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硕士学位。齐世荣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是齐先生把我这个初中毕业生领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我的学术生涯由此开始。
在学期间，齐先生给我们讲课，指导我们读书，还经常找我们谈话。我的悟性不高，但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做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把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搞清楚，并写给世人看，讲给世人听，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第二，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就是尽可能地收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以此构成叙事的主体。齐先生说过，你要写一万字的文章，至少要做一百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卡片。如果没有足够的史料，这个题目只能暂时放弃，等待档案解密和史料发掘。我当时和后来做历史研究，都是遵循这两条道理。这是一切学术活动的基础。
沈志华、齐世荣
命途多舛。1980年代我一度放弃学术生涯，下海经商。记得是在1985年初，我去深圳之前去拜访齐先生，徐蓝也在场，她那时正在跟齐先生读博。我当时觉得自己愧对先生的期望和教诲，临走时对齐先生说，弟子不肖，现在只能去南方求生路。但是，只要我能赚到钱，一定回来跟您继续做学问。如果弟子无能，赚不到钱，我客死他乡、永不回头。1990年代初，我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虽然那时还没有彻底离开商界，但我已经回到北京，准备返回学术界。当然，回到体制内做学问还是不行，我只能自己开办民间研究所，做起了学术个体户。
此时我又去见齐先生。弟子有钱了，可以继续做学问了。齐先生丝毫没有嫌弃我，而是带我一一拜访了史学界的各位前辈大佬：周一良、戴逸、刘桂生、何兆武、李侃、王庆成、金冲及、刘家和、王思治。记得齐先生带我去周一良先生家拜访时，周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还用左手为我签名题词。我想，周先生是在鼓励我重归学术界。
当时戴逸先生是中国史学会会长，王庆成担任秘书长，后来张椿年接任了秘书长，我就在中国史学会下面成立了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并以此名义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1993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历史学科的学术专著出版，胡绳院长专门为基金提了词。十余年下来，一共资助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一百多本著作出版。齐先生出面组织了高水平的评审委员会，上述老先生都是评委，第一任主任周一良、第二任是戴逸，第三任是金冲及。1995年，齐先生还举荐我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从1993年（那年我43岁）参加近代史所在满洲里召开的中苏关系史研讨会，到2005年受聘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搞了12年的民间学术研究，除了个人在苏联历史、中苏关系、朝鲜战争领域的研究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也都得到了齐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一个是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苏联历史档案，一个是推动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到俄罗斯收集档案，是世界史研究所老所长朱庭光先生推动，并联系在中国社科院立项的，得到了当时社科院党组书记王忍之的支持。社科院还抽调了闻一、薛衔天和李丹慧与我共同赴俄。经过七年努力，36卷本《苏联历史解密档案》终于得以出版。冷战后，由于苏联东欧大量历史档案解密问世，国际学界掀起了新冷战史（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当时在美国留学的陈兼与我恢复了联系，并因为朝鲜战争期间一封电报引发的国际争论，将我引入这个学术领域。1996年我去香港出席了“冷战在亚洲”大型国际会议，立即感觉到这是一个新兴的学术舞台，而且在新解密的档案文献面前，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因此，只要努力，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1995年8月，加拿大蒙特利尔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举行期间，金冲及、齐世荣、戴逸、沈志华（从左至右）合影。
1997年，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合作，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冷战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六个国家的近30名学者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支持，他还接见了部分与会的海外华人学者。会后分别出版了中文和英文论文集，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后，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又接连在全国各地多次举办不同专题的冷战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中国学界由此涌现出一批研究冷战史的专家：杨奎松、牛军、牛大勇、章百家、徐蓝、时殷弘、李丹慧等，后来还有一批年青学者跟上，如牛可、赵学功、戴超武、姚昱、詹欣、梁志、姚百慧等人。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队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2004年，经陈兼和杨奎松介绍，张济顺书记聘请我加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研究团队，并主持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工作。我去征求齐先生的意见，他完全同意和支持我重归体制内，认为在体制内可以培养学生，传承学术，发挥更大的作用。齐先生不仅亲自到华东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为我站台，还请钱乘旦、侯建新、刘德斌等几位学界同行给我“上课”，介绍体制内的规则，以及如何在体制内开展学术研究。2005年（那年我55岁），我正式入职华东师范大学，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
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学界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队伍不断壮大，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冷战史成为在国际上可以与外国学者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也成为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四大冷战史研究中心之一。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华东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被评为A+，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列全国第一，其主要成果大都是冷战史研究提供的。
中国学者研究冷战国际史，当然需要有自身的特点和关怀。在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开拓了两个方向：2014年提出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承接了国家特别委托项目和其他重大课题。到目前已经完成的有中国边界谈判和签约的历史课题，正在研究的是中国边疆省区跨界民族的流动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的历史演变。另一个方向是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我们先是在2014年成立了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得到国家体改委和吴敬琏先生大力支持；又于2020年在周边国家研究院、当代文献史料中心和几个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成为独立的研究实体。
2013年第二届国际关系史青年论坛在北京召开，前排居中长者为齐世荣先生，右边为沈志华教授。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积淀，在国家需要时，学者才可能做出应有的贡献。2018年中美关系突然紧张，国内外舆论热议“新冷战”，中宣部要求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尽快向中央提交报告，说明冷战的历史和特征。在短短三个月内，研究中心便组织国内冷战史专家讨论并撰写了涉及冷战历史各方面问题的15份报告和一份2.6万字的总报告。这些报告得到了中央有关部委的认可，并批准公开出版。201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未改一字出版了这些报告，只是加了一个书名——《冷战启示录》。
二十多年前，我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在大陆正式出版时，齐世荣先生曾为我作序，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希望沈志华同志谨记顾亭林的话，继续努力，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恩师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时时提醒自己，只要还能思考、写作，就必须在历史科学的高峰上不断攀登，丝毫不可懈怠。
谨以此文纪念齐世荣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沈志华，2026年10月12日
（本文系沈志华教授在“齐世荣先生百年寿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