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参加一个专门给女性的写作僻静营，20几位参与者，年龄从20出头到40几岁，来自各行各业，每个女人也正值人生不同阶段。短短两天，一群陌生女子一起上课、读书、聊天、写作、跳舞，然后在隔天早晨，集体写下了满满50页的书稿。
内容从情感爱欲的探索与迷失，到生产流产的美好与伤痛，从面对家人爱人的生老病死，到正视个人内在的长年创伤。有一瞬间我感觉这群女人们，像是一起置身在母亲的子宫里，在忙碌奔波的日子，能够暂时喘息，安心抒发压抑已久的情感，并且能被身边的女性们稳稳地接住。
看完《我亲爱的喀布尔：一部阿富汗女性的抵抗日记》，我再次意识到，参加像这样的女性写作营，是一件多么奢侈与幸运的事。这本书光是能够出版，近乎就是一个奇迹。
《我亲爱的喀布尔》也是从一个写作群组开始。这是由21位来自阿富汗的女性集体书写的共同日记。2021年8月15日，喀布尔以震惊世人的速度落入塔利班之手，她们透过WhatsApp群组，记录下日常生活中面对的骇人处境，以及许多私密与勇敢的瞬间。
她们的抵抗未必总是以激烈的姿态出现。有时是重新涂上口红，在墙面留下抗议的字句；有时是明知可能遭塔利班盘查，隔天仍走出家门上班。有时是为了肚子里的女孩，再艰难也要犯险逃到国外。更多时候，只是一些极其微小的选择：在群组里报平安，写下今天发生的事，回应另一名女性的恐惧。
她们在社会中都有各自的岗位，4位是老师，其他则有剧作家、律师、医师、 心理师、工程师、办公室经理，还有几名非政府组织雇员与大学生。年龄从最年长的娜希菈，1962年出生，当时阿富汗已深陷政治与经济泥淖；到许多20多岁的单身女性，像是24岁的社运人士阿缇珐，和29岁，创办女性咨商服务平台的玛莉。
她们大多数出生在塔利班1996年第一次掌权的时期，也见证2001年塔利班垮台。书中女性反复提醒：如果不理解塔利班垮台后那20年间曾经出现的缝隙，就无法真正理解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她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那20年，许多女孩开始上学，包括部分本书作者在这段时间完成大学学位，进入职场；逃离家暴的妇女开始有庇护所，也有人反抗父兄安排的婚姻，积极推动禁止童婚的法案，脱下头巾上街抗议，争取女性的基本权利。曾在喀布尔的大学教授心理学的芭图尔，甚至记得，男子游泳比赛曾经有女性裁判披着头巾，站在只穿泳裤的男性选手身旁主持赛事。
那些在今日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画面，在不久以前都真实存在。
这本书的写作起点，从喀布尔沦陷的前两天，一只乌鸦的躁动鸣叫开始，像划破暴风雨前令人窒息的宁静。
女人们在一年之间，看着自己的世界快速缩小：女性开始被限制进入公园，女厕消失于校园，办公室里男女被隔开，中学以上的学校不再看得见女学生的踪影。她们不能自由工作，不能独自出行，曾经有事业、有理想的女性，被迫重新躲进恰达利（Chador）和希贾布（Hijab）之后。
其中一位曾经营童书出版社的娜伊玛写下：「3年前，我做童书出版，一口气为孩子们出了10本书。但今天，我最了不起的一件事竟然是独自搭出租车出门。」
紧接着是一场挨家挨户的搜查。为了不让过去留下的文字成为罪证，许多阿富汗女性不得不清除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痕迹：藏起或烧掉珍爱的书籍，毁去多年求学换来的证书，甚至设法抹去日记里一笔一画留下的字迹。
娜希菈写下自己不愿烧毁收藏多年的珍贵文档（包括一张她未戴头巾的照片），决定在塔利班搜查家里时，把手提包藏在黑色长希贾布底下，冒险出门躲进办公室。
塔利班一一切断她们与外界的链接，这个女性创意写作小组，就像是她们通往外界的生命脐带。这些女性原本是因为一个写作计划而相识。在英国组织「Untold Narratives」的支持下，她们当时正在修改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笔翼飞翔（My Pen Ithe Wing of a Bird，暂译）》，但在塔利班攻陷喀布尔后，原本讨论写作的WhatsApp群组，意外成为她们情绪的暂栖之处，心灵的「避难所」。
「妳没事吧，亲爱的？」
「一路平安，甜心。」
「宝贝，别太担心了。」
这些问候句子看起来再日常不过，却都是她们一起面对塔利班控制下的亲密证明。到塔利班接管政权一周年之际，她们总共写下了20万字的纪录。其中精选7万字，并由「Untold Narratives」的编辑团队，将达利语和普什图语翻译成英语。
为了避免手机遭塔利班搜查，编辑群必须频繁下载对话框的纪录，让作者们能尽快删除对话。他们也面对网络与时区的挑战。2021年初，21名作者几乎都还在阿富汗；不到一年，只剩7人留下。其他人逃往伊朗、塔吉克斯坦、西班牙、德国、瑞典等地。聊天群组一度横跨12个国家、7个时区。
这本书的编辑，反复来回和每位作者确认，尽力保留她们的个性与原意。她们有些喜欢洋洋洒洒分享生活细节，有些则像是详实纪录的报导文学，有的篇章则宛如诗歌，有的充满对时事的批判。有时，她们笔下流露出的只是最原始的愤怒与恐惧，绝望与迷惘。文学性多变，各具特色，交织成一部饱富生命力的交响曲。
修读法律却因先天疾病必须坐在轮椅上的玛亚姆，则透过观察喀布尔卧室窗外的榅桲树，感知四季的流转和家园骇人的遽变。她写下：「榅桲树静静挺立。撤侨专机掠过天空，树叶微颤，却依然殷勤吸取阳光。」
日记横跨一年的时间维度，许多作者表示，这是一本「明明活着却如同死去的人生故事」。但她们更希望这本书被定位成是「一群女性写给自己，也写给彼此的日记」。
窗外的那棵榅桲树枯萎又再盛，群组里的文字像羊水，陪伴彼此渡过塔利班重返后的第一个秋冬春夏。
但阅读本书最令我惊恐的，不只是塔利班对女性颁布的一条又一条禁令，而是当一个政权公开声明女性低人一等，它仿佛也递给男性一把钥匙，允许原本深埋在家庭与社会的父权暴力，被堂而皇之地释放出来。
过去几年，关于阿富汗与塔利班的图像并不少。纪录片《镜头下的塔利班》（Hollywoodgate）罕见带领观众进入塔利班内部，却也引发是否浪漫化塔利班的批评；另一部《喀布尔，信仰之间》（Kabul, Between Prayers），则是描述男性同样可能是暴力体制下的受害者。但受压迫的人，仍然可能成为另一群人的压迫者。
《我亲爱的喀布尔》里让我们看见，塔利班已经成为一种男人可以用来惩罚女人的想像，它成为气燄高张的男性当众羞辱女性的免责金牌，也无缝地钻进女性的婚姻、家庭甚至是身体里。
新闻记者札伊娜布写下一位男孩回应一名面色惊恐的女性正在被塔利班盘查。「因为她穿牛仔裤，还把裤脚卷起来。 而且她戴耳机。她活该被修理。」
热爱写作的剧作家帕兰德则说：「沿途有不少男人嘲笑奚落我们：好日子终于结束啦？现在妳们这些女人都得好好待在家里了。」她住在国外的表姊告诉她，自从塔利班上台以后，丈夫只要一生气，就威胁要买机票把她送回阿富汗。
书写进行到2022年，另一场战争爆发：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几位女性写下对乌克兰人民的同情，担忧逃难的妇女与小孩，但一名辗转逃到德国的作者玛莉，看见家家户户挂起乌克兰国旗。却忍不住问：「那阿富汗呢？」
逃往国外的一群人，很快面对接收国的质疑与敌意。伊朗发起 #抓捕阿富汗人，塔吉克斯坦拒发签证给阿富汗公民，邻国难民营里戒备森严，欧洲国家问他们对当地的「经济贡献」。
玛索玛在历经危险的偷渡旅程抵达瑞典后，竟萌生想要「向路上每一个人道歉」的念头，道歉她的不请自来。她的面试官则对她说了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有权在她觉得安全的地方生活。」
全书最让我无法忘记的，或许是「当全世界都开始习惯旁观他人受苦」这句话。阿富汗沦陷于塔利班距今已经5年。这5年间，身为记者，我可以自由地出门、工作、旅行，可以选择穿什么衣服，可以露出自己的脸庞，可以阅读、写作，可以爱自己想爱的人。
而在阿富汗，她们光是敲打键盘就是一种生命的赌注。她们如此努力，希望让外面的世界知道她们仍然存在，仍未放弃。那我呢？我做了什么？读完这本书，我感到的是一种近乎羞愧的东西。
《我亲爱的喀布尔》写了这么多恐惧、流亡、愤怒、友情与抵抗，最后真正想对我们说的，也许只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请不要忘记我们。
（编按：本文由猫头鹰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