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18期
- 内容性质
- 据公开文字稿改写（本站原创，非转载）
- 原始出处
- 不明白播客第218期
- 原文发布
- 文字稿发布
- 本站改写
- 本站声明
- 本站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未参与采访或录制。直接引语逐字取自文字稿，个别删去口头填充，未改变原意。文中陈述与判断属受访者本人；涉及第三方的严重指控未经独立核实。
一个群的群规是这样写的：“本群只聊色、禁止买卖，禁止引流，禁止键政，禁止带节奏，违者必踢”。主持人袁莉在节目中读出它时说，这跟很多普通的微信群、QQ群规则差不多一模一样。写下这份规则的，是一个用简体中文交流的恋童癖群组。
写这篇调查的记者署名Jo。他说第一次看到这条群规时，脑子里冒出八个字：“纪律严明，能打胜仗”。据他描述，这类群组确实能把广告机器人和刷屏广告清得干干净净；有的大群管理员还专门做了一个整点报时的机器人，凌晨两点提醒大家注意休息。
在这份群规里，被郑重其事禁止的不是性侵儿童，而是谈政治。这不是一处疏漏，而是一个排序。这场访谈真正留下的问题，是一个把政治表达当作头号风险的环境，如何让一个规模以万计的儿童性犯罪社群，在一款人人可下载的通信软件上长期存续——以及一个人独自潜伏六个月之后，究竟能证明到哪一步。
从一封投稿到一个境外号码
据节目开头介绍，线索来自2025年底中国数字时代收到的一封读者投稿，投稿人发来的其实只是一个群链接。接下线索的Jo不是职业记者，他在节目里说明本职是学术工作者，十几年来把观察中文网络亚文化当成副业。他说拿到线索时的反应是见怪不怪：在他的判断里，恋童癖在中国大陆长期没有被认真对待，也没有被严肃研究过。
进群需要一个境外手机号和一个新注册的账号。据他描述，群是邀请制的，链接不出现在任何公开搜索结果里，只在内部流传；要进更深的讨论群，还得通过群内机器人的验证。最初的障碍是语言：这个圈子的黑话自成体系，他熟悉的那套中文网络黑话不管用；节目里他明确表示不愿解释这些词，以免二次传播。
让他记住的第一个量级是消息密度：他拿秒表算过，中国东八区的晚间高峰，最密集时一个群一分钟能超过两三百条消息。第二个是新人的开场白：至少八成以上的新成员进群后发的第一条消息都类似“啊，我终于找到组织了”，那种如释重负、相见恨晚的语气，他说自己每次看到都觉得匪夷所思。
用代码代替影像的房间
据Jo描述，这些群按目标儿童的特征分类，婴儿、女童、男童各有独立的群。功能上又分成只做经验交流的讨论群、处理翻墙和账号的技术群，以及最关键的资源群。
资源群里流通的不是影像，是代码。成员把图片或视频打包上传给一个代码生成机器人，机器人回一串代码；代码可以无偿分享，也可以要求互换，拿到代码的人发给配套的解码机器人，内容就被回传。他把这比作图书馆门口的存包密码锁：把书包存进柜子，把密码告诉下一个人，密码可以一层层往外传，谁拿到都能来取走。就算最初的上传者注销了账号，柜子和机器人还在，密码就还在流通。
这个设计能解释很多事。他说Telegram的自动化审查对字符和代码没有检测能力，偶尔看到一串字符的人也不知道它代表什么；群组还可以开启禁止截图，开启后截出来是一片纯灰色，他为了取证花了很大代价才绕过这个限制。他还提到一个荒诞的处境：在中国的语境下，一个人拿着手机去报警，可能还没讲到恋童癖，就先因为违法翻墙被抓。
群的寿命同样是被管理的。他说这些群通常最多存在两三个月：有人不小心把敏感词打出来触发审查，群会被销掉；更多的是定期主动解散重建，过滤掉机器人、掉队的成员和找不到下一个群的调查者。“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有点类似提纯的过程。”
四万人为什么是地板
四万这个数字怎么来的，Jo在节目里给出了完整算法：把潜伏期间能直接进入、确认活跃的核心群组的常驻成员数相加，再扣掉自己能辨认出的重合账号，得到大约四万这个量级。所谓常驻，是用Telegram显示的最后上线时间筛的：把最后发言限定在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内，剩下的才算核心人数。
他强调这是地板，不是天花板，并列出五类没被算进去的人：只下载资源、下完就退的潜水者；他始终没能加进去的更私密核心群；通过加密货币点对点交易、不需要进群的人；被封禁后另起炉灶的人；以及他认为范围最大的一类——还停留在国内平台和网盘上的人。理由是，能在Telegram上做这件事的人已经学会用境外号码注册和翻墙，本身就是筛过一轮的。“我找出来的是约四万人。我个人判断整个网络的规模是在十万人以上。”后一个数字是他的判断，不是核实过的统计。
被问到四万人在十四亿人口里意味着什么，他给了两个算法。按人口比例，大约每三万五千人里有一名已被识别的成员，看上去稀薄；换一个算法，他引用微信用户平均约两百个好友的说法，两百乘两百已经是四万——在多数人朋友的朋友这一圈里，就至少有一名这样的成员。他由此认为，这些人不是新闻里抽象的恶人，而是在每个人的关系链条里。这个推算是节目中提出的类比，用的平均好友数没有给出来源和年份，提示的是量级感，不是可以核实的概率。
哪些是口嗨，哪些已经发生
一篇建立在潜伏观察上的调查，最难的是区分吹牛和事实。Jo在节目中反复做这个区分，没有把界线画在对自己有利的一边。
关于身份，他说自己一直警惕成员编造身份撑场面，但相当一部分自述能被周边证据印证：有人发出明显是现场拍摄的照片，比如幼儿园午休时孩子睡在床上的画面，同时说自己正在带班。他承认不能排除有人从网上找图制造现场感，但如果同一个成员在不同时间用不同照片，配上具体描述，他倾向认为是真实的。
关于计划，群里确实有人讨论通过婚姻、代孕等方式取得长期接触儿童的渠道，他判断这类讨论大多是性幻想，不是真实的犯罪规划——多数成员实际能实施的是猥亵和偷拍，经营一段婚姻所需的资源和耐心超出他们的能力。他没有把这个判断当成安慰：“但我觉得很危险的是，这种幻想跟真正行为实施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一群人长期沉浸在同一种幻想里，不断从同好那里得到情绪上的鼓励，这个距离会一点一点缩短。
关于方法，他认为针对留守儿童和四五线城镇儿童的那部分大多是真的，因为有大量能相互印证的操作细节：利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同城功能接触未成年人，假装自己也是学生、混进未成年人聚集的游戏里套近乎，还有在QQ上和未成年人聊天的真实截图，以及成员互相汇报进展。他说最让他难过的是代价之低：“我看到有成员靠一杯奶茶，靠一杯霸王茶姬，或者靠在游戏里花一、两百元买一个皮肤就能把小孩约出来，能把小孩约到自己车上。”
他们谈论外界案件的方式暴露出另一种东西。据他观察，爱泼斯坦案或德国华人迷奸案被提起时，群里讨论的不是这件事邪不邪恶，而是那些人手法不够稳妥、换成自己会怎么做；他们把自己和更有钱、更上层的犯罪者绑在一起，好像自己只是规模更小的同类。“他们的话语里是没有受害者的，他们不会讨论那些被害者”，Jo说。
发表时的划线是同一种取舍。成员的头像、用户名和自述身份没有打码，他说这是他个人的坚持，编辑本来希望全部处理掉；而具体链接、解码机器人地址、加密货币路径和接触儿童的话术必须打码，因为这些一旦公开就可能被复刻成犯罪指南。他们宁可让报道显得不够具体，也不愿意让它成为一个教程。至于没写进报道的截图和记录，他说：“这些数据不是给你、或者普通读者看的，这些数据是给未来如果可能进行的刑事调查看的。”
禁止键政的风险排序
那批留给未来刑事调查的数据，指向的正是这篇调查最刺眼的空缺。
据Jo描述，这些群对政治话题的回避到了如临大敌的程度。有成员偶尔提到本地发生的无差别驾车撞人事件，或抱怨对翻墙的管制，话头刚起就有人喊别聊，管理员紧跟着警告：再聊政治就踢人。他说自己一开始不理解这套逻辑，报道发出后，读者评论给了他一个他认为有道理的角度：这些人清楚，中国大陆对网络性犯罪、尤其是未成年人网络性犯罪的执法极度缺位，而对政治表达的执法高压且高效。
“在他们内部的风险优先级里，他们认为传播未成年人色情内容是可以接受的违法。但是讨论政治可能是一种真正的高压线。”他的评价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完全本末倒置的排序。”
这个排序还有更难处理的一面。他说群里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典型的爱国话语持有者，反日、反台独；最让他生理不适的是关于战争孤儿的说法。据他记录，成员不下十次提到正在打仗的乌克兰，说等俄乌战争结束那里会有大批孤儿，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他因此产生一种错觉：这些人好像觉得自己做的事和国家立场相辅相成。
主持人还引用了报道里的一句群内发言：虽然FBI管不着咱，但是万一通过中国警方呢。Jo的解读是，FBI抽象而遥远，真正的焦虑来源是中国警方；而人在澳洲或欧洲的成员反而更焦虑，因为身处对儿童性犯罪高压得多的环境。恐惧的分布反过来说明了他们对国内监管的判断。
Jo自己的判断是，这不是察觉不到的问题。他列举了中国网警近年高强度处置过的对象——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政治敏感的境外站点和作者——然后说：“我不相信‘无所不能’的中国网警系统对于这么大规模的群组存在毫无察觉。我觉得他们是不在乎。”他推测执法的硬指标先关心涉政内容，色情类的被当成人之常情。这是推断，不是被证实的机构行为。
平台一侧，节目给了两层。主持人交代的背景是：Telegram创始人杜罗夫2024年8月在法国机场被捕，法国检方的指控中包含平台放任儿童性虐待内容传播一项；当年9月，Telegram修改条款，称会在司法机关提出合法要求时交出用户的IP和电话。Jo给出的现状是：报道发出后大部分群组只消停了一两天，随后继续；他把已收集的证据发给Telegram官方，至今没有回复。他认为平台必须为不同语言社区配备对等的审核资源，不能把简体中文当成可以低成本忽略的小语种社区。
两边都不动，正是他那句比喻的意思：“让我觉得这些群组就像在公海上漂泊的船，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给他们施加压力。”
沉默本身是不是答案
报道发表后，有读者质问他为什么只逮着中国，哪个国家没有恋童癖。他承认潜伏中看到部分成员与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地的网络交换资源，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确实是全球性问题，但他不接受由此得出的结论：“如果一件事在所有地方都发生，我们难道就有理由放弃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对它提出质疑，或者进行调查吗？”
被问到有没有想过把材料交给中国的执法部门，他的回答很短：完全没有想过。他说首先不知道该给谁，其次即使给了也不觉得会被认真对待——依据是自己和公安系统打交道的经历：丢一辆自行车都不会有人关心，更何况一堆复杂的数据代码。对执法部门他说自己无话可说：一个能在几个小时内对一张A4白纸做出快速响应的系统，这么多年在儿童保护上长期沉默。“可能这种沉默本身就是执法部门的答案吧。”
他把最后的重量放在旁观者身上。报道结尾用的是一个群成员和前女友的对话：他问对方当年为什么能接受和他一起看那些影像，对方回答，如果喜欢大于觉得变态就会变合理。Jo说他留下这一段，是因为讨论恋童癖时很少被谈到的，正是这些人周围大量未被识别的同谋者——伴侣、家人、亲密的朋友。他们没有直接施害，但所谓的理解、沉默和合理化，给了这个网络继续延伸的空间。“在一个连人权概念都建立不起来的社会，‘恋童癖这件事是变态的’作为一个最基础的道德判断，应该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公民都绷着的一根弦的。”
对普通家长，他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我向来是不怕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他要求的只是一种基本认知——朋友在场时会不会给孩子换尿布，长辈用手撩拨婴儿算不算性暴力——边界需要主动去理解，而不是等事情发生之后，才说自己从来没有建立过这种常识。
那份群规仍然写得像一份普通的社群公约：禁止买卖，禁止引流，禁止键政，违者必踢。Jo说：“这些成员真的会严格遵守这些群规，他们真正能够做到二十四小时只聊一个话题，纯度非常高。”一个社群能把纪律执行到这个程度，说明它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判断得很准；那条被排在性侵儿童之前的禁令，就是这个判断本身。到他接受访谈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说明他们判断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