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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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Harry今年五十五岁，失业两年。他现在每天的目标，是把家庭开销控制在人民币三十元之内，靠研究优惠券，每个月还能拿回一两百块的红包。上班的时候，他跟同事聚餐、加上爱人，一个月在吃上要花四千来块，如今压缩到千把块钱。十年前的最高峰，他的税前年收入将近五十万。他在节目里讲过一个超市里的场景：“前段时间大白菜几毛钱一斤的时候，大家经常为买大白菜排队，可以排半小时以上，给我感觉就快回到文革时期大家为了一块豆腐大打出手的年代了。”
节目开头，主持人袁莉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上月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5%，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同时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3.7%，明显低于GDP增速，但仍在增长。数字还在往上走，她的疑问是普通人的消费是否跟得上。节目为此征集听众来信，采访了五位生活在不同城市、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这五本账簿回答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所谓降级，是从哪个起点开始降的；当塌下来的不只是收入，还有对明年的预期，一个人会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上升的二十年怎样结束
Harry在2001年进入IT行业。据他回忆，他在一家IT公司的第一个月工资，就超过了之前一整年赚到的钱。后来去外企、再进互联网大厂，每一步都上一个台阶，2014到2016年是最高峰，税前收入将近五十万。他说疫情之前自己从来不知道经济压力是怎么回事：一家人过着标准的北京中产生活，两套房产，房贷还清，孩子送到国外读书。
在他的判断里，转折出现在2020年前后，政府出台的行业政策对公司影响很大。那年他四十九岁，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女儿正在加拿大读书。降薪从取消年终奖开始，接着是20%、20%地往下降，到手只剩一万五。2023年10月公司关门时，老板说三个月没发工资，只交了三个月社保，后来陆续赔了大概三万块。远不到裁员协议的金额，但Harry觉得老板为了还债把父母的房子都抵押了，比他还惨，就没有再追。
上海的老马是另一条同样陡的曲线。他在体制内媒体工作了二十多年：2004年进单位时月薪六千左右，两年后能拿到八千到一万，这个水平一直持续到2018年；2006年他用自己的钱买了车，2009年贷款买了房，2014年和2017年生了两个女儿。他把那些年概括为一路上升，没有什么大的波折。夫妻两人收入最多的时候，一年可以到五十万。
变化从2018年开始。那年他四十岁，单位的广告创收增速放缓，疫情之后转为他所说的断崖式下滑，一个月很难再挣到一万。要求却在加码：不再是拿一个话筒就可以，还要拍视频、做新媒体，工作量在加，收入没有增长。疫情结束后，老马因为血液病住院治疗了几个月，而单位正在搞内部改革，要竞争上岗，他刚出院就回去上班。
> 在国内的语境下，这不能说是一个饭碗，起码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地方。如果不出大格，不犯大错，是不会失去工作的。但是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很快就轮到我了。24年12月31号做完了最后一期节目，元旦就开始办理离职手续了。
离职之后，他卖掉了三辆车里最喜欢的那一辆：“有一辆车是我特别喜欢的，一辆性能很好的车。25年年底我把它卖掉了，因为毕竟银根紧缩，它在我手里可能是一个玩物，说白了就是说我可以没有它。”
小区失业群里的八十八人
失业后的这一年多，Harry找过工作。他本想去做点货员，发现点货员每天跟抢单一样，一大早就要去排队，放弃了。超市的夜班他也问过：“偶尔找过，人家超市的招工条件是到50，我本想找个夜班的，人家说：对不起，大哥，你这个岁数就不考虑了。”
后来他到街道办了一个手续，叫4050灵活就业登记。按节目的解释，这项政策针对年满四十岁的女性和年满五十岁的男性，长期找不到工作可以领取补贴，实际上就是一次失业登记。登记之后，街道工作人员把他拉进了一个小区失业群。他所在的小区大约一千户，他报备进群时是第四个人；一年多以后，群里大概有八十八人。群里反复发同一批招聘信息——超市做熟食、司机。他的猜测是没有人去应聘，或者这些活他们本来就做不了。
老马投出去的简历也大多没有回音。他剪了二十年音频，看到一个招音频剪辑师的职位，投了没有消息；一家汽车媒体，他喜欢汽车又是文字工作出身，同样没有消息。“我想就是年龄的问题，因为现在招人动不动就是35岁以下，因为牛马当然是越年轻越好使了。”唯一很快通知他面试的，是一个说是国企银行司机的岗位，但对方要他先交一笔中介费，他当即判断那是陷阱。
收缩的不只是收入。Harry从2008年开始跑步，他说疫情之前跑友时不时聚一聚，有人一高兴提议聚餐，大家一下子就去了；现在一年都没有人提这种话题，大家会主动回避这个问题。跑步的人也在变少，认识的面孔越来越少，他们怀疑很多人回了老家。袁莉在节目里把这一段总结为：这不只是不想消费，也是不想交流。Harry表示同意。
从神仙水到低功耗的生活
三十三岁的王女士2016年进入互联网行业，用她的话说，那正是互联网公司高歌猛进的时候。她入职的杭州公司刚融过一亿多，才有条件招进一批新人。第一份工作三千多的月薪很快涨到七千，此后几年她换过十几份工作，也经历过几次裁员，薪酬长期停在八九千。到上一份工作，她一路从15k涨到18k，再到19k、20k，失业前的年收入约二十四万。
代价记在另一张账上。她曾连着三个月不间断出差；有一年大年初一被老板叫去写材料，到年初七交稿时已经改过十几个版本。“非常非常累，而且会有很多的应酬，经常去跟客户吃饭，有时候客户也不愿意见你，我还要一直不停地跟在客户后面，饭局上面还会遇到客户的性骚扰，这些都是有的。”她说自己已经被裁员过五次。问到这在同代人里是否常见，她的回答是：“我觉得非常的普遍，职场性骚扰，职场的PUA我也都有遭遇过。”
2024年被裁之后，她投出的简历没有回音，到接受采访时已经失业六百多天。她做过商场线下活动的执行，一场几千块，上一次是三千五；也在培训机构做助理，主要是周末和寒暑假。每月2241块的失业金，加上从公积金账户提取的2000块，让她的月收入从接近两万降到四千多。“在失业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只要维持一个低功耗的生活就可以了。”到2025年底，她基本没有动用过自己的储蓄。
低功耗写进了每一笔支出。四位数的SK II神仙水，她说用下来没觉得有任何变化，现在完全不买化妆品；两三百一支的口红换成二三十块一支，面霜是一百多块钱一斤装的，面膜也不做了；将近两百块的日本沐浴露换成二三十块的补充装，瓶子留着，把补充装倒进去；外卖从三四十块压到二十以内，她定的规矩是一顿饭不能超过二十块。
这套算法的期限只有一两年。今年失业金停了，她要动存款，于是打算要么重新找工作，要么和朋友开一家跨境电商店铺。她也不认为岗位会回来：留在大厂的朋友里，项目一个个被砍，人力不停缩减，原来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现在可能要干三四个人的活。“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基本上都快被逼疯了。”养老这类更长远的事，她说自己并不去想。
不是变穷，是不敢期待
同样在IT行业的奔驰给出了另一个解释：降级不只是因为变穷。三十九岁的他生活在北方一座省会城市。“以前我可以想：我明天会更好，我明年要买车，后年要买房，然后结婚。我对未来是有期待的，也是可期待的。”他举的例子很具体：今年挣五千，明年能保证挣八千。疫情之前，他的路径确实照这个预期走：从小公司跳到大公司，工资从六七千涨到一万、一万五、两万，买了车，结婚生子，2019年买了房。
2021年到2022年，形势急转直下。他说自己偶然翻墙看了一些节目，从那时开始怀疑、焦虑，甚至失眠；他自称以前是个小粉红，翻墙之后不再相信政府宣传，也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2023年他被裁员，失业整整八个月，最担心的是断供。他后来找到了工作，工资回到十年前的水平，一万块的月薪够交房贷和日常生活。
焦虑却没有随着新工作消失。他说自己最典型的设想就是再一次裁员：“我没有收入，这意味着紧接我就会断供，断供以后我就成老赖了，以后你去找工作，干什么都很难。”他把征信看作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一旦出问题就进入恶性循环；而在他看来，“这个体制的政策它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
省钱因此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计算。他戒了烟；一个人出门不再开车，改坐高铁往返；全家出行则先算走低速公路能省多少油耗和过路费。孩子的艺术兴趣班，他不让报，为此和爱人争论过：“如果在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兴趣性的东西，但是现在咱们行情不好，对未来很担忧，我就在失业的边缘徘徊。咱们就以储蓄为主，不要去做那些无谓的付出了。”
还有多少空间可以降
在跟几位城市白领聊完之后，袁莉在节目里提出一个判断：消费降级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关键是从哪个起点开始降。老马的降级是卖掉一辆像玩物一样的车，王女士的降级是买一百多块钱一斤的面霜，而降级的前提，是起码有空间可以降。为了看清没有空间的那一端，节目采访了在昆明开网约车的Bruce。
三十五岁的Bruce跑滴滴已经五年多，前后跑过十个平台，最后只跑滴滴。他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之前出车，除去充电和吃饭，一直开到晚上十点。“不休息，我跑到这5年多，我休息就是修车的时候，除了修车的时候都不休息。”他连着五年没有回家过年。收入却在逐年减少：2023年是11万8964块，2024年是9万8707块，2025年只有9万2000多。
这些数字还要再打一次折。“这个只是流水，不是利润。”他租的车月租2500，电费一天不到20块，路费和租金加起来3000多，实际到手三千多，不到四千。他把单量下降归因于游客变少。昆明是旅游城市，疫情刚结束时他每天往返机场三趟，后来游客一少，路上的人和车都少了好多。
于是账本继续往下压。2025年过完年，他从八百块的房间搬进一家小宾馆里六百块的单间：“这间不到十平米，纯粹就是放一张床，然后有个小卫生间，可以放一张桌子，就这样。现在除了躺着就没啥干的。”2025年之前他都在外面吃饭，一个月接近一千块；后来他弄了一个老式小冰箱，自己做饭，“在电饭煲上放一个托盘，托盘上把菜和佐料放好，一起蒸就行了。饭熟了菜也熟了。”这种做法只能做萝卜、洋芋、芹菜这类硬的菜，肉就买腊肠。他一天的饭钱不到十块，一个月三百多，还包括饮料和零食；整个月的生活开支多的时候一千三，少的时候不到一千。
账的另一边还挂着一笔债。Bruce做过英语老师、电话销售、翻译，也开过奶茶店。2019年昆明设自贸区，他去逛，听工作人员一说就当场签了约、交了订金，租一个工位注册了贸易公司。生意从几十几百块的单子做起，把假睫毛卖到欧洲，最大的一笔是疫情初期卖出五万支口罩，赚了两万美元。
2020年6月，他想从欧洲进口化妆品，找了那边的批发商和香港清关的路线，把五万美金打了过去。“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货到哪里了。”他说自己不清楚究竟是疫情丢了货，还是遇到了骗子。为了凑那笔钱，他套了两个信用卡，又借了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周转了近半年，当年年底破产，本金四十多万。“我还套了两个信用卡，我现在信用卡算上利息，欠的估计已经过百万了。”
最便宜的那杯柠檬茶
回到上海。老马现在每天早上送完孩子，就到超市门口等七点半开门，进去买打折的菜，多半是头一天剩下来的；星期三可以买到便宜的肉，想吃一次三分鱼刺身，也总有某一天打折。他和爱人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合起来8000左右，其中2000出头是他的失业金。
问到跟2018年之前的生活相比是否唏嘘，他的回答是：“我不会觉得很唏嘘，但是会觉得以前怎么能够那么奢侈。”他说从前出去玩看不上快捷酒店，要住带浴缸的房间，因为孩子喜欢在浴缸里玩；装修时爱人看了一张八千的床，又看到一万的，立刻就看不上八千那张——他说现在肯定要倒过来。宜家他们不去了，只有那块卖有瑕疵和退货商品的循环利用区还会看一看。外出就餐也很少，女儿过生日才出去吃一顿。
他还讲了饭桌上的一件小事。吃完饭，女儿想点一杯饮料，妈妈的意思是别点了，挺贵的；老马觉得过生日没关系。“我二女儿她心思比较细密，点了一个最便宜的柠檬茶，不知道是不是她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她点的是最便宜的。”
成年人的降级都能换算成金额：一天三十元的家庭开销，一个月四千的生活成本，一个月不到一千的开支。老马说不清的只有这一笔——女儿点单的时候，究竟知道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