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桶沙拉油从800元涨到1200元，价格暴涨5成，连想买油都可能买不到！中联油脂停工后，国内沙拉油供应出现缺口，从早餐店、面摊、便当店到炸鸡店，几乎所有需要用油的餐饮业者都受到波及。偏偏猪肉、鸡肉6年来已经涨了4到5成，连餐盒、塑料袋、人力与租金成本都在增加。如今台北街头100元便当愈来愈难找，小吃店老板更感叹，一个便当卖100元根本赚不到钱，每天前50个便当都还在赔钱。
「一桶沙拉油以前只要800元，现在已经涨到1200元，中盘商还说下礼拜可能又要涨。」一位在新北经营小吃店的老板，最近为了食用油价格伤透脑筋。过去做生意，只要向熟识的中盘商叫货，沙拉油总能按时送到，如今却是价格不断调高，甚至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台湾餐饮业找不到不受食用油成本影响类型
另一位卖鸡排的老板同样叫苦连天。他说，虽然目前还能拿到油，但价格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变。「上个星期还不到1000元，这周就已经超过1000元。」
对炸鸡店而言，食用油是每天必须使用的原料。对便当店、早餐店、面摊来说，从煎蛋、炒菜、炸排骨、炸鸡腿，到制作葱油、拌炒配料，烹调过程也经常少不了油。
台湾外食市场几乎找不到完全不受食用油成本影响的餐饮类型。
假设一家炸鸡店每个月使用30桶沙拉油，每桶涨价400元，一个月就增加1.2万元成本，一年增加14.4万元。这还只是沙拉油，猪肉、鸡肉、蔬菜、面粉、餐盒、塑料袋及人力支出，都还没算进去。
中联停工，国内3分之1沙拉油供应受到冲击
这波沙拉油缺货危机，源头是国内重要食用油制造商中联油脂。
中联油脂今年因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苯骈芘超过法定标准，自7月1日起停工。由于中联原本占国内食用沙拉油市场约33%，等于市场上原本每三桶沙拉油，就有一桶来自中联。
一家大厂突然停产，对国内食用油供应造成重大冲击。
经济部随后协调大统益、长辉及台糖等三家业者增加产量，每月合计增产4400公吨沙拉油，希望填补供应缺口。
然而，短时间内要补足中联原有产能并不容易。尤其9月开学之后，食用油需求增加，原本隐藏的供应缺口开始浮现。
暑假期间，学校营养午餐停止供应，部分团膳用油需求下降，市场还能勉强应付；开学后，学校团膳与一般餐饮业同时增加用油需求，缺货问题逐渐恶化。
云林县古坑樟湖生态国中小学甚至曾经买不到食用油，当地食品行采取每人限购一桶措施，学校只能拜托老师与家长分头排队购买，才勉强维持营养午餐的正常供应。
其他地方也传出炸物店因为买不到油，被迫暂停贩售部分产品的情况。
当连学校营养午餐都必须动员家长抢油，显示这波食用油短缺已经超越一般餐饮业的进货问题，开始影响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政府说出厂价没涨，小吃店买油却贵了5成
面对沙拉油供应危机，经济部9月15日曾表示，已协调3家主要业者维持24小时运转，并强调增产的沙拉油出厂价维持每桶850元不变。
但政府所说的出厂价稳定，与小吃店老板实际感受到的市场行情，却存在明显落差。
台北小吃店老板说，一桶沙拉油从800元涨到1200元，涨幅高达50%；鸡排店老板也表示，最近短短一个星期，桶装油的价格就从不到1000元涨到超过1000元。
究竟为什么上游厂商宣称出厂价不变，下游小吃店却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
从制造商出厂，到经销商、批发商、食品材料行，最后送到小吃店手中，中间存在不同的交易条件与供货成本。官方出厂价与店家进货价也必须先确认油品品牌、容量及规格是否一致，才能判断实际价差。
但有一件事已经相当明确：当市场供应不足，最终承受价格与缺货风险的，往往是议价能力较弱的小型餐饮业者。即使大厂维持出厂价格，如果通路因供货量不足而限量配送，小吃店还是可能被迫转向其他供应商，以更高的价格取得原料。
截至11月3日，经济部仍坦承国内沙拉油供应存在缺口。政府除协调国内每月增产4400吨，还将沙拉油进口关税从5%降为零，并协调第四季扩大进口5000吨。其中10月已进口1100吨，11月及12月预计分别再进口2000吨及1900吨。台糖也预计12月起进一步增加每月700吨供应量。
问题是，在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小吃店究竟还得承受多久的高价食用油？
而且，食用油的价格一旦推高餐饮业成本，未来即使供应恢复，已经调涨的外食价格，是否还有机会回落？
猪肉、鸡肉6年涨4到5成，饲料大厂又调涨价格
食用油是最近最直接的冲击，但小吃店经营困难，并非只因为这一桶沙拉油。
接受访问的小吃店及炸鸡店老板都表示，从2020年疫情爆发至今，猪肉、鸡肉的进货价格已经上涨4到5成。这是业者依照自身采购经验提出的估计，实际涨幅仍会因肉品规格、供应商及比较期间不同而有差异。
不过，从上游市场行情来看，肉品成本长期上升的压力确实存在。
2020年台湾毛猪全年平均交易价格约每公斤70元，到了今年11月初，毛猪拍卖行情已来到每公斤近百元的水准。虽然全年均价与单日行情不能直接比较成精确涨幅，但肉价水准已明显高于疫情初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国内两家大型饲料厂大成、卜蜂相继通知养殖业者，饲料价格每公斤调涨0.4至0.5元。这波调价涵盖猪料、白肉鸡、土鸡、蛋鸡、种鸡，以及鸭鹅等多种饲料。
业者指出，国际玉米、黄豆、小麦等大宗原料行情波动，加上海运成本及汇率因素，使饲料生产成本增加。台湾畜牧业高度依赖进口饲料原料。根据台湾杂粮发展基金会数据，10月19日巴西玉米在台中、高雄港的即期现货报价，每公斤约10.30至10.40元。
当饲料价格上涨，养猪场及养鸡场的成本也随之增加，接下来还要经过屠宰、分切、冷藏、运输与批发等环节，才成为便当店采购的猪肉和鸡肉。
饲料涨价不一定立即带动肉价上涨，因为畜产品价格还受到供需、市场库存及进口竞争影响。但对已经承受多年成本上升的小吃店而言，上游再次调涨，无疑增加了未来进货成本的不确定性。
从进口玉米、黄豆，到养殖场的猪鸡，再到便当盒里的一块排骨或鸡腿，整条供应链的成本变化，都可能逐渐反映在民众每天支付的餐费上。
100元便当愈来愈难找，老板说前50个都是赔钱卖
对消费者来说，最有感的恐怕还是便当价格。
便当是台湾最普遍、最基本的外食选择之一。对上班族、学生、劳工，以及没有时间自己煮饭的家庭来说，一个有肉、有菜、有饭的便当，就是每天最实际的一餐。
过去100元便当随处可见，但如今在台北街头，鸡腿饭、排骨饭、控肉饭，不少店家的售价已经来到110元、120元，甚至更高。
相较之下，台铁目前仍保留部分100元便当，包括鸡腿便当、排骨经典便当与怀旧排骨菜饭等，反而成为平价便当的重要参照。
100元便当究竟还能维持多久？一位小吃店老板说得直接：「现在一个便当卖100元，根本赚不到钱，除非量很大才有可能赚钱。」他进一步透露，「基本上前50个便当都是赔钱在卖。」这句话反映的，是平价餐饮业愈来愈沉重的固定成本压力。
每天店门一开，房租、人事、瓦斯、水电及设备折旧就开始计算。每卖一个便当，还必须扣除米饭、肉类、配菜、食用油与餐盒成本。
假设一个100元便当，食材及包材等变动成本为65元，只剩35元可以支付固定营业成本。如果一家店每天固定成本1750元，就得卖出50个便当才能损益两平。
但当食材及包材成本从65元增加到75元，售价仍维持100元时，每个便当可用来支付固定成本的金额，就从35元降到25元。同样1750元的固定成本，原本卖出50个便当可以打平，现在却必须卖出70个才行。
这只是一个简化的成本模型，却足以说明为什么小吃店老板会说，前50个便当都还在赔钱。当原物料涨价，业者必须卖出更多便当，才能维持过去相同的获利。偏偏一家小吃店的人力、设备与营业时间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增加销量。
更麻烦的是，除了食材和食用油，老板说连餐盒、塑料袋也都在涨价。
目前店面租金虽然还没有调涨，但明年就要重新跟房东议约，老板预期租金恐怕又会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100元便当对消费者而言是平价，对业者而言，却可能已经逼近难以维持的经营底线。
CPI只有2.33%，为什么民众连便当都觉得愈来愈贵？
最吊诡的是，当小吃店老板抱怨原物料什么都涨，政府公布的物价数字看起来却没有那么惊人。
主计总处11月5日公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2.33%，内核CPI年增2.23%，整体物价涨幅仍被认为相对温和。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是，10月外食费年增3.01%，已经连续5个月涨幅达3%以上。
为什么官方统计的物价只涨2%多，小吃店却感觉每一项成本都涨得惊人？原因在于，CPI衡量的是一般家庭购买各种商品与服务的平均价格变化，小吃店老板面对的却是特定的经营成本。食用油、猪肉、鸡肉、蔬菜、瓦斯、人事及租金，才是餐饮业者最直接的支出。
而且，官方公布的是一年物价涨幅，小吃店老板谈的，却是从2020年疫情到2026年，6年来不断累积的成本。一项商品即使每年只涨3%，6年下来，累积涨幅也接近两成。当某些重要原料涨得更快，餐饮业者承受的压力，自然可能比整体CPI高出许多。
同样地，食物与一般消费商品也不同。
手机可以晚一点换，衣服可以少买几件，旅游可以延后，但吃饭是每天都无法避免的支出。如果原本一个便当100元，现在变成120元，对一名每月工作22天的上班族而言，光是午餐每个月就增加440元，一年多出5280元。再假设一家四口每天都有一餐必须在外解决，每人每餐增加20元，一个月30天就要多花2400元，一年增加2万8800元。
这些金额对高所得家庭或许还能负担，对薪资有限、必须精打细算的劳工家庭而言，却是不小的压力。
一桶沙拉油涨5成，台湾平价外食还能撑多久？
台湾近年受AI及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成长表现亮眼，但经济成长的成果，未必能平均反映在所有产业与家庭的所得上。
对科技业而言，营收与获利增加有机会支撑薪资调整；对街头小吃店而言，每天面对的却是食用油、肉品、包材及人事成本持续上升的现实。
消费者希望便当不要再涨价，小吃店老板却担心不涨价就没有利润。
而且，当大型连锁餐饮企业还能凭借集中采购、大量制作及供应链议价能力控制成本，独立经营的小吃店却未必具有相同条件。
这波食用油危机，尤其凸显小型餐饮业者的脆弱处境。当市场突然少了一家占有3分之1市占率的重要供应商，大型食品企业或许还能透过长期契约、集中采购或直接进口稳定货源，但小吃店只能依赖熟悉的中盘商、食品材料行，接受每天变动的供货条件与价格。
一桶沙拉油从800元涨到1200元，表面上只是400元的差距，背后却牵动数以万计餐饮业者的日常营运，以及更多家庭的三餐支出。
这场危机也提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重要民生原料的供应集中在少数业者，一旦其中一家停产，台湾是否有足够的替代产能与流通机制，确保小店、学校及一般消费者都能取得合理价格的食用油？
从早餐的一颗煎蛋、午餐的一块炸排骨，到晚餐的一份鸡排，食用油都是台湾外食生活的重要原料。当油价上涨5成，猪肉、鸡肉6年累积涨了4到5成，连餐盒、塑料袋和房租也步步进逼，餐饮业者还能吸收多少成本？
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当小吃店老板连卖100元便当都赚不到钱，消费者却又觉得120元的便当愈来愈吃不起，这场从一桶沙拉油开始的成本危机，正凸显台湾平价外食市场最艰难的处境。
如果连每天最基本的一个便当，都逐渐成为家庭沉重的生活负担，台湾亮眼的经济成长数字，究竟有多少真正反映在一般民众的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