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鹤妻》里，朱天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妻子小薰去世后，“我”（丈夫）回到家中，逐层打开家中的抽屉、柜子、储物间，检视那些妻子遗留的物品。这个过程构成了小说的全部情节：十来罐拌饭的广达香肉酱、二十多个鲔鱼罐头、足够吃一个多月的不同品牌的泡面、十来件未拆封的男童内裤、一整抽屉的香皂、五六百元一条的Cannon和Martex浴巾、成箱的卫生纸、从未穿过的YSL内衣、英国骨瓷咖啡杯碟……这些物品并非随意罗列，而是以逐层打开的侦探式结构呈现。丈夫每打开一个抽屉，都是一次对妻子消费世界的勘探，也是一次对自己无知的正视。物的清单越完整，丈夫对妻子的陌生感反而越深。
这份清单是消费社会的缩影。每一件物品都带着价格、品牌、折扣，它们不是真正的“有用之物”，而是“消费之物”。妻子小薰的死亡，将这份清单从日常生活的背景中剥离出来，使它成为一个需要被解读的文本，而丈夫只能以他自己作为消费者的认知框架来解读它。
在这一过程中，朱天心描绘了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如何荒诞，而消费社会的逻辑又是如何扭曲了人格、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鹤妻》收录于小说集《古都》中，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囤积：指向未来的匮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区分了“人的需求”与“异化的需求”。人的需求是有限的、自然的（饥饿需要食物、寒冷需要衣物）；异化的需求则是无限的、人为的（对稀缺的恐慌、对价格的焦虑、对“更好生活”的想象），而消费社会将有限的需求转化为无限的欲望。
小说《鹤妻》中，小薰购买的物品全部过剩，这种过剩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系统性的、贯穿所有物品类别的。丈夫在翻检遗物时，不断遭遇这种过剩，不断发出“太多了”的惊叹。这些物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甚至垒叠成一种奇观状的囤积：厨房柜子里“光我们常用来拌面的广达香肉酱就有十来罐”，“鱼罐头也有二十多个”，“泡面更是有一整层架子，集邮似的没一个相同的品牌或口味，足够核战爆发后我一个人独吃一个月不会饿死”，儿子多多的衣橱里“有十来件未拆封的，不同品牌不同价钱以及不同的购买地点”，香皂“好重的一抽屉”，“拿来洗一只大象都可以用上一年吧”，浴室储物柜一打开，“立时山洪暴发似的好多包卫生纸砸在我头上”，后阳台洗衣机旁“好多包没开封的洗衣粉肥皂丝”，“存货不下于我们巷口的便利商店，陈列也很整齐，就等顾客上门似的”。这种过剩确证着现代商品的极大充裕，却反映着一种物质匮乏的恐惧症。妻子对物质是否匮乏的感知与真实的物资供应状况毫无关系，和真实的使用需求也并不吻合。尽管“楼下五公尺之遥就有一家统一便利商店，嫌贵，坐两站公车就有家大型超市”，小薰却仍然要在家中准备多到无法消耗殆尽的物资，因为她不是为了当下的、可感的匮乏而消费，而是为了一种将来时的、想象性的匮乏焦虑而消费。这种焦虑在丈夫的观察中显得尤为清晰：“……一块两块地抠，和那么恐慌蚂蚁似的囤积着根本不可能匮乏的粮食。”
消费社会改变了那种可预期的传统时间观，生产出一种无限延宕的“未来”，以及这种延宕产生的不确定的匮乏感。未来的内涵变得高度抽象化，也许是下一刻，也许是几年后，也许直到人生的终结——因而变得不可计算。这个暧昧的、无边界的概念改造着现代人的感官体验，由于未来也许就是下一刻，因此你势必要进行一种溢出“当下”的消费，但另一方面，未来无限延长，在这个维度上，匮乏永远存在。因此，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够、会遭遇处于“未来”中的匮乏。而消费主义暗示你，未来必定会产生某种需要，而只有预先的囤积才能阻止这种需要变为灾难性的匮乏。
就像儿子多多才三岁半，小薰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小自四五岁，大至青春期的男子尺码都齐全”的内衣，她在购买时想象的是一个未来的孩子，而由于未来不再是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永远指向下一个“未来”而不会成为“现在”，对未来的匮乏的准备也永远无法完成。所以小薰只能在等待的过程中不断囤积，但“未来的多多”永远不会以她想象的方式到来。而“匮乏”是永远无法被最终满足的，小薰买下的商品远远超出了日常的消耗额度，但她仍然在继续买，因为还有“更便宜”的、“更好”的、“更新”的。就像小薰不断重复地购买清洁用品，只因它们有无限细分的功能：“有一公斤、三公斤装的不等，有号称去污力特强或无磷无公害的，还有大瓶小瓶的柔软精和毛宝浣丽冷洗精等，有上贴特价品标签的，有买一送一或附赠洗碗精及进口香皂的”。消费对象永远无法满足小薰的欲望，反而因为其累积的过剩，在等待“未来”的过程中磨损着自身，最终变为彻底的无用之物。而对小薰来说，生活不再是当下的、即时的生活，而是一种为未来准备着的生活。
但这并不是由于小薰的盲目，而是这种“匮乏”的感受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不可避免。消费社会通过广告、限时促销、折扣等机制，不断向消费者提示着一种人为制造的“未来匮乏”的预期：如果你不现在买，你就错过了；你现在不买的东西，到未来都会需要，如果你不囤积，到未来就会不够。小薰在百货公司周年庆买了一样“八折再八折”的东西、“买两盒送一盒”的蛋糕，“三折价买到一双零码名牌休闲鞋”，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解决真实存在的需求，而是出于“不买就亏”的恐慌。
这种恐慌是时间性的，它让你觉得“现在”是唯一的购买时机，通货膨胀将是“未来”唯一的趋势。于是你“现在”必须买，为的是避免“未来”的后悔。消费社会把“未来”变成一个你如果不现在行动就会降临的威胁。小薰的消费和囤积行为中，充满了通货膨胀的日常叙事和“未来更贵”的预期。她囤积袜子和香皂，是因为“台币升值和进口关税降低”，她买了某个家电立马又买另一个功能重叠的，是因为“关税降低不买划不来”。这种“未来更贵”的预期，让“现在”变成了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窗口。你如果不在“现在”购买，你就要在“未来”付出更高的代价。这种预期将消费从一种选择变成了一种义务，似乎你不买，就是对自己未来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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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价：理性的，非理性的
小薰最常做的消费行为其实不是买，而是比：“我渐渐十分肯定小薰的购物习惯：若发现有比她已买了的货品还便宜的东西，她一定会补买很多，以使损失减至最低，若继续发现还有更价廉的，再买，以此类推。”“不同品牌不同价钱大概是先买了贵的才发现还有便宜的，只好再买些便宜的以摊平先前的损失……”“她其实深感乐趣地遨游在各个购物场所里，加减乘除地比较着一袋六包的卫生纸和单包买的哪样较划算，保卫尔牛肉汁是该买四百五十三克装售价三百四十一元的还是一百一十三克售一百零九元的……多多催她买冰淇淋，她其实并不嫌烦地在默默心算单位价哪个品牌较便宜。”小说揭示了一种悲哀的症状：在消费社会中，理性的比价很可能演变为一种近乎强迫式的、非理性的行为。
小薰“摊平损失”的结果是买下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她的比价越精细，浪费越惊人，她的“省钱”越努力，开支越庞大。比价已经不再是省钱的手段，而从工具变成了目的。
随着文本展开，朱天心告诉我们这种病态是如何形成的。小薰是一个全职太太，丈夫每天正眼看她的时间“绝对比不上对办公室里那几名天天换新装换发型的未婚女同事”，与她结婚五年却如同陌生人，他们每天的对话除了孩子的话题，就只有“中饭吃什么”“客饭”“电话费”“我明天会缴”这样三五字的、无感情的机械对话。由于她的全部生活局限于家庭内部，而在父权制的家务分工中，女性的劳动是不可量化、不可奖赏的。因此，小薰无法独立地获得一个合理的社会位置，无法创造自己的可被承认的价值，无法与其他人产生深入的连结。唯一被社会允许她“做主”的领域，也是唯一能使她的劳动部分可见的，就是消费决策。就像丈夫“我”所感慨的那样，丈夫曾羡慕过的“可天天闲居家中的安适生活”，实际上却让她有“置身荒原之感”，以至于激发出原始的生存焦虑。
于是她把全部智力和精力投入家庭，以消费的形式来建设这一封闭领域。她“认真盘算着”“恐慌蚂蚁似的囤积”“加减乘除地比较着”，在比价中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掌控感。通过这些对数字精确到几乎繁琐的极端关注，她获得了在婚姻中从未体验过的主体性和价值感。因此，小薰的比价变成了无限循环的强迫行为，每一次发现“更便宜的”商品都让她体验到新的成就感，所以她需要不断重复来维持这种体验。同时，消费社会将节俭转写为精打细算，不是不买，而是要买到最划算的，并将其升格为一种美德和智慧，从而被许多消费者内化为某种道德义务，或自我证明的考验。如果小薰没有通过反复的比价获得“最”划算的那个商品，这会被理解为一种失败、一种损失，乃至对其劳动（吊诡的消费劳动）价值的否定。这种挫败感迫使她进入下一次更精细的比价，更努力的“摊平损失”，最终导向了更多的消费过剩。
但如果我们将视角拉开，会发现小薰的在文本内部显得如此荒诞的消费逻辑却如此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中。消费主义需要不断产生需求，而“划算”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机制，于是我们永远在购买“更便宜的”的路上，满减、折扣、促销、退差价，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消费的过剩。
符号：消费、拥有、成为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消费社会的核心承诺是你消费什么，你就是什么，物的消费不是其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其符号价值的差异生产。因此，消费社会并不真正满足需求，而是生产欲望，它必须不断地制造新的符号上的匮乏感，生产新的欲望，才能维持消费的持续增长。
《消费社会》，【法】让·鲍德里亚/著 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折射集，2014年10月版
尽管小薰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取向上极尽节俭，毛巾用了五年有破洞了也不换，但对奢侈品的消费却呈现出一种畅快的慷慨。她花三千六百五十元买一件YSL内衣，买各种名牌内衣（黛安芬、媚登峰）和名牌浴巾（Cannon、Martex），用不菲的价钱买“好看的榉木橱……形容不出颜色的各种桌布餐巾，成套的咖啡杯碟有四组，还有各种形态晶亮的玻璃杯酒杯及红茶冲泡器，成套或不一的西式餐盘”，咖啡杯还是进口的英国骨瓷。
消费社会通过品牌，将“身份”变成了可购买的东西。小薰消费YSL内衣，不是因为她真的想成为性感的女人，而是想通过拥有消费奢侈品的符号价值来生产一种“与普通家庭主妇不同”的身份。就像丈夫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寻常的阳光日子里，她寻常地牵着多多去巷口的卖菜车买菜，寻常的家庭主妇打扮下躲藏着一颗好欢快的心，我拥有一件世界名牌YSL的内衣呢，因此与身边寻常如她的每一个家庭主妇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小薰在婚姻中被丈夫视为家庭主妇、“多多妈妈”，她的社会身份是普通的、没有差异的。奢侈品消费给了她一种差异的幻觉，她拥有YSL内衣，因此与身边寻常如她的每一个家庭主妇“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但这种差异是符号的差异而非存在的差异，是消费的差异而无法转化为人格的差异。
但她为什么进行这样的消费？叙事者丈夫说，小薰买奢牌内衣或许“只是应了某些如貂皮大衣的广告词：一个女人一生中都想拥有的……”，买桌布咖啡杯“好熟悉的好像在哪一家百货公司见过一模一样的摆设方式”，并笑她“在美容院里看太多那些看起来在教你如何过生活实则不食人间烟火的女性杂志”。
这正是消费社会的欲望生产机制，它不生产美好生活，只生产美好生活的样板，把“美好生活”呈现为一种可以直接购买的状态。小薰通过购买这些适于“英国下午茶”的商品，想象地消费着一种优雅、体面的中产生活。而这些符号和样板，都是预先设计好，由百货公司、杂志、广告共同生产的，小薰这一主体对其没有任何介入、创造和互动。但真正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恰恰是时间、精力、情感、关系这些无法被购买的东西。
而小薰购买的那些奢牌内衣她从未穿过甚至没有拆掉吊牌，英国进口的骨瓷杯碟从没用过。她消费它们，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拥有”，以此来“成为”什么。小薰买骨瓷杯，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为了拥有喝咖啡的可能。奢侈品的购买本身就是使用，这是一种仪式的消费。丈夫模拟着这个过程：“我拉开一张餐桌椅坐下，努力想象着一个明亮温暖的冬日午后，阳光果真长长地照进来，照到桌上陶瓶里野花似的黄雏菊上……然后不管需不需要，摆盒颜色最好配合桌布更好配合雏菊的化妆纸……”
电影《最爱女人购物狂》（2006）截图
物：人与人认识的中介
丈夫在小薰死后，才第一次试图真正了解她。但他不是主动想“认识”妻子，而是在妻子死后，被日常生活逼迫着去认识她。“我找不到放我内衣裤的抽屉，只好忍痛打开回忆重新温习平日在我洗澡之前小薰的种种行径……”他找不到内衣裤，不知道家里的东西放在哪里，必须通过回忆妻子的日常行为来找到那些物。接着，通过那些物的不断堆积来重建妻子的形象。这是一个以物为镜的认识过程，表面上是丈夫在努力理解小薰的欲望、焦虑、梦想与孤独。但随着文本展开，丈夫翻检得越多，感受到的无知就越深，他发现的物越多，感受到的认识空缺就越大。
丈夫翻检时总是发出这样的感慨：“那她买这些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储存那么多？”“我不知道印象里节俭若她怎么舍得花这个钱，又如何抠得下这样一笔钱？”“我完全困惑地继续打开下面一层抽屉并打赌猜不出其中有何物。”“我跌坐在抽屉前发起呆，愈发不了解那么一个与我同床共枕生儿育女、照顾我、服侍我、熟悉到我已很长一段时间全无兴趣探究的女人，是不是她也早觉得我已无可供她探究，以致她其实深感乐趣地遨游在各个购物场所里，加减乘除地比较着一袋六包的卫生纸和单包买的哪样较划算……”
物作为痕迹，是不完整的，只能记录妻子买了什么，而不能记录她为什么买。丈夫通过物来“认识”妻子，但他认识的只是妻子的消费行为，而不是妻子的存在经验。他看到内衣，知道这些内衣的品牌、款式、颜色、质料，但他不知道“那她买这些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只能猜测她可能“犹疑过好多次”“敲过好几次勇气”“在镜前比试”过。物的发现没有让丈夫更了解小薰，只给了他更多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生产出更多未知。他认识罐头的品牌和价钱，但无从推测妻子的焦虑从何而来，他认识杯碟的出处，却无法得知妻子对理想生活的梦想。丈夫通过这些物认识的不是妻子的欲望，而是自己对妻子欲望的无知，更是对自己的“无知”。他在翻检物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自己作为一个丈夫的缺席和失败：“那些个日子里，我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让她放野牛羊似的自谋生存而还满心以为自己是一个一手擎天遮蔽风雨的雄性……”
丈夫通过物来“认识”妻子，但这些物也是一面镜子，它们映照出的不仅是小薰的形象，更是丈夫自己，他所建构出的小薰的形象，是被他的消费逻辑重新编码后的妻子。小薰的非理性、虚荣、节俭、精明，乃至“傻女人”的评价，甚至她的消费习惯本身，都是丈夫根据自己对物的理解所推理出的。丈夫对小薰的认识被物彻底中介化了，他将消费物对标于妻子的真实人格，而忽略了其中种种复杂的、非个人的因素，忽略了人格并不能被物所规定。他靠自己的认知框架来填补物的沉默，而这种“填补”必然是不完整的、扭曲的、暴力的。
丈夫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消费行为，他不购物、不做家务决策、不知道家里的东西从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参与消费社会。他的不消费恰恰是一种特权，他可以把消费完全推给妻子小薰，从而保持自己作为生产者、养家者的身份。
结尾，丈夫检视完了妻子留下的所有物品，重新见到了妻子的形象：“核战后的荒原，整个城市没有灯光只有灰烬和烽烟，因此在圆大得像太阳，或许就是太阳的月亮里，我首度见到我死去一个月的妻子小薰，虽然她一身长毛并生了牙角，但我认得出，她站在一个失了四面墙壁的百货公司大楼里四顾张皇着，不时仰天发出哀鸣声。”整个通过物的认知已经结束，小薰的形象从隐形的、全然陌生的空白中浮现出来，却也异变为非人的、绝望的、病态的兽。妻子的存在，终于彻底地、不可逆转地独立于丈夫之外了。在生前，妻子通过购物、囤积、比价，苦心操持着家庭和资产，却在消费社会中陷入了一种近乎强迫的、非理性的消费怪圈，而在这一过程中积攒的哀伤，最终以一种超现实的姿态使丈夫、使我们无法回避地看见了。
如果小薰的囤积是消费社会对人格塑造的极端症状，那么当这种症状从个体的病态扩散为群体的常态时，我们还能说谁是正常的吗？当丈夫用母兽、傻女人、囤积狂来标记小薰的异常时，他所使用的那些范畴——理性、节约、适度、划算——是否本身就已经是消费社会所提供的“正常消费者”的规范？
我们为她的“病态”感到不安，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常态”感到不安。或许，只有当这份不安足够强烈，强烈到让我们像丈夫最终推开落地门，看见仿佛在核战废墟中的母兽那样，猛然看见自己站在某个更大废墟的边缘，我们才有可能在消费社会制造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循环中，获得一个微弱的、转瞬即逝的，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