——从绝对收入来讲，中国可能比印度要高。
没有户口的人不敢要求加薪
中央政府方面，他说没有看到直接的工资政策，但官方统计年鉴里有另一条线索：1998年到2003年，中国几次降低农村的绝对贫困标准，五年里大概降了三四次。他的推断保留着自己的语气：如果中央在降低贫困标准，地方政府限制工资时，不会觉得自己在违背中央的命令。
真正压住议价能力的是户口。他指出，即使没有工会，城市户口本身也让待遇好一些；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则在另一种位置上：“在那种体制底下，劳工有城市的户口还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讨价还价，如果在当地没有户口，他说赶你走就赶你走，劳工还怎么敢要求加10块钱、20块钱的工资？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袁莉补上一层：工人大都住在工厂宿舍里，被解雇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供给一侧还有一次冲击——据他今年出版的书里的说法，90年代中国农村收入大幅下滑，很多人挤到沿海打工，劳动力市场一下涌入这么多人，工资自然下降。
这套格局遇到别处的标准时会露出来。袁莉介绍了背景：2025年，巴西政府起诉比亚迪在巴西的一个分包商，指控那里工人的处境堪比奴隶制，工人被没收护照、拖欠工资，还被锁在宿舍里。黄亚生挑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证明有人专门找中国的错，而是因为连巴西这样本身存在劳工权利问题、并不追求福利的发展中国家都看不过去，而且涉及的是比亚迪，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家企业。谈话中没有出现比亚迪或该分包商的回应。
他把界线划在人身自由上：欠一两天工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余地，巴西说的那些问题已经超出这个范围。至于原因，他给的是假设而不是结论：“我相信这说明这种事情可能在中国出现的概率更高一些，因为他们做这些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我自己是这么一个假设。”
低成本就是低收入
压低工资的代价，要到需求那一侧才结账。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在资本家的算盘上，报酬能让劳工活下去就够了。黄亚生说，马克思由此担心的需求不足，和福特的看法一模一样，而限制工资的思维恰恰缺了后者的眼界——“因为福特后来就搞明白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啊”。在中国，一个至少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真正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批评的那一种。
这套办法能走这么久，靠的是马克思没有考虑的那个变量。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做法，完全没有考虑全球化；没有出口渠道，这套做法不可能实行这么多年。全球化因此有两面：它避免了中国本来可能更早出现的衰退，同时又让这种做法看上去没有什么成本——多少年来，讨论的第一个概念从来不是保护劳工、提高收入，而总是增加出口。
低价本身就是同一笔账的另一面。这是他在整场谈话里最坚持的一句话：
> 当你在赞扬一个经济低成本的同时，你不用改变任何的思维方式，你就在谴责它的低收入，两者是一模一样的表达。所以低成本就是低收入，从数学上来讲完全是对等的。
袁莉把这句话放回国内的日常：内卷严重，商品价格下跌得很厉害，北京的朋友有时买农产品都觉得内疚，因为东西太便宜，想着农民才能挣几个钱。对中国的普通人来说，她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黄亚生不接这个词。也不能说是巨大的失败——在90年代末、2000年初，作为一个过渡的做法是应该的，形成国内需求需要时间。他甚至为出口本身辩护：拿到海外订单，等于把国外的高收入水平引进自己的经济体制。他心里更健康的体制是两头都让劳工受益：既拿到美国那边的高收入水平，又拿到中国高速增长的一部分。
他不肯让过的是另一处。国外很多人赞美中国政府有长远的目光；如果真有，就会想办法把收入逐渐转成需求——提高社会保障，减少家庭面临的社会风险，把教育和医疗支出社会化。恰恰这些做得很不够，另一方面却用货币政策、补贴和出口退税支持出口行业，与培育内需背道而驰。他因此说，没有特别的证据表明中国有这种高瞻远瞩。
袁莉随后把失败改成时间问题：过渡期一过渡就是三四十年，而且像是一种越来越走极端的路径依赖。他表示特别不赞成，话锋对准“唯一成功的模式”这种说法——中国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这样，而袁莉列举的那些问题，本身就是这种做法造成的、遗留的，或者正在产生的。
让利，以及那扇窗户
改法的最佳时期，他认为已经过去：这件事应该在增速较快、经济可以软着陆的时候做，但增速快时会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正确的，不愿意调整，等于把皮球一路往下踢。等到必须被动调整，成本一定是最高的。
他先要求改的是心态：放弃对百分之八九增长的期待，承认消费的刺激比投资弱一些，但质量更好、更有持续性。第二个心态问题是一道减法。“当经济速度发展慢的时候，你想增加其中任何一部分成员的收入，必须有另外一个经济成员放弃利益。”过去GDP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四亿人拿到百分之四，剩下一半分给企业和政府；现在增长只有百分之四，如果还要保留以前的分配模式，家庭分到的就是零。
结论因此是主要由政府让利，企业让利也行——八十年代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个方向。他甚至替过去的做法说了一句公道话：追求高增长率里其实也包含了对老百姓的关怀，只不过靠的是增量，而不是让出资本和政府的份额。
袁莉不认为让利会发生。在她看来，资源正被投向新质生产力和出口，政府倾向于把钱抓在自己手里。黄亚生没有给预测：“那这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坏。所以你问我他会做什么，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愿意看到政府让利，不要去做那么多由政府推动的产业。”他随后把时间拉长：从中国古代开始，很多皇权在经济不好时首先想到的是保住甚至扩大自己那份额度，而这样做迟早要出问题。
外需能不能兜住，他的回答不依赖贸易战。没有一家企业愿意主动降价，降价肯定是被迫；外需只能起暂时的过渡作用，不能解决一个十四亿大国的需求不足。他提到有些估算说中国的产能已经超过全世界的需求，并把贸易战拿掉再算一次：“假设贸易和平，也就是你我都可以自由地买中国的产品，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拿着枪逼着我们去买中国的产品。”
只出口不进口，经济问题就变得高度政治化。中国现在进口的基本上是原材料和农产品，即自己生产不出来的东西；过去华尔街和奢侈品公司会替中国说话，如今是一致的拒绝。他不肯把账全算在中国身上：欧洲和德国的一些问题，在大的经济布局改变时本来就不可避免。他反对的也不是全球化本身——“我一点不反对全球化，我一点不反对出口，我反对的是把全球化和出口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的仅有推动力。”
模式是否独特，也在同一条线上。他不否认东亚同行压制过劳工——据他说，韩国当年的工会会长是前情报机构负责人。但韩国和台湾走上民主道路以后，内需占GDP的比例开始上升，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增加，工资也开始增加；他说，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在时间上非常吻合。
谈话结束前回到一扇窗户。邓小平说过，对外开放像开一扇窗户，开窗肯定会有苍蝇进来，但收益是新鲜空气；如今的看法反过来——进来的全是苍蝇，那就应该把窗户关上。黄亚生不接受这个推理：“但这种看法完全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证明一旦打开窗户，这政权马上就会垮台。”他的反证是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控制增加了，不是减少了。
袁莉说，安全压倒一切，就是会这样。他答：“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不安全啊。”接着他引邓小平在六四之后讲过的一句话：如果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中国就会发生内战。在他的读法里，政权稳定下来靠的是经济改革和农民获得的利益。他没有把这说成定论，还替自己留了一句“当然我是低级的学者，可能有些问题是想不清楚的”。
他最后给出的，是这场谈话里唯一一句可以当作标准的话：
>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取决于经济能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收入是不是能够公正，是不是对未来有一定的确定性，而不取决于你怎么去挑战美国。
读到这里，这句话不再只是一条原则。按他自己算过的那道减法，分配格局不变，四个百分点的增长里家庭分到的是零；收入是否公正，正是那道减法里唯一还能调的一项。
本文根据不明白播客第EP-224期（2026年7月23日）公开文字稿改写，主持人袁莉，嘉宾黄亚生。文字稿：https://bumingbai.net/2026/07/23/ep-224-txt/。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评价与判断属其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