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是当代最为深刻有力的思想巨擘之一，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等，形成了深邃广阔的思想脉络，深刻影响着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在福柯诞辰百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权力的眼睛·百年福柯”专题，特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学者，重读福柯，领略其思想魅力。
对现代性的反思，几乎是19世纪以来欧陆思想家群体的一个固有特征，他们对现代社会投下的阴影有着比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家更强的反省自觉。一方面，大工业生产和消费社会轰鸣而至，他们身处现代社会的“产房”，目睹着铁路、工厂与现代官僚机构纷至沓来，释放出推动增长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陷入瓦解，人的世界观和主体性都随着现代社会对人的全面支配而被颠覆。换句话说，人之为人的本真被自己之外的某些东西定义了。在现代性的阴影里还能找到“人”吗？
在德国法兰克福有一个地标建筑老歌剧院（Alte Oper），风格华丽，今天依然是法兰克福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歌剧和音乐会每周上演。在老歌剧院的正立面上书写着四个德语单词：Dem Wahren Schoenen Guten；直译为：“献给真、美、善”。这或许是德国乃至欧路浪漫主义文化的生动注脚，“真”是一切文化追求的开端，其重要性甚至在“美”和“善”之前。而这种对于“真”的追求，一直渗透在19世纪以来的欧洲思想界，也影响着思想家们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想象。
这种思潮可以更远地追溯到浪漫主义潮流：技术越是发达、工艺越是先进，人们越是怀念起自然的山野、朴实的乡村。尼采曾经评价，日耳曼人的浪漫总带有一种粗野的气质。此言不虚，马克思和韦伯从现代性中看到解放：从匮乏中解放、从迷信中解放、从身份等级中解放；但也从这解放中看到新铸造的枷锁。他们还处在现代社会的勃兴阶段，但到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等人已经不再看重这种解放效应，至少在理论中对此不甚关注，而是全力解剖现代社会对于本性的结构性压制。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理解，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很少有人像马克思那样热情地赞美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征服自然、应用机器、工厂耸立——这完全是一首工业化的颂歌。在经济史圈子里曾经流传一句名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工业革命。自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才真正摆脱了低水平经济发展的陷阱，实现了物质条件的飞跃式进步。但就是在同一篇文字里也有着这样的句子：“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虽然马克思的形象化描述更多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与瓦解旧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他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并没有带多少感情色彩，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出于“科学”的基础，而不是“道德”的基础——但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作品中更早的一个主题。在更早的德国生活岁月里，马克思处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异化：生产力越发达，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创造的外在世界越强大，他自身的内在世界就越空虚；劳动本应解放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劳动的手段却变成了外在于劳动并且与之对立的力量。在《资本论》中，异化有了更具体的结构，即商品拜物教。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人们眼中取得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我们不再看见劳动，只看见价格，不再看见彼此，只看见市场。这种商品拜物教以及紧随而至的货币拜物教，成为马克思主义抨击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另一位德国思想家，“一生与马克思魂灵对话”（吉登斯语）的韦伯，没有像马克思那般强调物质性因素，他把现代性的最重要特征归结为理性化过程。在韦伯1904/1905年的新教伦理研究中，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深埋在加尔文宗信徒的内心，信徒为了确证恩宠而有条不紊地劳作、节俭、计算的理性行动精神，以往隔在上帝和信徒之间的天主教仪式被铲除了，信徒以内心的虔信和日常行动来光荣上帝。在1910年前后，韦伯在对西方音乐的研究中有了新的领悟，他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只是理性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为了把握这些多重理性，必须要有一个超越性的概念框架。这⼀发现改变了他在学术生涯后期的整个视角。在1914年《社会经济学大纲》序言中，我们已经可以读到这样⼀句话：“所持的观点是：经济的发展必须被理解为生活整体理性化的⼀部分。”
理性化过程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要素，其起源有宗教性动机，但后续的发展并不再依赖宗教动机。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而现代人却不得不成为职业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套自行运转的机器，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决定着每一个生于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沃尔夫冈·蒙森在点评韦伯时曾写道：
“他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一旦充分发展，即使没有任何特殊的经济职业伦理在‘召唤’，资本主义也会照样存在，因为竞争作为经济过程的动力将使这种特殊职业伦理成为多余。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图式在资本主义成熟阶段倒是具有完全的效力。作为一个物质生产体系，资本主义成了以往社会结构的巨大破坏者并瓦解了其特定文化理想。资本主义那种彻头彻尾的竞争原理，对人的作用力并非一种植根于宗教土壤的动力性经济心态，而是它本身俨然就是个宗教根源。它不仅将社会结构（瓦解），同时也将文化理想本身理性化了。”
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谈到，原则上，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世界因此变得透明，却也变得冷漠，终极而崇高的价值退出了公共生活，或遁入神秘的彼岸，或退回人与人之间私密的直接关系。按部就班的理性官僚制会逐渐发展为禁锢一切生机的“铁笼”，将成为现代人无法消解的处境。对此，韦伯是悲观的，他并没有像马克思一样给出一个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在韦伯人生最后的两年里，他曾经希望通过魏玛宪法中的普选领袖式总统制来为现代社会的“铁笼”留下一道缝隙，但是，众所周知，魏玛宪法为纳粹党的上台创造了制度性条件。最终，这种英雄式的解决方案依旧败北。
二十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从马克思和韦伯这里都吸取了营养，将这种对现代性的隐忧全部暴露出来，并成为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阵营。福柯曾说：“如果我能及时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我肯定会节省很多劳动。那样我就不会说一大堆废话了，也不会为了避免迷路而尝试那么多错误的途径——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把道路清理出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包括霍克海姆、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等人，十分强调现代社会对于人性的压制，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也随着欧美的新左翼运动成为思想界的显学。
相比马克思和韦伯，法国背景的福柯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具戏剧性和个人色彩——在我个人看来，也确实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缺少“规范性基础”。福柯《规训与惩罚》以1757年巴黎格列夫广场上对弑君未遂者达米安的公开处决为开篇，刽子手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浇上熔化的铅液和沸滚的松香，最后将其四马分尸并焚尸扬灰，长达数小时，众目睽睽之下极具震慑力。紧接着，福柯谈到：大约八十年后，莱昂·福歇为巴黎少年犯管教拟定作息时间表，几点起床，几点祈祷，几点劳动，几点就寝，一分一秒，井然有序——不再有鲜血，更没有尖叫，只有钟声。
读者的第一反应或许是：这是人道的进步。但福柯说，惩罚的对象从肉体转向了灵魂，权力不再炫耀自己，而是隐身于观看之中。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成为现代社会的图式，中央塔楼里也许空无一人，但囚室里的人必须假定自己永远被看见，于是他开始自己看守自己。这里，福柯设定了现代人是更压抑的主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规训的产物，学校、军营、工厂、医院与监狱，连同精神病学、犯罪学、统计学这些“人的科学”，一道制造了现代的“个人”。知识与权力彼此生产，使得我们对于认清事实本身都变得困难重重。
马克思与韦伯还会追问现代性从何而来，他们也会为现代性的悲剧性结尾作出预言，但终归会认可现代社会相比于往昔的进步性。福柯不再谈起这点——或许是因为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福柯已经不需要再做这部分重复工作——即便如此，福柯也并不因此成为现代性的敌人。晚期的福柯主张一种“现代性的态度”：不是忠于某种教条，而是持续地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进行批判，追问那些被视为普遍、必然、义务的东西中，有多少其实是偶然的、可以越过的。阴影无处不在，但看见了它，自由才可以重新成为一种实践。
现代性投下的阴影，这是一个悠久的话题，既可以在启蒙运动的卢梭那里读到，也可以在德国浪漫主义那里读到，在马克思那里，它落在生产关系上，是可以推翻的结构，在韦伯那里，它是理性的双生子，在福柯那里，连“我”也是它投下的形状。以大尺度回顾历史的发展，社会演进似乎有一个方向，向着更快、更强、更理性来演化，但其结果是高度不确定的，人的多种能力被排挤：激情及自我创造力。如果我们把自己作为这样一个过程的产物来理解，我们会有更大可能走出阴影——从马克思、韦伯到福柯，都举着一盏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