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考古学家施昕更在其家乡浙江余杭良渚镇的一次考古工作，揭开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序幕。如今，良渚考古已历经九十年，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9月12日，杭州良渚博物院首次举办“琮谱”特展，以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为切入点，向37家海内外文博机构借展，展出120件玉琮，分布范围包括东至山东，西达甘肃，北到陕北河套附近，南抵广东，讲述华夏文明中器以载道的精神内核，这也是首个玉琮专题特展。
在展览开幕之际，《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了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他表示 ，良渚遗址已经发现九十周年，良渚玉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正在被世人所认识，但无论是玉琮还是良渚，仍有大量尚待人们探索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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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遗址，展现的是活跃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的良渚文化。这一文化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先进的手工业、统一的宗教信仰，留下宏大的宫殿与古城、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等多种遗迹，被认为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实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良渚古城遗址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身份对公众开放。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东南面几公里处是良渚博物院，是展现良渚遗址考古发现与良渚文化的窗口。1994年，良渚文化博物馆就已建成，到了2008年，良渚文化博物馆由英国戴维·奇普菲尔德设计事务所承担概念性设计，采用了“一把良渚玉锥撒落在大地上”的设计理念，将其改建为了良渚博物院。
良渚博物院
良渚博物院常设展厅内呈现的玉璧
展厅中，最为重要的文物要数良渚玉器。 玉器是良渚古城遗址最突出的物质成就之一，在数量、体量、种类以及工艺上反映了良渚文化高超的艺术水平。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玉琮，其特征为外方内圆、贯孔中通、上大下小、带槽分节、外壁雕琢“神徽”，既是良渚先民宇宙观念的物质载体，亦是良渚社会统一精神信仰的鲜明标志。
在良渚博物院特展“琮谱“开幕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
徐天进
专访｜徐天进
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的巨变
澎湃新闻：自1936年考古学家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起，良渚考古已有90年了。从早期的多个小区域的发掘，到后来的古城发掘，有学者将历经几代考古人的良渚考古归纳为“由点到面”的发展。可否谈一谈这90年历程？
徐天进：1936年，施昕更开启良渚考古，开展了小规模试掘。在这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经发掘了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遗址。龙山时代是早于商代的史前文化，当时影响很大。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存之后，人们很自然地会将其和城子崖遗址做对比。二者都出土黑陶，部分器型相近，时代也大体相当，这个学术认知奠定了早期良渚研究的学术基础。
施昕更撰写的最早的良渚遗址考古报告
施昕更（左）与董作宾（右）在棋盘坟遗址
良渚命名源自良渚镇，施昕更本人就是良渚本地人。抗战爆发后，施昕更染病离世，良渚考古长期停滞。真正突破性的重大发现是上世纪80年代反山高等级墓葬的发掘，这是良渚田野考古和研究非常关键的节点。施昕更当年的调查就不止一个点位，调查了多处地点，不过那时候并没有发现良渚古城。近年来，考古人逐步厘清莫角山宫殿区、内城城墙、外城城墙，再往后，古城外围水利设施也被发现了。为此，可以说由点到面，良渚的完整面貌得以呈现，印证它是五千年前稻作文明的城市典范。
1987年，发现瑶山祭坛墓地
当然，良渚考古研究的对象也不单单是一座古城，而是良渚遗址群，古城周边分布大量遗址点。往更远的范围看，东边临平的玉架山、茅山等地属于等级次于良渚古城的聚落；向外还有上海广富林、江苏各处的遗址。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天环太湖的长三角区域，太湖西侧遗存较少，太湖东、北、南侧遗存最为密集。
90年来，良渚考古发掘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从施昕更时期小小的调查点，拓展到广阔的文化分布区。在中国史前考古当中，良渚文化的分布边界、聚落等级、墓葬埋藏材料都相对完整，相关的考古报告、研究论著数量很多，研究深度也比较靠前。
研究员方向明在考古发掘现场
研究员赵晔在莫角山遗址绘图
澎湃新闻：在良渚遗址中，除了古城的发掘外，最重要的为莫角山宫殿区的反山遗址，以及瑶山遗址的发掘，这两处都出土了高等级的玉器。
徐天进：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诞生并且盛行于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礼器。其中，反山与瑶山出土的玉琮是等级最高的。
反山墓地坐落在莫角山宫殿区西侧偏北，距离宫殿区最近，是良渚最高等级墓地，不少学者将其类比为王陵区。该墓葬包含男性、女性墓葬，对应王者以及王者的配偶。莫角山高台大概率是贵族公共活动场所，未必是日常居住地，反山则是贵族死后的埋葬地。
考古学家在莫角山台地上发掘出多座房屋基址，但遗址破坏严重，现有材料无法断定建筑是宗庙、宫殿还是仪式办公场所。但可以确定的是，规模浩大的人工高台绝非普通民众使用，普通人的居所都是城墙周边规模很小、构造简单的房子。
“反山王陵”展示区，以复原坑的形式展现当时的考古状态
良渚博物院常设展厅内呈现的良渚建筑模型
玉琮——良渚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器物
澎湃新闻：在良渚考古90周年之际，纪念特展何以聚焦玉琮这一单种器物？
徐天进：特展的切入点选择了玉琮是有多方面的考量。良渚的玉礼器有着完整体系，包括玉琮、玉璧、玉钺、冠状器等，其中，玉琮的辨识度最高，地位最为核心。在文献中，《周礼》记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不过《周礼》成书年代很晚，距离良渚相隔三千余年。后世文献记载，能不能用来解读良渚玉琮的功能，本身属于学术讨论议题。
“琮谱”特展现场
琮璧组合
不过玉琮与玉璧的器物组合在良渚时期就已经出现，且延续至商周。良渚没有文字，没有直接记载器物用途，我们只能由已知推未知。目前主流推测，玉琮和精神信仰相关，是沟通天地的祭祀媒介。
玉琮的典型特征是外方内圆，很多学者将形制对应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玉琮王（反山出土）和一些玉琮表面雕刻神人兽面纹。关于纹样内涵，学界有太阳神崇拜、祖先神等多种假说，但至今没有统一结论。
反山玉琮王
良渚时期没有金属工具，玉石硬度很高，玉琮加工难度极大。现在的研究认为，古人依靠髓石、有机质工具搭配解玉砂，能够完成加工，但依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为此玉琮绝非生产工具或者日常用具，而是和信仰深度绑定，表面神徽如同信仰偶像。
良渚神人兽面纹
澎湃新闻：良渚时代之后，人们对于玉琮有着怎么样的认知？
徐天进：秦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人已经分不清文献记载的“琮”和出土实物。青铜鼎有铭文标识，而玉琮没有器物自铭。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过琮，但是后世很长时间，大家都不知道琮实物长什么样子。在清代，乾隆皇帝收藏了良渚古玉琮，把它误认为是车辆的轴头。直到光绪年间，吴大澂撰写《古玉图考》，才把文献记载的琮，和出土实物对应起来。展览的第一件展品，便选用了上海博物馆藏的，过去吴大澂旧藏并被收录进《古玉图考》中的一件玉琮。
“琮谱”特展现场，吴大澂撰写的《古玉图考》及其旧藏的玉琮
吴大澂旧藏玉琮，上海博物馆藏
清代人得到这些古玉，也并不知道器物距今有五千多年，他们对其判断为周代古物。把玉琮归属于新石器时代是很晚的事。施昕更当年调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玉琮。上世纪70年代苏州草鞋山良渚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玉琮，这是第一次科学发掘出土玉琮，距离今天也就五十多年。所以说，玉琮的研究历史其实并不长。
澎湃新闻：此次纪念特展的名称“琮谱”有哪些含义？在展览策划上，“琮谱”这一概念具体如何落地？
徐天进：良渚玉琮距今五千年左右，后来逐渐向外扩散。所谓“琮谱”，就如同家族谱系一样。在时间维度上，从良渚、龙山时代，历经商周、秦汉，一直到宋、清，我们希望串联起玉琮的发展脉络。在空间维度上，展品覆盖良渚文化圈，同时纳入中原陶寺、西部齐家文化出土的玉琮等。除去良渚博物院与浙江省考古所外，共向37家文博机构借展，合计展出120件玉琮。这些玉琮的分布范围极广：东至山东，西达甘肃，北到陕北河套附近，南抵广东。
良渚文化玉琮，浙江余杭反山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我们希望建立起玉琮的时间轴与空间分布谱系。对于器物背后的观念内涵，我们只陈列各家学术观点，不会输出唯一标准答案。因为很多问题至今没有解开。展览结尾处，我们引用屈原《天问》，就是提示观众，关于玉琮，尚有大量未解谜题。
澎湃新闻：从考古图中可以发现，玉琮出土的位置各不相同。这是否说明不同的玉琮，其用途也不一样？
徐天进：目前的考古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推测阶段。我们用《周礼》“礼天礼地”的说法套用到了商周，但是商周出土玉琮数量很少，远不如良渚、齐家文化发达。有学者依靠玉琮在墓葬当中出土位置推断其用途，但是案例不够充分，存在偶然性，没有形成稳定规律。
在良渚文化内部，玉琮出土位置也各不相同，有的放在头部，有的佩戴在手上，有的成堆放置用于殓葬。同一文化内部，不同地域对于玉琮的使用观念，也可能存在区别：良渚古城核心遗址多见矮玉琮；苏州、上海等高等级遗址多见高节玉琮。除去年代因素，会不会存在地域差异，这同样是未解问题。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呈现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时期出土的玉琮。这些玉琮在形制、材质等方面有哪些差异？
徐天进：良渚玉琮多为分节，并雕刻神人兽面神徽；齐家文化的玉琮大多素面，少量带旋纹，形制差异明显，可以理解为对良渚玉琮的模仿。商周时期的部分玉琮本体是史前玉琮，人们在器物表面雕刻商代兽面纹、周式纹样，是对古物进行二次加工而成的。例如，西周晋侯墓出土一件良渚玉琮，玉琮上对神人兽面结构尚存，但细部花纹经过后世打磨。而东周不少玉琮纹饰，和同时期青铜器纹样高度相似，可以明显看出后加工痕迹。
良渚文化玉琮，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此外，不同地区的玉琮也存在明显的材质差异。一方面是矿料来源不一样，另一方面是埋藏环境不同，出土外观差别巨大。良渚本地出土玉琮，很多表面形成“鸡骨白”白化层，磨开表层内部依旧是玉质。此次展览中，借展的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则玉质通透。该文物年代是商末周初，距离良渚已经相隔上千年。这件器物如何流转，至今成谜。
西周玉琮、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虢仲墓刻“小臣妥见”铭文
玉琮作为一类器物，前后绵延五千年，不断被模仿、使用，这在中国古代器物当中并不多见。但是不同时代，玉琮的精神内核发生巨大变化。到了明清时期，玉琮已经演变成琮式瓶，官窑、龙泉窑大量烧制，用作陈设插花，只剩下外形，原有礼器内涵已经完全消失，属于典型的“貌合神离”。
良渚文化研究，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澎湃新闻：对于这些玉器文物，目前尚待解密的问题有哪些？
徐天进：如果所有问题都有现成答案，那考古研究就失去了意义。
就玉器而言，玉器用量巨大，玉矿矿源至今没有确切答案。其次是生产体系。实验考古证明当时的技术条件确实可以做出良渚玉器，但是玉器成品质量悬殊。反山出土玉器工艺水准极高，好比明清官窑瓷器；其他遗址出土器物做工粗糙，如同民窑。而在神人兽面纹方面，早期纹饰十分繁复，时代偏晚之后，高等级玉琮纹饰趋向抽象简化，只用圆圈代表眼睛。玉器使用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良渚墓葬呈金字塔式，高等级墓葬玉器数量多、品类齐全，低等级墓葬玉器稀少甚至没有。这些现象我们已经看到，但图像范式由谁制定、工匠如何组织生产、背后有怎样的管理机制，依旧没有明确答案。
另一大问题则是器物的流通。不少地区出土了精美玉琮。那么，这些器物是在良渚制作后向外流通，还是当地拥有制玉工匠？在德清发掘出了良渚时期制玉作坊，但是作坊产出达不到反山玉器的高水准，说明良渚玉器加工地点不止一处。我们在良渚古城内虽然找到玉器加工的边角料，以及工具线索，但是没有发现大规模制玉作坊和大量废料。这就产生了一连串待解决的课题：玉器矿源、加工技术、生产组织、分配、流通。
良渚遗址：（左）浙江余杭反山遗址M12；（中）浙江余杭后杨村遗址M4；（右）江苏武进寺墩遗址M3
还有玉琮向外传播的动因上：是人群迁徙、工匠流动？还是单纯观念、技术向外传播？传播链条难以完整还原。就用刚才提及的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来说，它和良渚相隔千年，中间传承链条缺失。
现代考古和传统金石学有本质区别。金石学重在器物鉴赏，依靠文献；现代考古学以田野出土材料为核心证据，可以把器物放回墓葬、遗址、宏大地理背景当中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相隔千年的金沙玉琮和良渚玉琮建立联系。
澎湃新闻：近年来，良渚考古取得哪些新进展？
徐天进：良渚本地的田野考古工作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承担。近些年，反山遗址仍在持续发掘。上世纪80年代仅发掘反山土墩西半部，当下考古工作聚焦反山土墩东半部。除土墩本体发掘，反山外围水利设施、北部山前地带，也一直在开展考古调查。目前重要的发现包括反山王陵区外围的围墙遗迹，如果得到确认，将是国内已知最早的独立墓地围墙。
良渚古城整体发掘面积依旧有限，我们只掌握轮廓和年代，大量细节仍待考古揭示。玉琮的深度研究，同样需要更多出土新材料支撑。
对于良渚博物院来说，我们正在搭建海内外良渚玉器数据库。在海外方面，重点整理如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等馆藏的玉璧、玉琮等资料。
目前良渚博物院正在编纂《海外藏良渚玉器》
《海外藏良渚玉器》内页
澎湃新闻：未来，在良渚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上，博物院有哪些计划？
徐天进：以往良渚主题的展览大多是综合展，同一时代横向铺开，呈现多种器物。而这次的“琮谱”展选择纵向长时段，以单件器物贯穿数千年，是较少尝试的策展路径。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察历史视角，以小见大，凭借单件器物串联从史前直至明清的历史变化。当然，单一器物纵向梳理，也存在把复杂历史简单化的局限。需要多条专题纵向研究互相拼合，才能还原完整历史。
“琮谱”特展现场
此前，我们策划了“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完成从良渚漆器到当代漆器的长线索叙事。未来，我们希望聚焦良渚的刻画符号。良渚出土数百种符号，部分与甲骨文、金文外形近似，但尚无证据证明已经形成成熟文字，我们希望厘清二者的关系。我们也希望策划礼器专题。良渚陶器分日用粗陶与磨光刻纹陶礼器两套系统，部分纹饰和玉器相通，可以探寻它和后世青铜礼器的渊源。此类展览属于单器物纵向特展。
我们也在推进“玉魂国魄”玉器系列展览，按时代分段办展。目前已经完成商周、两汉时期的文物呈现，接下来将做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后续延伸至宋元明清。一类是按时代划分的横向切面展览。
此前，良渚博物院举办了“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特展
我们不能把良渚仅仅视作五千年前一个孤立的历史切片，更要去回答：五千年前的良渚，如何和后世中国文明发生关联。良渚文化是一个“源”，我们策划的展览是“流”，横纵两套叙事结合，才能搭建完整时空框架，看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
目前，我们正筹备良渚博物院二期的场馆建设，展陈硬件条件会大幅提升。作为专题博物馆，我们要持续完善学术展览体系，后续还会探索良渚与当代、良渚与世界文明比较的展览，把良渚放置到全球古文明视野之下，和古埃及、古希腊、玛雅文明做对比研究，将不少远方古文明和良渚存在文化共通之处，这一对比更能凸显中华文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