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报导跨境非法器官移植，揭露买卖器官黑暗面之后，让国人省思台湾移植医学的困境。政府不能只告诉病人不要去境外做非法移植，更应该回答国人为什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国家寻找一颗来源不明的器官？当政府无作为改善国内移植环境，这样的医疗生态早晚会被国际人权组织与世界移植医学谴责。
听到大爱器官捐赠成功移植的故事，大家都感谢与敬佩器官捐赠者与家属，但社会长期对器官捐赠存在距离感，大家知道重要，却很少真正放在心上。
健康时，很少有人愿意主动与家人谈死亡，更少有家庭会坐下来认真讨论「如果有一天生命无法挽回，我愿不愿意把器官留给别人？」器官捐赠并未真正成为社会共同承担的生命价值。
整理2005年至2025年，长达21年眼角膜与器官捐赠数据，两条愈走愈开的曲线，揭开值得政府正视的现象。
捐眼角膜增 器捐却停滞
2005年「有捐赠眼角膜」者74人，2025年增加至281人，2023年最高达380人。但「有捐赠实质器官」者（部分同时捐眼角膜），2005年84人，2025年只有114人。值得思考的是，「只捐器官」者，2005年37人，2025年仍然37人。
为什么眼角膜捐赠明显增加，实质器官捐赠却长期停滞？接下来讨论的「舍得」观念，应该已改变国人大爱捐赠的想法。
2014年，我担任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董事长时，与台湾移植界伙伴，在卫福部医事司前司长王宗曦支持下，推动符合国人文化思维的「舍得」概念。
愿舍得助人 也是助自己
对曾经大爱捐赠器官或组织者的配偶及三亲等内血亲，未来若需移植，可获得相对优先考量。目前，已有54位病人因此得到优先移植机会，包括心脏3人、肝脏7人、肾脏34人、胰腺1人及眼角膜9人。
此事真正的意义是，台湾社会记得一个家庭曾在最困难时，帮助过别人。没人知道自己这辈子会不会因疾病、意外或器官衰竭需要移植，当我们共同支持器官捐赠，其实创建一张每个人都可能需要的生命安全网。
每一位大爱器官捐赠者留给家人的，不只是看得到的遗产，还留下了一份无价的健康保障，「助人助己」就不是口号而已。
捐赠漏失率 才是真指针
政府推动器官捐赠，定期公布签署器官捐赠意愿的人数，真正应问的是一年有多少潜在器官捐赠者？其中多少被医院辨识？多少被通报？多少家庭获得专业说明？多少家属同意？多少器官成功移植？
「潜在器官捐赠机会漏失率」才是器捐体系真正指针，知道哪里要改革，才会知道自己浪费了多少人民已经愿意付出的爱心。器官不足不该只是移植医师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题，一个成熟的器官移植制度，是政府不能浪费人民已经愿意付出的每一份大爱。
（作者李伯璋为北医公卫学院讲座教授、健保署前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