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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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厚辰讲过一件小事。一次连麦时,一位住在中国一线城市周边、喜欢骑自行车的人告诉他,如今只凭路面就能判断哪条路是哪一年修的:“从路面破损程度,可以明显感觉到道路的新旧年份。”按他的解释,除了高速公路,道路维护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
同一年,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在节目开头引述的是另一组画面:中国外贸顺差破万亿美元,新能源车在欧洲卖得很好。她随即引述了另一半事实:公务员欠薪、医院亏损、年轻人失业、房价暴跌。两种叙事都有证据,问题是它们为什么能同时为真。
李厚辰的答案不是其中一组数字造假,而是两者出自同一个机制。他把2025年之后的中国经济称为大分化时代;这场谈话真正的追问是,这种分化并非各领域自然拉开差距,而是国家把变少的资源从社会的一端挤压到另一端。
曾经所有人都在上升的年代
他的解释从反面开始:先弄清此前为什么没有分化。据他列举,过去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生活改善的来源有几条:大规模城市化;农民工在外贸工厂、工地和大基建就业,工资又汇回乡村;2007、2008年前后企业有利润,工资快速上涨;四万亿刺激带来大规模资本投资;房地产的狂飙突进让借钱入场的人在三五年里感到财富暴增。
这些来源如今几乎逐一熄火。城市化进入深度阶段,又叠加房地产下行;大基建、房地产周期和劳动密集型外贸同时结束,按他的描述,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送外卖的月收入比过去那些工作更低;企业利润成了问题,工资增长和招聘随之停滞;信贷仍然很多,但很多是借新还旧,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过去进入市场的资金里,他说现在几乎只剩贸易顺差。
“如果中国经济是一台大机器,过去整个机器温度都挺高的,但现在慢慢降温了。降温的部分得不到资源继续升温,只有少部分领域还在大量投入,那些本身较热的部分,热量能够向旁边传导一点,但非常有限,已经不足以温暖整台机器。”这个比喻里没有崩塌,只有降温:不是某一部分在缩减,而是多数部位开始落后。
分化的实质不是差距,是挤压
分化的形态被拆成三层。产业上,据他描述,国家重点投入的领域工资很高,AI人才毕业年薪百万不是问题。地域上,过去各地政府无度投入,一个新能源汽车厂即便只撑两三年就倒闭,当地毕竟有资源进入;如今国家强调因地制宜,各地最后一块靠政府投入拉动的部分也会受影响。年龄上,他认为刚毕业的人和三十五岁以上背着房贷的人寒意最明显,反而是三十岁左右、已有十几年职场经历的人接下来两三年相对好一些。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他被问到分化是否从2025年开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更早就开始了,但2025年发生了实质变化:它不只是各领域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挤压。新领域不是自然长出来的,而是国家过量投入形成的;过去光伏、新能源汽车也有过量投入,但那时国家有钱、居民手里也有钱,挤占的感受并不明显。现在同样规模的投入,会直接反映在公务员的工资、奖金和绩效上。
由此他给出一个更锋利的判断:资源错配一直存在,只是过去被资源的相对充裕掩盖。在他看来,这种挤压才是分化真正被体会到的方式,也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出口越强,财政账越难算
袁莉把他此前的一句概括读了回来:“中国通过补贴全球消费者,挤压本国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来换取全球市场份额。”她追问的是,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他先给这个机制起了个名字:工程黑洞。黑洞引力强是因为质量大,而在他的判断里,中国科技产业最根本的动力不是内生的,是超出商业逻辑的国家超规模投入。这种投入同时吸收好几样东西:退税、补贴和土地政策影响财政汲取能力;商业银行被要求向这些企业倾斜贷款,中小企业因此拿不到;财政资金用于贴息,而这些钱本可用于民生和福利。他还点出一条不那么显眼的:消费补贴不直接发钱,而是补贴新能源汽车,居民换车的钱其实挤掉了别的消费。
支撑这个判断的是一串他自己给出的数字,口径均来自他在节目中的陈述,未经独立核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减税退税约2.6万亿,进口环节三项税收合计还少了约1900亿;而对照的另一头小得多,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售额约2.6万亿,他估算增值税只有约3000亿。
产业确实做大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国,但按他的算法,财政账并不好算,企业利润也很低。他把结果算成三输两赢:输的是中国国民,因为钱没有投向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是行业里除少数几家之外的企业和外国车企;还有国家自身的财政能力。赢的是外国消费者和执政党。
这里出现了整场谈话最关键的一处区分:“政党利益未必等同于国家财政利益。”他举的例子是稀土的武器化——对普通国民未必有好处,但在对外谈判和政治收益层面对政党很有好处。他由此把国家总体安全观理解为一件更朴素的事:安全的核心是执政安全。
袁莉替可能的反对者提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人觉得他们只是在一味地黑中国。他的回答并不否认中国科技的实力,也不认为它已经到顶——加入世贸后三十年的巨量投入伴随大量技术转移,成果正在陆续显现;无人机、医药、成熟制程芯片、机器人等领域,他预计还能延续一段增长。
但结论仍然回到分配上:“它们很强,在国外的竞争力非常厉害,但它们不能反哺中国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些产业的规模与内需或房地产不能相比,多数是技术资本密集而非人力密集,对就业的缓解有限;真正有利润的也很少,因为产能已经过剩。
赤字的真正问题是谁少拿钱
袁莉复述了他在2025年5月那期节目里的推演:2025年实际赤字率9.3%,2030年可能达到18%,政府债务将达到GDP的190%。这些推算同样出自他本人,而她说这些数字对普通人太抽象。
他的翻译方式是把财政还原成分配。“所以财政赤字本身,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和日本,主要用于福利支出,例如医保和养老。但中国完全不是,中国财政就是一个硬分配问题。”如果缺口接近GDP的10%,就意味着政府每年通过发债和动用结余,从社会持续拿走这一比例的资源。他给的第二个尺度是剪刀差:赤字10%而增长11%算大体匹配,但缺口越来越大、增速越来越低,就必须问钱去了哪里。
答案在他看来是无效财政:大量资金用于借新还旧,把城投等表外债务转为表内,用于维持政府低效运转、发公务员工资、偿还政府拖欠企业的款项,而且往往给不充分,只是延缓问题。他把接近10%的赤字规模比作一个不断扩张的肿瘤,不断挤压其它地方的养分。
挤压落在哪里,取决于谁付利息。他强调一处结构差别:美日的债务利息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中国很多利息压在地方政府身上,而地方还要发工资、付社会福利和路桥维护。利息上升叠加土地收入下降,形成一增一减。
更让他在意的是可预期性。美日削减福利虽然痛,代价却透明,社会可以预期和讨论。“但中国债务代价不透明,比如明年财政不行了,到底少发谁的钱?谁也不知道,其实没有预期。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医保是他举的最直观的落点。中国在医药产业链上竞争力很强,却几乎没有转化成人们可感的医疗质量;按他给出的数字,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他估计2025年可能降到5%(他列举的逐年数字彼此并不完全吻合,此处只取他给出的方向和这一估计)。而在老龄化加深的情况下,这类支出本应加快增长。
他的解释很直接:在选举社会里动养老和医保会掉选票,中国没有这个压力。“当你认为国家能力重要,认为产业链的全球地位重要,你就会去挤占教育、挤占医疗、挤占养老金的支出。这个挤占效应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生活中可感的福利的下降,这是肯定的。”紧接着这段话,他才提到那条能看出修建年份的路。
能拖下去的每个条件都是坏消息
被问到这样下去会怎样,他先降低了确定性:比较难预测,但脆断的风险可能较少,因为这套做法本身就是为了避免硬违约。代价是低效的拖延,而拖延的能力他认为很强。
韧性被他一条条摆出来。国家规模大、汲取能力强——2025年这么糟糕的时候,个人所得税收入还能提高百分之十几,从网络主播查税到境外投资收入补税,执行力度都很强。他还引用秦晖所说的低人权优势:快递、外卖、网约车和政府临时雇员构成一个很大的低质量就业蓄水池,没有五险一金,却能压低官方失业率。
清单还没有结束:金税四期这类工具能压低治理成本;福利水平本来就低,很多老人每月只有两三百元的居民医保补贴;居民储蓄仍在增长,而商业银行深度受国家控制。
条件列完,他立刻加了一句限定:“这些条件对社会、对企业、对居民来说,都是坏事。”每一条只是让拖延更久。
这份清单在他的框架里还构成一个更深的陷阱。他借用禀赋诅咒的概念——一个国家可能栽在自己最强的能力上——认为中国的禀赋是规模。战略空间越大,越倾向于以拖待变;而拖延发生在社会可用资源下降的时候,资源错配会更严重,恢复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合法性因此被卡在中间。“任何一个大型社会都有社会契约。中国的社会契约是:我们知道没有自由,我们知道社会不公平,我们知道福利水平低,但用这些来交换国家的治理能力,尤其是经济绩效。”而经济绩效不能只覆盖芯片等少数行业的人。越拖,挤出效应越大,越影响不在拖延体系之内的那部分经济。
袁莉直接问,习近平会向经济低头吗。他的第一反应是收回问题里的个人化框架:“我不是说他这个个人,我跟他也不是很熟。”随后他把回答放回体系:即使是独断专行的国家元首,也要受党内利益集团和整个官僚体系激励效率的影响。“他再独断专行,就算他为了整个公务员体系和国家财政供养体系的激励效率和激励的可持续性,他也得低头,这是我的观点。”
在他看来,真正让这套体系疼的不是社会体感——那有很多办法压低——而是体制内的体感和治理失灵:突发事件、气候灾害、地方收入和失业率无法治理。至于是否已有实质动作,他不乐观:据他所说,节目录制前一天官方刚发文强调内需,随即出台的政策是把个人消费贷贴息延长一年,而问题并不在贴息。
绳索为什么不会线性收紧
未来五年,他给的基调仍是挤压,而且强调这不是维持现状,是一种倒退。他预计人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经济成就,而新闻联播呈现的内容与实体生活之间的差异会分化得非常严重:基建和城市维护水平下降、身边怨言增多、工资和社会保障实际下降。不在大城市和重点行业的人,面对的是另一套体感。
最让他担心的不是崩,而是慢。如果继续以拖代变、内需也不调整,挤压手段只会更细,而且他预计会更多借助AI用于网络监控、银行系统和税收工具化,隐蔽而不可见,成本被逐步均摊到中小企业身上。
一次性出清在他看来反而还留有余地:“一个人如果两年生活彻底归零,从头开始,也许还能重建。但如果被拖入一个长达二十年的绳索不断收紧过程,等到五十岁才发现问题,人生已经耗尽在这个过程中。”
但他不认为绳索可以一直线性收紧。他判断存在一个临界点,可能是工业或民营企业利润率的某个阈值;一旦突破,反应就不再是线性的:民营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率短期内大幅上升,或者网络舆论进入失控状态。他认为国家对此是敏锐的——2025年下半年起,互联网治理的重点转向整治所谓负能量,过去只有政治红线要维护,现在只要有争议就不行,这说明矛盾已经变得不可预测。
落到个人,他给的空间很小。不要借债、不要随意辞职这类建议他不愿重复:辞职常常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他认为绝大多数人已经谨慎而理性,这也反映在居民短贷消失、存款增加的数据上。他唯一愿意给的建议是把AI用得更深一些,同时明确说这不解决根本问题。
节目最后他推荐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说中国未来公共品的短缺、基建维护的短缺,答案都能在那本书里找到,“我们所讲的挤压其实就是短缺”。回到开头那条能看出修建年份的路:在他的框架里,它不是一次维护疏忽,而是一台仍在向少数部位输送热量的机器,在其余部位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