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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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居加拿大之前收拾旧物，高忆陵翻出一个信封。信封上是母亲的字迹：“文革初期通信”。里面那封信写于1966年8月25日，收信人是她的母亲，写信的人是她自己——那一年她二十岁，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
信分成八条，逐条规定母亲必须在三天之内做完的事：把毛主席的画像端正贴到打扫干净的墙上；“一切金器、银器、瓷器、洋式衣物等反动家庭留给你的浮财，统统无条件交给国家。”；烧掉一切地主、右派、资产阶级的照片，也烧掉母亲当年做小姐时不革命的相片。第七条是关于她外婆的：
> 尽你的努力，把万恶的地主外婆赶到农村劳动，她若气死、累死、病死，被打死都是一万个活该。
信的末尾还有两句专门给母亲个人的话，第一句是“坦白交代，重新做人，否则后会无期。”写下这些字的那个夏天，她的母亲正因为有亲属在美国，被自己的单位打成美蒋特务。
六十年后，八十岁的高忆陵把这封信交给不明白播客，同意主持人袁莉在节目开头从头到尾念一遍。她并不认为文革的罪责首先落在她身上——她反复强调，罪责在毛泽东，在那台把学生发动起来的机器；但她拒绝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一起交出去。这场谈话真正留下的问题是：在一个从未道歉的国家里，一个当年的狂热者自己道歉，还能改变什么。
母亲在信封上写下四个字
信不是她保存下来的，是母亲保存下来的。她说这是准备去加拿大、收拾东西时发现的，母亲在信封上写了四个字：文革初期通信。几十年里她一直记得自己给母亲贴过大字报，却把这封用勒令口吻写成的信忘得干干净净。
> 因为我是对着我的母亲和外婆，用这样恶毒的语言，我现在听着都觉得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更难面对的是遗忘本身。“所以我跟我丈夫生活49年，从来没提过自己当年干过这么缺德的事。”几十年过去，她以为自己记得文革，其实记得的只是一部分：记得大字报，不记得还写过这样一封信，而母亲当时正在被冤枉、被迫害。她用四个字形容当年的自己——落井下石。
她说是鼓足勇气才决定公开这件事，动机有两个：一是想认识自己、彻底忏悔，请求母亲和外婆的原谅；二是想让别人知道那个疯狂年代里人们在什么氛围下做事。袁莉说，她请高忆陵谈个人经历时对方起初非常犹豫；愿意真正面对文革中的自己的人，到今天仍然很少。
不够革命的职员子女
高忆陵说，从家庭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就能看出文革的不正常：他们家原来很好，母亲充满母爱，给孩子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她的父母解放前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后来当过陶行知育才学校的老师，四十年代入党。建国之初国家需要干部，母亲被调到全国妇联工作。
问题出在一张表格上。母亲为人低调，觉得自己参加革命不算早，让孩子填出身时填的是两个字：职员。在当时的等级序列里，这意味着不如工农，也不如革命干部子弟；父母又出自所谓剥削阶级家庭。于是她一个劲儿地要求进步，一个劲儿地改造自己，对毛泽东是无限崇拜。
> 毛主席说什么，我就一定要做那个不怕苦、不怕死，为毛主席要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于生命什么的人。
崇拜首先落在身体上。女孩子的追求是当铁姑娘，一点儿都不打扮：“就嫌自己的胳膊腿不够粗，嫌自己不够黑，出去劳动的时候就玩命地干。”她说那不只是不追求美，而是反过来，要傻大黑粗，要像工农一样，那才叫革命。
洗脑的路径在她的讲述里很具体。教材里的历史、语文充满党文化；她自己爱读书，毛选四卷一定要读，马列著作读不懂也生吞活剥地读；集体主义则由一整套日常动作构成——开会、讨论、互相批评、检讨、写决心书。
> 这一整套的东西会让你进入那整个思想体系。所以当5月16号毛泽东说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的、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以至于到我母亲有问题，我也得跟她划清界线。
落井下石的那一年
1966年之后，家里人一个一个被揪出来。母亲因为有亲属在美国——舅舅和姨四十年代出国留学，此后想回也回不来——被打成美蒋特务。父亲当时在全国科协，办公楼上从头到尾挂着一串标语，给他扣了五个帽子：走资派、阶级异己份子、假党员、国民党残渣余孽，第五个她已经记不起来。
她和姐姐都在学校，跟家里几乎不再联系。母亲仍托人给她们带信，关心衣服和生活；她回过去的是那封勒令信和大字报。大字报写好后送到母亲工作的单位全国妇联。据袁莉复述她在此前一期节目里的讲述，那份大字报说母亲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说她是白骨精。
这样做是被要求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她的回答没有留退路：
> 自发做的，我觉得那时候脑子就是那么想的。也许有些人特别怕，怕别人说自己不革命，我当时还不是，我当时就真的那么极左，那么革命，我就觉得我该这么做。
她羞愧的根据也是比较出来的。她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表妹的态度就很正常，虽然不敢说过分的话，起码没有落井下石。她还想到徐方在那种非人的年代里能帮助顾准，一个孩子就能分清是非；想到严歌苓始终站在父母一边。这些人的存在，让年代如此的解释在她这里失效。
大串联开始后她也离开北京，各地都有接待站；她承认自己有一点儿私心，想行万里路。她从武汉坐船到重庆，再到四川，在大会上给人讲为什么要有文革——在她自己的说法里，像她们这种来自北京、跟红卫兵似的人，到各地就是去煽风点火。她说没见到大场面，却曾亲眼看着一个孩子被长矛扎死。
信里那些罪名的来源是外婆的家世。外婆和外公出自江苏同里的大户人家，祖辈有田产；按当时的划分，外婆算工商地主。1966年北京最恐怖的那段时间，七十岁左右的外婆被亲戚动手打了。据高忆陵转述，外婆被打翻在地，一边护着头，一边有点装死，才没有被往死里打。
> 你知道我脑子里想什么吗？我在想，为什么共产党有些干部自杀了？我才不自杀呢！我倒要看看这事怎么收场。
有人性就是一种罪
到1971年——她记得是1971年，袁莉在节目中说的是1970年——高忆陵一个人在北京密云的食堂里蹬三轮、喂猪。家人分散在三个方向：母亲在河北衡水的干校，父亲在河南确山的干校，姐姐和姐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发配到新疆戈壁滩的一个电务段。那一年她扛着四十斤米出门，一站一站去看他们。
第一站是全国妇联的干校。见母亲不能单独见，旁边要坐着所谓的积极分子，她说跟监狱似的。母亲负责烧火，在食堂后头往火眼里添煤，她绕到灶后头才说上几句话。“我能够记住的和我妈妈敞开了谈话的也就那一会儿。”
母亲那时正在受罚：因为同情走资派、给对方留了点吃的，被罚三个月不准吃菜。母亲悄悄托人带来一包味精，放在水里喝，笑眯眯地告诉女儿这东西有营养。高忆陵记得，那时候好多干部被整得低血糖，回北京时瘦骨嶙峋。袁莉把这件事的逻辑说了出来：“你妈妈的罪就是她有人性，同情了走资派，留了点饭，然后就要被这么折磨。”
母女俩只来得及交换一句约定：第二天五点，如果母亲能出来，就在厕所见。她第二天很早起来，站在厕所里，从砖墙的小洞往母亲住的那间房子看，等灯亮。等了很久，灯没有亮。她说自己就站在那儿默默地流眼泪，然后扛起大包走了。
第二站是河南确山。她算过，父亲那年五十六岁，干的活是挑粪，走几十里路，累到吐血；每天早上还要像毛驴一样推着东西转圈，把一大池子水灌满；饿得不行就到村子里吃老乡做的下水。
父亲的上级和好朋友没有熬下来。那是民国时期大公报的记者、后来做过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笔名向东流。据她父亲讲述，范长江和他一起劳动，实在受不了，自杀了，尸体最后在一口井里被发现。父亲后来带范长江的儿子去过那里，指给他看位置，还给那口井起名叫东流井。
> 文革十年其实非常漫长。让人有充分的机会显示人性的恶！
国家都没道歉，怎么就轮到我们了
人性的恶，她也从别人的记忆里接过一份。一位比她小几岁的朋友告诉她，1966年8月25日前后那几天特别热，自己礼拜天回学校躺在床上，听见外面像放鞭炮的声音；仔细听才知道，是一个中将的儿子把皮带沾了水，在空中甩得呼啸作响。楼下正在用皮带和民兵训练的木枪枪托打老师。
这位朋友吓得躺着不动。旁边一个同学冲着窗户喊“打得好！打得好！”，声音在发抖——朋友后来一直觉得那个发抖的声音很可怜，那不是发自内心的话，是怕被追究。打人的人还让被打老师的女儿在旁边看着。第二天这位朋友去教师宿舍，看见老师头肿得很大，死在两张床之间的过道上。
打人的是谁，全校老师都知道，“但居然也就没事。”二十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有同学劝那位将军之子向老师道歉。他的回答是：
> 国家都没道歉，怎么就轮到我们了？
据她讲述，她的同学听了非常愤怒，但再想一想，这话也不无道理：上面有人八次接见红卫兵、说过要武，是这么煽动起来的。她由此得出一个不肯让步的结论：“所以要把文化大革命说清楚，或者要肃清它的流毒，不把毛泽东的罪行追究清楚，怎么能做到呢？”
她手上还有一件小证物：半张包过照片的旧报纸，是1968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那天的，报眼上印着一段毛泽东语录，大意是没有人民民主和群众监督，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巩固。她的反问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而谁算无产阶级、坏分子由谁界定，都藏在里面。就在那个1968年5月，清华正在打百日武斗；据她讲述，二十多个学生和教职工被活活弄死，其中有她先生的朋友，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女生。
死了多少人始终没有确数。袁莉在节目中引述不同学者的统计说，1966年到1976年间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五十万到八百万人之间，超过一亿人受到波及；因为官方从未公布，这个区间大得几乎无法使用。而在高忆陵看来，文革并没有结束，理由就在那半张旧报纸上：“因为我觉得像我刚才念的这段语录，好多人还觉得挺对的。”
假哭之后，忏悔有什么用
怀疑来得比很多人想象的早。她说自己最先产生的是对官方叙述的反感，而真相来自下面流传的小印刷品、报刊文摘和各种通讯，母亲和同学之间也在传。具体时间她记不清了，但1971年的林彪事件是一个节点：“噢！这是弥天大谎！”袁莉追问这个大谎指的是林彪一个人还是整套叙事，她说是整个的，整个关于文革的叙事都不对。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那天的场面，她记得很清楚：消息传来，操场集合，大家痛哭。
> 我知道自己哭不出来，因为我是挺高兴的。
她躲在宿舍里没出去；后来又有点做贼心虚，出门前把眼睛揉一揉，好让自己看起来和别人一样。至于有多少人是真哭，她给的是印象而不是统计——袁莉也说这很难估计。她估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我觉得明白人是真的永远是少数”，而这个比例到今天也没变。
那么忏悔有什么用。她的顾虑很实在：公开这封信让她无地自容，但恰恰因为当年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这样，才说明这是她自己的问题——她因此不肯用年代替自己开脱。她在文革中不是出头的人，批判会上发过两次很不起眼的言；后来见到那些被批判过的老师和主任，她当面向他们道过歉。“我觉得一个人就应该这样，你做过什么，做错了，那么你就应该去认错。”
她也不把忏悔只当成私事。“文革十年，把中国毁的不成样子。它的结果实际上害了我们每一个人。到现在我们还在吃文革的苦果。”按她的说法，“如果这个民族每个人都知道忏悔和反思，那么将来如果这个民族再有变化的时候，它才可能往正确的方面走”；否则社会即使变了，还有一个往哪儿变的问题，而它会往大多数人要的方向变。
那封1966年的信里，第七条要求把外婆赶到农村去，怎么死都活该。后来的几十年，外婆常和她住在一起，成了她非常敬佩的人：一个有智慧、冷静、有头脑的人，自己说过“她要是能读书，她也可以是吴健雄。”外婆九十三岁那年还写过四句诗，高忆陵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开头是“万里归来躬逢盛，适逢小将洗积累”，最后一句是“辜负当年一片心”。外婆生前说过，她不能原谅文革中动手打她的人。
高忆陵求的是另一种原谅，而她的两个收信人都已经听不到了。
> 我特别希望如果我的妈妈和外婆有在天之灵，她们能够听见我现在的忏悔，能够原谅我，这真是我非常痛心的地方。
那位打过老师的将军之子问的是，国家都没道歉，怎么就轮到我们。八十岁的高忆陵没有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