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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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录制时，关恒正在纽约州的一所县监狱里，访谈通过监狱的电话完成。主持人袁莉先问他这一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上一周，美国政府放弃了把他驱逐到乌干达的打算。他说，比上一周好一点。
但他最担心的不是乌干达。他被移民执法人员带走已经四个多月，庇护申请要由移民法官决定，而他不知道那个日期在哪里。“如果这个一直没有决定，就一直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悬在我的头上。”他说，正是这种没有期限的等待最影响他的情绪。
2020年10月，关恒独自去了新疆，按一篇报道提供的卫星地图数据，一处一处核对那些没有标识的设施，把它们拍了下来。他事先算过风险，也说自己愿意承担。他没有算到的是，让这些影片得以发表的那次出走，最后会把他送进另一套同样无法预期的拘押程序。这场访谈真正留下的问题是：一个记录过别人失去自由的人，在自己失去自由之后，怎么理解自由。
记录的习惯先于反抗
关恒2009年大学毕业，此后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做过餐饮生意，开过黑车，在工厂当维修工，在油井现场驻扎过，最长的一份只做了一年。他说原因有两个——大学时迷恋游戏，没有职业规划；爷爷奶奶留给他一套房子，他随时可以回河南的家里住，没有买房和结婚的压力。
袁莉提到，他们和他母亲聊过，母亲说他不太合群、有点内向，但对不公和压迫特别敏感。关恒把这份敏感归到童年：父母在他上小学时离婚，他上到一半就跟爷爷奶奶住，老人顾及不到心理上的部分，很多事他只能自己埋在心里。
他还补了一层解释——家里恰好处在体制的边缘，既不是被压榨得最重的底层农民，也不是能从体制里拿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他说这让他从小站在中间的位置，不会替体制辩护，也不像天天为生计奔波的人那样无暇思考。
翻墙和记录都比反抗更早。他说自己2007、2008年前后就开始翻墙找资源，最初只是在YouTube上找音乐，后来才在墙外接触到很多被掩盖的信息；2009年起他就有拍照记录生活的习惯，他强调拍摄不是突然出现的爱好。
真正把习惯推向行动的是疫情封控。他说政府在删除网络上曝光出来的内容，而他被封在家里几个月，就想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封控期间他有一次骑车出去买菜，回来时门岗换了一班，不让他进；他强行往里闯，刚进去没多远就被拽倒，买的菜洒了一地。对方坚持要他先去居委会开通行证。
这件事在他那里连上了一段历史。他说自己恰好在信阳上过学，因此了解1960年饥荒时期信阳发生的事情。“他们当年是出去逃荒、找吃的，不让他们去，然后把他们都打死，都枪杀了。而我出去买点菜回来，也不让我回家，这让我感觉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些人的死活。”这段历史判断出自他本人的叙述，节目里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对照。
另外两个名字是公民记者张展和方斌。据关恒说，两人当时在记录疫情真相，后来被警方抓走，并被以寻衅滋事罪判过刑；他说这两个人对他有影响。等他看到BuzzFeed News关于新疆的报道，他觉得自己应该去记录、去见证。他要去的地方，是他此前去过一次的新疆。
检查站、卫星地图和一次核对
那次旅行后来成了他判断报道可信的依据之一。袁莉提到那是2019年，他一个人骑车在新疆玩了一圈。他说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情况，只知道新疆比较敏感，但管控严格得不寻常：到处是检查站，加油只能去指定加油站并登记信息，饭店里的刀具用铁链锁着。
2020年，他在家通过翻墙看到BuzzFeed News的一篇报道。他说，把报道、自己对中国政府和历史的认识、以及此前在新疆的感受放在一起，他推断这件事是真的。同年10月，他去了。
他的方法是核对：根据报道提供的卫星地图数据与手机地图里的信息相互比对，推算出那些设施的位置，然后一个一个去现场看。“有些只是普通的监狱和拘留所，而有一些则是什么标识都没有，正如报道中所说的集中营的样子。”
袁莉追问是不是很多，他立刻收窄了说法：“我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只是一点点。”这类自我限定在整场访谈里出现了多次：他讲的始终是自己看到的部分，而不是整个新疆。
风险他事先算过。他此前在西藏因为在公共场所拍摄，被警察拉到派出所盘问，对方一上来就问他的动机和目的。他由此推断，如果在新疆拍这些设施时被拦下，对方一旦发现他拍了什么，必然会把他关起来。
袁莉问他难道不害怕，他没有否认危险，只是把它放在天平的另一端：“我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是我还是愿意去。”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件事有意义——为那些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做一点点帮助。
从新疆回到河南之后，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趟行程。他说这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他仅有的几个朋友和他的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政治观念。“他们都是普通人，最大多数的那种最常见的中国人，他们不关心这些东西。”
不发表，影片就没有意义
一开始他并不打算发表。他说做纪录类的影片，是想做一件既有意义又结合兴趣的事，也想有一个相对安全的表达途径：只记录，作为见证者，防止中国政府掩盖真相。新疆这部影片改变了这个设定——做完不发表，就帮不到那些被关押的人。
2021年他一直在做社会议题的影片，一共做了八个。准备去云南做第九个的时候，他在半路停了下来。“我在路上停了下来，因为不断积累的焦虑情绪让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实在不想再做下去了。”矛盾就在这里：不发表，影片会失去意义；发表，警察一定会来。
他最怕的不是被抓。他设想的最坏情况是被关进监狱、在酷刑之下交出YouTube的账号和密码。“他们会获得账号的控制权，把我做的这些影片全部删除，那我做的这些事情就会完全从网络上消失。”他说自己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所以必须离开。
从决定离开到真正出境，不到一个星期。他先飞到免签的厄瓜多尔，再在那里想下一步：日本，他查过，似乎没有为政治异议者提供庇护的先例；台湾，他判断受中国政治影响力限制，且有过遣返异议人士的先例。厄瓜多尔飞巴哈马的航班大多在美国中转，他没有美国签证；恰好有一班直飞，他才到了巴哈马——他签证能合法抵达的地方里离美国最近的一处。
他在巴哈马待了七到十天，在小岛的海洋商店里找船和引擎，买下后先找一片水域测试。他特意纠正说自己不是漂过去的：船虽然有桨，但没有动力不可能过去。影片也是从这里开始发出去的——他说离开中国时就设了定时发布，怕中间出意外，但在厄瓜多尔没有让它们发出来。
他从来没有真正出过海。出发那天下午，一出海岸边的浪就很大，他放弃了在海上停一晚的原计划。刚出海不久下起大雨，他担心引擎进水，把雨布盖上去；雨布小，只能盖住他一半的身体。他晕得很厉害，几乎没吃东西，想吐也吐不出来，连开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到了美国海岸。
上岸不是他叙述里的高点。看到海岸线和从身边开过的大船与游艇时，他放松下来，但那更接近如释重负而不是兴奋——他说自己知道，踏上美国土地之后还有非常多的挑战。“至少我没有死在过来的路上，掉到海里。”
前一刻报税，下一刻是罪犯
之后四年，他送外卖、开Uber，后来又开过一阵卡车，并为此专门考了执照。袁莉问他是不是比在中国工作得更久，他说恰恰相反：他没有欠债，收入能负担吃饭和房租就已经很开心；拿到工卡后做自雇的工作，既能养活自己，又留出时间做想做的事。“我只是希望能过一种让自己内心感到宁静的生活。”
宁静并不完整。影片过了一阵才有广泛的关注，他先是发现推特上一下子冒出很多私信，有点慌。接着是人肉：网络上开始出现关于他的个人信息。他说这四年里负面信息一直都有，来找他的记者他都拒绝了；身边没有人能给他精神上的支持，他发推越来越少，也没有再做新的影片。
有一件事他很久以后才知道。他说发布影片后就不敢再和家里联系，怕警察找家人的麻烦；过了两三年，父母回中国，听家里人说起，才转述给他——警察在国内找过他的家人。这条信息经过两次转述，节目里没有可对照的材料。
他没有把这四年讲成一个幻灭的故事。袁莉问他来美国之前对美国是什么想象，他说此前的认识完全停留在听说的层面；他不愿把后来的经历说成美国与想象有差别，而说那是不断了解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
八月二十日早晨，他在上州住处的二楼睡觉，被楼下的车声吵醒。窗户正好没关，他坐起来看了一眼，下面停了很多车，他估计有十辆或十几辆。“我当时就知道：完了，出事了，也许可能会被抓。因为我听说了 ICE 那段时间在全国各地抓移民。我当时心存侥幸，因为我有工作许可，也没有犯罪记录。”
他起身穿衣服时，听见楼下的人说他们有搜查令，随即冲上二楼；他去开门的那一刹那，门被一脚踹开。他说对方穿着防弹衣、拿着手枪指着他，先搜身，再把他带到楼下查身份。查到他是没有签证入境美国的，他就被逮捕了。他说自己到了办公室才知道对方是ICE；逮捕通知上写的是“You have not been admitted in the U.S.”。有人问他见法官还是自愿离境，他说要见法官。
第一晚，他被送到奥尔巴尼县旁边一个县的监狱，关进一个单间，里面一张床、一张桌子，窗户看不清外面。那是他人生第一次进监狱。“前一刻我还在开卡车、还在正常工作、还在报税，下一刻就被当成罪犯关进了监狱。”他说那时的心理冲击非常大。
第二天他被转到水牛城一处专门关押移民的拘留所。他说那里已经满员，新到的人先在登记大厅隔出的临时区域等待，只能睡在地上。“那个房间规定最多只能有14个人，当时挤了17个人，大家人挨着人躺在地板上睡觉，有些人挤在厕所旁边睡觉。”三天后他被转进正式舱，每人有一张小床；大约七天后，他被转到布鲁姆县监狱，此后一直待在那里。
他现在待的这一舱是他们称为dorm的地方：像仓库一样的大厅，双人床一个挨一个，睡觉没有隐私。他说这所监狱本来不关移民，只因为关移民的地方不够才把他们分流到各县，整所监狱里只有这个dorm关移民。
他改过一次主意
被关进来之后，他的想法变过一次。最初他要见法官、去争辩自己的案子。但八月底到九月，他在和其他移民交流中听到的基本都是坏消息：很多人的案子不通过，法官通过率很低；他还提到，当时有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他们这类人被保释。他说自己性格偏悲观，这些消息叠加在一起，他完全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当时我就特别渴望离开，不管去哪里都行，哪怕随便流浪到什么地方，我也不想再待在监狱里。”
于是他做了一个相反方向的决定。他担心案子一旦被拒会被递解回中国，而自愿离境至少还能选择被送到哪里。他中途换了律师，让律师提交自愿离境的申请，又希望能先去台湾和母亲待一阵——尽管他知道自己没有正常途径去台湾。他让母亲联系周锋锁，问台湾那边有没有人能帮忙疏通。
这条求助的线索反过来改变了结果。周锋锁由此知道他被捕，帮他安排了新的律师；他母亲来看过他；外界开始关注他的情况。他说这些支持让他又改回原来的想法：继续去见法官，继续争辩自己的案子。一来一回耽误了时间，到访谈之前，他已经开过五次Master Hearing，也就是他说的小庭。
原定十二月十五日的大庭审也没有审。他说那天检方，也就是国土安全部，突然提出根据美国和乌干达政府签署的协议，要把他们这些申请庇护的人送去乌干达审理。他此前完全不了解乌干达，不知道那是在非洲哪里。把递交给美国政府的申请转由乌干达审理，在他看来荒谬。按袁莉的说法，访谈前一周，美国政府已表示不会把他驱逐到乌干达。
他对结果的设想很朴素。最好的是法官同意庇护申请，他就有合法身份可以留在美国。最坏的他说不太清楚：如果没有批准，他会上诉，再往后会怎样，他不知道。
袁莉在访谈末尾引了他影片里的一句话：“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他说自己的看法和以前一样，只是现在更能体会这句话的分量。“因为失去自由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我身上，我更加能体会到那些在中国被迫害、被关押的那些人，他们失去自由是个什么感受。”
袁莉还问他，如果能回头对几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他会说什么。他说这句话他一直、一直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他解释，这是他来美国之后的感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一所县监狱的电话前，仍然不知道法官什么时候会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