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程晓农的新书《红色高墙》今年10月27日在台湾出版。曾任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及赵紫阳建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结合自身体制内经历，讲述中共高层的内部运作，包括保密通信、贴身警卫及领导人活动场所背后的权力关系。
位于北京的中南海，往往被视为中共最高权力的象征。但程晓农认为，要理解这个体制，不能只看公开的机构设置和官员职务，还须了解日常办公、通信和警卫安排背后的内部规则。
程晓农本周二（3日）在台北一酒店受访时对本台说：“只有你身在大内， 你才能遇到一些跟这种’潜规则’有直接关系的人，你才能理解它的微妙之处。我现在讲的是对中共最高层官员的秘密监控，保障了能随时把这些人的人头搬走或者把你提拔。”
体制内经历揭开红墙内幕
《红色高墙》全书共十章，分为“权力核心”“黑箱机制”“高层权斗”和“历史周期”四部。全书从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玉泉山、钓鱼台和京西宾馆五处场所切入，逐步展开对高层监控、决策机制及权力斗争的讨论。
在《走进“大内”上班去》和《人大常委办公厅奇遇记》等章节中，程晓农记述了自己的体制内经历。他回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期间，与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共事，因受到她的信任，得以接触一些内部事务。从她交办的工作及两人的日常交谈中，他逐渐认识到，一个人的公开职务未必能完整反映其实际身份与作用。
办公室里的电话，也是他了解这套体系的途径。程晓农说，自己使用过被称为“红机”的高级干部保密电话，后来接触中央部门预算，并进一步询问，才了解到这套通信系统同时具有内部监听功能。
保密电话也是监听工具
程晓农说：“虽然是对中共来讲保密，但是红机是个全面的监视系统。你只要拿起话筒来，就自动触发录音，你只要拿起电话一个字不漏的录音，它的监听单位是机要通信局的人，把你们通话内容几个字不差的写下来然后上报。”
除了红机，他还介绍了以“39”开头的办公电话。一次参加中央机关中青年干部的经济研讨会时，他在报到材料上填写办公室号码，引起其他与会者注意。他这才意识到，在一些中央机关干部眼中，“39局”电话意味着使用者在核心办公区域工作。
程晓农回忆，一些与会者听说过“39局”电话，却不知道哪些机构使用。他说，当时这类号码无法通过普通查号台查询，但知道号码的人可以从外部拨入。一组办公室电话号码，也可能成为辨认使用者身份与工作地点的标志。
贴身警卫既保护也监视
从通信监听到人身监控，书中《谁是中共的大内总管？》一章进一步讨论高层警卫权及其政治作用。在程晓农看来，理解这套制度，关键在于警卫服从谁的命令。领导人与警卫朝夕相处，并不意味着能够自行支配这支力量。但是
程晓农说：“政治局委员一律配备贴身警卫 ，这个贴身警卫职责有保护所谓长官的责任，但是也有抓长官的责任。这个全世界都不会有的事情 ，但中国有。不是警卫自己决定，是警卫的老板决定。因为警卫是军人，他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警卫局局长是直接给警卫下命令的人。”
他指出，警卫平时也负责监视，向上级报告被保卫者每天的活动，包括去了哪里、与谁见面。
在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他还反驳了有关不同警卫系统“各为其主”、相互交火的说法：“他们经常会说军委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局打起来了，其实他们是同一支部队，不存在两支部队这样的事情。”按照他的解释，这支部队实行统一指挥，警卫服从警卫局长的命令，而非各自效忠被保卫的领导人。
决策地点不只在中南海
谈到决策场所，程晓农结合自己进入上述五处场所的经历，介绍了它们在办公、居住、外事接待及会议安排上的不同用途。他说：“一般人以为中南海就是中共唯一的决策中心所在地，实际上这是办公地。”他认为，领导人也在住处处理事务，实际决策地点未必就是外界熟悉的正式办公地点。
在程晓农看来，领导人在哪里处理事务，以及通信和警卫由谁掌握，都是了解中共高层权力运作的重要线索。
他认为，通信记录、活动报告和秘密档案，共同构成对高层官员的约束。即使进入政治局或常委层级，也不能摆脱这套监控。他说：“每个人都必须战战兢兢地活着，因为你二十四小时是被监控的。”
书中还将讨论延伸至中共高层的历史事件。《六四后的中共权力斗争》《南巡与政变》等章节分析高层权力变化，《中共专制的“周期律”》讨论接班人困局与个人专权，最后一章《反骨因何而生？》则回顾程晓农的个人经历及其思想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