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大宗师》有一段很多人都读过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的意思，是与其在干涸的泉底互相吐沫苟延，倒不如各自回到江湖，彼此忘记。年轻时读这段文字，我只觉得是道家的洒脱。2020年以后重读，滋味全然两样。江湖已经不在了，我们这些被抛上岸的鱼，连相忘的机会也没有，能够做的，只有相濡以沫。
2020年6月30日《国家安全法》实施之后，大批香港人被迫离开这个城市，其中不少是教书、写作、做研究的知识人。有人称这一代为「离散」，我宁愿用「流亡」二字。移民可以随时回去探亲访友，流亡者回不去，或者回去之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出来。我自己也是那年夏天走的，走得匆忙。大部分藏书都留在香港，包括业师劳思光先生那七册《思光少作集》。到了英国，想翻查一段老师五十年代的文字，才知道手边甚么都没有。这种遗憾说不上悲壮，却是流亡者日常最具体的失落。
◾谁有资格代表香港的哲学？
离开之后，香港的大学仍有哲学系和课程。2024年，香港出现了一所「香港哲学研究院」，由政府、政协和商人以统战为目的合力成立。我们这些念哲学出身、在香港的大学教了大半生书的人，看见这个消息，悲愤莫名。一年之后，该院举办所谓国际哲学论坛，冠盖云集，对在香港默默耕耘数十年的哲学界却完全不放在眼内。港大的分析哲学传统、中大几代人的工作，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以降在香港建立的思想传统，在这样的场合里仿佛从来不曾存在。哲学被借来作为门面，替权力添一点文化的光泽。我在别处把今天的城市称为「湘港」，因为它的声音和内容都已经改变了，这所研究院正好是一个例子。谁有资格代表香港的哲学？是那些以统战为目的的机构，抑或是那些仍然在思考香港、却已不能在香港公开思考的人？
我们当然无能为力。研究院照样开办，论坛举行，新闻如此报道。不过，无能为力和甘心沉默是两回事。我近年写《默存与噤声》，花了很多篇幅去分辨两者：默存是在不能说的处境里守住自己的判断，噤声则是连判断也一并交了出去。人在境外，再没有法律和编辑那道滤网，若仍选择噤声，那就连默存的借口也没有了。劳先生在香港住了几十年，书桌上除了撰写哲学文章外，写的都是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批评，他那一代人流亡到香港，是因为香港给了他们一张书桌，可以自由书写。今天情势倒转过来，我们要离开香港，才能书写香港。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一代香港知识人开的一个玩笑，也是我们不能推卸的责任。
◾写给仍然挂念那个城市的香港人
香港以外，香港知识人并没有放弃思考。我们已经不能在地讨论和探索香港种种文化、历史、社会和政治现象，但在自由之地，没有理由沉默，更没有理由噤声。我们可以依据各自的学术训练和经验，继续毫无顾忌地反省大家共同关心的课题。于是我们在东京大学哲学研究所内成立「香港哲学研究计划」，让关心香港的知识人有一个安全而自由的平台见面，无所顾忌地谈论我们关心的问题。2025年11月，「计划」在东京举行第一届研讨会，我以〈香港哲学的可能性：在流亡、身份与普世追求之间〉为题作主题演讲。那天出席的，有各地来的朋友、多年同事，有些是第一次见面。研讨会以香港广东话进行。两天毫无顾忌以母语讨论，共同晋食饮酒，重现当年的开怀境况，但也不禁唏嘘。
计划名称中的「哲学」，并不限于学院派的哲学。我们所说的哲学，泛指以严格思考和理论根据去探讨问题的取向。不论题目属于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还是传播研究，只要愿意追问根据、把理论摊开来让人公开检查，都可以成为哲学。苏格拉底当年在雅典的市集里和人辩论，从来没有问对方是哪一个学派的。我在《香港已死？》里写过一篇〈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意思也在这里。香港的处境，本来就不是任何一门学科可以单独处理的。
《香港哲学丛书》是这个计划的另一半。它的宗旨很简单：在香港以外，由香港人为香港人出版有关香港的著作。这些书今天在香港几乎不可能出版，就算印了出来，也没有书店敢上架。《香港已死？》要在香港以外刊行，《默存与噤声》列为丛书第二辑，都是同一处境的结果。这批丛书写给谁看？写给散居世界各地、仍然挂念那个城市的香港人；写给留在香港、还愿意找来一读的朋友；也写给将来的读者，让他们知道2020年之后，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选择了忘记。
当然，我也提醒自己，不要把流亡浪漫化。萨依德早就说过，流亡首先是一种无法愈合的断裂，把它说成创造力的泉源，不过是无奈的叹息。我们在东京、在台北的聚会，人数不多，资源有限，研究计划和丛书能做到多少，谁也说不准。泉水甚么时候会回来，我不知道；庄子说的江湖，我这一代人大概看不到了。在这之前，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很少，彼此吐一点沫，让身边的人不至于干死，如此而已。
2026年11月
流亡哲学人写于新北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