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松阳酉田村，山势蜿蜒，古老民居依山而建。这里没有城市中心的喧嚣，也没有商业景区的密集开发，却因保存下来的传统村落空间和独特的自然环境，成为近年来乡村文化实践的重要场域。
2026年8月，第十三期特殊的“旅居者”来到这里，他们带来的不是旅游攻略，而是书稿、电脑和未完成的译稿。他们是译者，一群长期与语言、文化和思想打交道，常常需要在孤独中完成漫长工作，也需要不断寻找自身职业和身份意义的文化工作者。
浙江松阳三都乡酉田村的“译者之家”牌匾。图片：缪君
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博士候选人林靖杰正在松阳开展博士课题的田野调查。该课题旨在考察在日渐频繁的城乡互动下，乡村如何变迁并重塑城乡关系。乡村驻留对于译者这样的知识生产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译者暂时离开城市、高校和日常工作场域，进入乡村生活，他们的时空体验是否会影响自身的工作方式、生活选择以及创造力？
带着这样的问题，林靖杰在“译者之家”主持了一场对谈，邀请不同背景的七位译者从自身经历出发，探讨乡村与身份认同、自然风景、文本创造以及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译者之家”牛栏咖啡馆对谈现场。图片：缪君
在桃花源与异乡之间寻找新的归属:“译托邦”
已驻留一周的安庆师范大学英语译者汪丽观察到，入驻松阳“译者之家”的人们大致呈现出两种颇为不同的心理体验。对于那些从未切身体验过乡居生活，或是成长经历主要发生在城市中的译者而言，松阳更像是一个现代版的“桃花源”——“人间理想，只此松阳”。她援引北宋处州知府沈晦留下的诗句“唯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认为松阳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传统村落和缓慢节奏，使初来者容易产生一种远离尘嚣、进入理想国度的浪漫想象。
而对于那些曾经有过乡居生活经历的译者而言，感受则更加微妙和复杂。他们并非单纯地观看一个被美化后的乡村，而是会在某些细节中重新唤起千禧一代的童年记忆，因而会产生一种类似“归家”的感受。然而，这种“归家”并不意味着真正回到过去。
基于上述复杂体验，借用福柯的“异托邦”以及先锋书店“大地上的异乡人”的理念，加上“译”与“异”在语言上的巧合，她使用“译托邦”——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承载着美好想象又存在现实距离空间的词——来描述译者与乡村之间所形成的特殊联结。正是在这种距离感和脱离日常流速的时间中，新的关系开始产生：译者并非只是观察和体验乡村，也是在与乡村的联结中“翻译”乡村。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经验重新理解地方，同时也学会重新理解自身。
今日的松阳“译者之家”，可以说是一种被重新建构的文化空间：村庄中常住的年轻居民并不多，驻地译者反而成为新的文化群体，而原本生活于此的许多村民，则大多是白发盈颠的老者。这种反差揭示出城乡流动背后的矛盾现实——年轻人曾经从乡村走向城市，而如今城市中的知识工作者又暂时回到乡村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城乡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在持续流动中的相互形塑。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中，现代人往往希冀寻求某种确凿的稳定感、秩序和意义，而驻地项目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阶段性的确定性空间。
在一周或两周的时间里，译者可以像望松堂堂屋屋檐上的燕子一般，短暂地栖居在有花开、有炊烟和犬吠的地方，暂时停下匆匆步履，与地方产生联结，与自己重新相处。她也特别强调，松阳所呈现的乡村经验并非完全真实的“世外桃源”。她以短视频时代的浪漫乡村影像为例指出，如今人们看到的浪漫田园，往往也带有一定的建构性。正如李子柒的视频，亦真亦假，它绝非纯然虚假，但也不是未经加工的粗粝现实，而是在田园真实基础上的文化再创造。或许，松阳“译者之家”同样是这样一个“异/译托邦”，它并非乌有之乡，它真实存在着——你来或不来，它就在那里。“译者之家”既依托真实的乡村环境，又通过驻地机制赋予了地方以新的文化空间和意义。
因此，“译托邦”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空间，而是一种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文化实践场域。它承认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高德地图对乡间的漫游者会失效，普通话在这里也并非时时奏效，村头的“小货车”隔日才会给村民带来一次生活补给），也承认现代人无法彻底返回过去，但正是在这种“不完全归属”之中，新的联结才得以产生。对于译者而言，他们不仅是在乡村中翻译文本，也是在翻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关于人与地方、过去与未来、孤独个体与译者之家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重新想象。
从法国阿尔勒到松阳：“译者之家”的文化实验
中山大学英法译者缪君指出，“译者之家”的理念并非凭空出现，事实上，法国、德国等国家早已有面向全球译者的驻地项目，为译者提供集中创作、交流和研究的平台。而浙江松阳的实践，则是在中国乡村环境中的一次探索。
对缪君而言，译者工作的特殊性在于，需要高度的专注，因为他们所接触的通常是已经出版的文本。为此，一旦作为译者这样的一个身份，面对文本与工作的时候，只要有文本和电脑工具，理论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常常说，译者就似一位苦行僧。在这种状态下，需要的是一个非常静心的状态，对外在物质需求也较小，为此外部环境其实很难真正影响到译者内心。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让自己与原作者建立起关联，如何让自己与本国新的读者创建联系。但长期面对文本与文字，这就意味着译者非常孤独，缺少与他人、与同行交流的机会。
不过外在影响对译者依旧存在，缪君指出，这种影响更多的是涉及社会及与其他人群的关联。译者在中国，长期处于文化生产链条的幕后，来到松阳“译者之家”，大家更多的感受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很高兴借助参与活动的译者朋友，由于大家拥有共同的话题与体验，尤其是在翻译、出版以及教学工作中所遭受的困难与挫折，形成了信息交流、相互倾吐的重要关联。
松阳“译者之家”的价值，不只是为译者提供住宿与工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让“译者”这一职业被看到，并让不同背景的译者能够认识彼此，创造出一种新的连接。在缪君看来，这种实验以及实践是一种文化创新。它不是简单复制城市生活到乡村，而是让文化工作者以驻地方式进入地方，与乡村形成新关系。
她指出，黄荭老师受到了在法国“译者之家”的启发，将这种理念在中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种实践。成为一种“译”托邦的实践，更是一种人文之间的创新，或者说，也通过文化人的活动，给乡村带来一种新的连接方式。这本非年轻人间流行的“特种兵”、打卡式旅游，所对应的更多的是一种慢旅游，在某一个地方驻地，然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关注那里的生态与环境，与当地居民以及生活建立较稳定且持续的联系。
孤独的译者与共同体：乡村如何加强身份认同
对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年轻英法译者张家郡而言，来到松阳“译者之家”，首先是一次寻找身份认同的旅程。他来到松阳，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工作空间，更希望寻找一种归属感，因为这里聚集了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译者，不同专业以及语言背景并不会成为阻隔，真正重要的是共同面对翻译工作的经验。在他看来，经过一年发展，“译者之家”已经形成一定的行业影响力，成为一个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平台。这里汇聚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译者，也让年轻译者看到重新进入这一领域的可能。
不过，初到乡村时，张家郡也经历了陌生环境带来的不安。他担心无法与其他译者建立联系，也担心生活上的不确定性。但正是在这种陌生感中，他逐渐发现“译者之家”的特殊价值：如果项目设立在城市，人们可以随时离开，依靠便利设施解决各种问题；而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中，人的身份反而被进一步凸显。“到了乡村以后，自己的译者属性被无限放大。”张家郡认为，在这里，无论此前从事文学翻译、社会科学翻译，还是其他领域的翻译，大家都首先以“译者”的身份相遇。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译者身份，在这一空间中成为建立联系的核心。
他也注意到，“译者之家”最初带有较强的文学翻译色彩，但随着交流深入，大家逐渐发现，不同领域的译者之间存在更多共通之处：共同面对语言转换的挑战，共同经历长期独处的工作状态，也共同寻找职业价值的确认。为此对于张家郡而言，松阳带来的不仅是一段驻地经历，更是一次职业身份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在那个远离城市灯光的夜晚，当他关闭手机，独自面对乡村的黑暗与宁静时，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专注与自由。乡村在这里不再只是工作的背景，而成为帮助译者重新认识自身、形成共同体的重要空间。
自然、文本与身体经验：乡村如何影响翻译
在谈到来到松阳“译者之家”的意义时，南京大学法语译者王晶将自己的感受概括为“联结”。而这种联结，并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是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层，是译者之间的联结。首先，“译者之家”创造了一个基于身份认同的共同体。在日常生活中，译者往往拥有多重身份：有的是高校教师，有的是研究者，也有的是自由创作者。但在松阳这个特殊空间里，大家首先以“译者”的身份相遇。这种身份的重新聚焦，使原本分散的个体获得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大家分享翻译过程中的经验、困惑和感受，在精神层面也有深层次的交流，也在彼此的经历中找到共鸣。对于长期处于相对孤独状态的译者而言，这种同行之间的精神交流尤为珍贵。
第二层，是乡村独有的人与自然的联结。对于译者而言，所处的环境不仅是生活背景，也是理解文化、感知语言的重要媒介。在松阳短暂驻留期间，她尝试调动身体的各种感官去感受自然，与环境重新建立联系：眼睛看见山峦云雾，耳朵听见鸟叫蛙鸣，鼻尖嗅到泥土芬芳，舌尖尝到山泉清甜，身体感受清风凉意，而内心的思绪也与过往的记忆发生关联。这种具身性的自然体验，让一些原本停留在书本和理论层面的概念获得了新的理解。例如，松阳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这个“境”字，引发了她对于外译中一个重要美学概念——“意境”的重新思考。
第三层，是译者与文本之间的联结。回到“乡村驻留是否能够促进翻译工作”这一问题，王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翻译常常被视为一种修行，需要译者沉下心来反复打磨文字，而修行往往需要特定的空间。“译者之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驻地机制创造了一种具有仪式感的工作环境：当译者打开电脑，进入文本世界，便仿佛进入一个专注的精神空间。在这里，外部环境的安静和自然节奏，有助于译者重新建立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于涉及自然、诗意和美学主题的作品而言，乡村经验能够直接丰富翻译实践。身处松阳，不再只是理论层面的推演，而成为一种可以感知和体验的现实经验，成为激发感知、孕育思想和推动文化创造的重要场域。
乡村振兴的诗意与现实：从扶贫经验看松阳模式
西藏大学英语译者谭益兰和广西大学英语译者陈兵则提醒人们，不应只看到乡村的诗意，也要面对乡村发展的现实问题。松阳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风景上的惊喜，更是一种关于土地、劳动和生活经验的重新唤醒。
谭益兰来自农村，她既感受到乡村带来的亲切感，也保持着对于乡村未来的忧思。她提出，乡村最大的挑战在于人口流失和内生动力不足。年轻人离开乡村，是长期趋势，而如何让乡村持续发展，是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乡村驻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不仅成为城市与农村新世纪发展的一种尝试，更为创作者提供了新的庇护。来到一个美好的自然环境中工作，人的精神状态会随之改变。但她也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只是消费观念上的转变，更加可以了解“一粒米、一分钱”的来之不易，理解农业生产背后的辛苦。
此外她指出乡村并非是一个被城市游客简单欣赏的诗意空间，而是一个由无数日常劳动维系的生活世界，需要大家更多的理解、尊重以及珍惜。在松阳驻留期间，她注意到村庄中一些关于保护农产品的警示牌，这些看似微小的冲突，实际上反映出外来者的观赏需求与村民日常生产之间的差异。为此，关注风景之外，还需更多理解并珍惜风景背后的劳动成本。
陈兵则从几十年的扶贫翻译经验出发，对松阳乡村展开了更宏观的观察。她认为，松阳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寻找到了平衡。这里没有简单的大规模改造，而更多采用保护基础上的微更新。她提到，乡村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和景观，更在于其中保存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
陈兵回忆，自己大学毕业后便参与广西外资扶贫项目，此后长期从事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相关项目的口译、笔译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她走遍广西多个贫困地区，也参与大量扶贫文本的翻译和审校。因此，来到松阳这样的山村，并不陌生。但在她看来，松阳与自己过去接触的贫困地区有着明显差异。这里拥有茶叶、烟叶、水果等产业基础，经济条件较好，乡村保护和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经验。但这种差异也让她进一步思考：乡村的发展，不仅依靠经济增长，也依赖文化保护和地方经验的延续。
陈兵特别关注松阳在传统保护与现代发展之间形成的平衡。她提到，建筑师徐甜甜在当地进行的乡村改造实践，体现了一种“针灸式”的最小干预理念：不是大规模拆建，而是在保留原有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激活。这种方式让传统村落保持自身特色，同时获得新的文化功能。在感受当地村落和先锋书店等文化空间时，陈兵感受到浙江乡村发展中的一种“克制”。例如建在山上的先锋书店，需要依靠人工搬运书籍和材料，背后体现的是对地方环境的尊重和对文化空间营造的坚持。在她看来，这种“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并不是通过口号表达，而是在具体实践中被呈现出来。陈兵提醒不能忽视乡村发展背后的复杂现实。扶贫不仅是物质援助，更重要的是激发人的主动性。真正改变乡村，需要让当地居民成为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是接受外部资源。
在松阳，她看到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乡村生命力。即使是年迈的老人，仍然保持着劳动能力和生活尊严。她遇到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依然自己采割醉鱼草，用传统方式维持生活；也看到独居老人通过制作农产品维持生计。这些细节让她感受到乡村价值不仅存在于建筑和景观中，更存在于人与土地之间长期所形成的关系。
对于陈兵而言，松阳最吸引她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因为偏远而保存了传统，又通过文化实践重新连接现代世界。这也是“江南秘境”背后的深层逻辑——所谓秘境，并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仍然保留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性。来到松阳时，她虽然带着电脑，希望继续完成翻译工作，但最终却被这里的人、环境和历史吸引而有了停顿。然而，这种停顿本身，也成为一次重要的阅读：所阅读的不再只是书本中的文本，而是一片土地、一群人的生活，以及中国乡村在时代的变化。
从译者之家到未来文化乡村：重新想象人与地方的关系
XYZ工作坊法语译者向宇则从自身经历出发，思考乡村驻地与当代社群形成之间的关系。作为译者、设计师与绘画创作的自由职业者，他认为自己更接近一种“数字游民”——带着电脑便可以在不同地方工作。但在不同乡村空间中的体验让他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而是空间背后是否能够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群。
他回忆，年轻时在欧洲旅行，青年旅舍常常能够因为年轻人的聚集形成自然的社群氛围；法国也有面向艺术家的驻地空间，让创作者能够在那里工作、交流。相比过去基于地域或年龄形成的共同体，今天的社群更多建立在兴趣、职业和价值认同之上。人们按照不同兴趣领域聚集，无论是二次元、游戏，还是艺术、设计，都形成了新的文化群落。
在向宇看来，“译者之家”正是这样一个以翻译为主题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它并不是简单地把城市生活搬到乡村，而是在一个特定空间中，让拥有共同兴趣和职业背景的人相遇。他也将松阳与自己此前在湖北乡村的经历进行了比较。湖北的乡村是他的亲缘故乡，那里有熟悉的方言、食物和生活记忆，更接近一种“乡愁”。但当地民宿更多只是将城市化的休闲方式移植到农村，游客依然按照城市生活逻辑活动，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关系。
相比之下，浙江松阳“译者之家”的特殊性在于，它通过明确的文化主题聚集了一群人。这里的乡村空间具有一定的隔离性，减少了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干扰，使译者能够更加专注于创作，也更容易展开深入交流。向宇认为，松阳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尚未被过度商业化。这里没有高度便利的城市设施，甚至很难找到商业空间，但这种“不便利”反而保存了一种专注和连接的可能。人们可以在这里工作、交流，也可以重新感受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他看来，过去共同体更多建立在地域和血缘基础上，而在今天与未来，乡村的意义或许并不只是提供风景和休闲，可以成为兴趣、职业和文化认同新连接的基础，为新文化共同体提供空间。松阳“译者之家”创造的正是一种新的文化共同体，一种基于兴趣、职业和精神认同形成的新型社群，连接的不仅是城市与乡村，也是人与人、人与地方之间新的关系和模式：让城市经验进入乡村，让乡村经验反过来影响城市。
在松阳“译者之家”：看到“新乡土中国”
对于采访人林靖杰而言，尽管已经到访了松阳的多个乡村，但这场对谈依然提供了别样的思考和启发。在他看来，“译者之家”非常恰当地发挥了城乡之间“界面”的功能，酉田的地方性被重塑为了一种跨越城乡、跨越地域的关系构成。它不仅是松阳、三都乡的酉田，更是活跃在更广泛的译者网络中的“全球乡村”。根据他的观察，类似的空间正在中国乡村中越来越广泛地出现。那些为人熟知的明星村落，发展的起点往往只是一间书店、一家民宿、一座美术馆或是一间咖啡馆。这些具备审美与公共价值的高品质“界面”，充当了乡村蜕变的关键触媒。
林靖杰认为，通过剖析译者们在酉田生活的时空体验，可以捕捉到一种“新乡愁”的形成。过去人们谈及乡愁，更多的是在现代化浪潮中对于故土的怀旧情节。然而，在译者们的内心世界中，对于乡村的意义构建更为复杂多面，蕴含着对城市与乡村、我者与他者、人类与自然、传统与当代等维度的省思。相比于“旧乡愁”将乡村视为时间上凝结、被动衰退和等待拯救的空间容器，“新乡愁”关乎人们对于身体和精神何以栖居的共同关切，允许我们更加积极地构想乡村的当代意义。
对谈也让林靖杰回想起了《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土社会形态的深刻凝练：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展的差序格局和依靠礼俗维系的熟人社会秩序。然而，中国乡村正在以更加开放、富于变化的形态融入到社会和技术的变革中，如前些年兴起的淘宝村、网红村，以及最近探索落地的乡村AI共创营。他认为，在承认城市在政治经济运转的核心地位的同时，需要捕捉乡村在共同时空背景下的变化，发现其对城市的反向影响，而非默认其已经或即将被城市化。发生在“译者之家”的故事便是典型且鲜活的例证。
结语
松阳“译者之家”的设立与推动，使得全国乃至法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世界范围内的译者从城市来到乡村，让他们短暂告别熟悉的生活秩序，重新进入土地、自然与他人的新关联。翻译是在跨越国度与语言差异之上寻找理解，而乡村的驻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翻译”？在城市与乡村、故乡与异乡、孤独与共同体之间，重新辨认人与世界联结的可能。山林寂静，文字仍在流动，而新的意义，也许正从这些相遇、碰撞中悄然生长。
采访：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林靖杰，博士候选人
采访嘉宾：广西大学 陈兵、中山大学 缪君、西藏大学谭 益兰、南京大学 王晶、安庆师范大学 汪丽、XYZ工作坊向宇、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家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