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7岁的文坛新星李长之从北方辗转至昆明。次年5月，他基于在昆生活杂感，于广州杂志《宇宙风》上发表《昆明杂记》一文，描摹全面抗战初期云南人文风貌。因其中将昆明人隐喻为“牛”，又将云南略显慵懒、不讲求办事效率的“慢节奏”生活一一写入文中，遂招致本地人士不满，后方文坛为之震荡。在各方压力下，李长之被“驱逐”出云南，此即抗战文学史上著名的“李长之被逐”事件。
之后风雨如晦的人生中，一代文坛巨匠对此大多缄默不言，应有往事沧桑，“忍堪回首”之意味。他只在1948年《杂忆佩弦先生》（《文讯》[北平]，1948年9月15日）中淡然说到，当年是“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然而，此事却给历经抗战那一代学林人士，留下极为深刻的文化记忆。1988年，暮年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中提及，全面抗战后到云南的朋友中，“长之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杨振宁晚年接受采访时，对李长之被“驱逐”一事同样记忆如新，仿佛此事就在昨日。（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2013年，第95页）1938年5月，杨振宁为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对此事都能有如此关注，足见当时风波影响之大。
学界对此事不乏讨论，如余斌《“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的李长之》（见余斌：《文人与文坛》，2003年），孔刘辉《李长之与“〈昆明杂记〉风波”》（《新文学史料》2025年第3期），对此事脉络及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交融，均有细致考察。不过，如从历史学视角来看，李长之“被驱逐”首先是一个特定历史场景下的“事件”。正常学术、文化讨论，何以招致如此反常之历史后果？这一答案，需回归当时云南特殊的历史场景中找寻。鉴于此，笔者特撰拙文，以期将附着在此事表面的历史尘埃拂去。
李长之
从《昆明杂记》到《昆明人与“牛”》
《昆明杂记》究竟有无讥讽云南“落后”之恶意？这一点，通读其文便可知晓。此文篇幅不长，全文仅4200余字，但内容丰富传神，可读性很强，文末标注完成时间为“二十七年三月七日夜”。文章遣词造句虽颇为轻快写意，但从行文架构来看，作者应有一番构思。全文开篇以写“牛”切入，继而引出昆明的牛及牛的习性特征与昆明人的相似之处，中间较多篇幅描写作者在昆风俗见闻，文末首尾呼应，又以牛作为收尾。开篇写道：
倘若有人问我，你在昆明最喜欢什么呢？我便要首先告诉他，是牛。——而且几乎只是牛。
可惜我不是画家；我真恨不得把在昆明所见的牛统统画了出来。你看，那黑色的庄严的是水牛，那角是弯弯的，弯得那么有韵致；那黄色的端重的是耕牛，那角是粗而短而直直的：直得那么有力量。（载《宇宙风》[广州]，1938年第67期）
接着李长之进一步直抒其对牛的喜爱，认为“恐怕中国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发现在牛的身上。沉着，忠厚，宽大，耐劳，虽然是中庸的罢了，然而有潜藏的深远的力量在”。并进一步叙述在昆明城内外，牛是多么普遍。
在以“牛”引入以后，作者用周围所见事例，叙述昆明人处世风格的笃厚、淳朴与天真，恰与牛之性格特征相应。文中写道：“一般地说，这里的人很笃厚”“这地方人的淳朴，的确到了可爱的地步”。比如，尽管书店门口的广告与抗战漫画从未更换过，但每天争相瞧见者，却依旧络绎不绝；作者曾招呼一位本地木匠为其制作书架，约定期限五天，但一月以后还未送来。后来交货时告知木匠，与其允诺五天送来而无法完成，不如多说几天，如能准时做出，还可以再预定一个书架。但木匠闻听李长之此言，立马扬长而去，宁愿放弃交易也不受这份约束；云南省立图书馆上午十一时开馆，下午四时半便闭馆。由于书目紊乱，查书相当困难，获书以后到馆员处填写借书单，“他填写时便又要像阿Q那样唯恐圆圈画得不圆”。等到馆员如树懒般操作下来，借到书时已临近闭馆。至于昆明人素来引以为傲的天气，也让李长之觉得颇不习惯。此外，对于滇味饮食及云南戏曲、电影，亦未能逃脱“吐槽”。
1938年5月中旬，《昆明杂记》一文刊印后传至云南，本地人士阅后顿生怒火。随后“官媒”下场，《云南民国日报》与《云南日报》连续刊文挞伐，对李长之展开“猛攻”。5月19日，《云南民国日报》刊发一则时事消息，标题为《李长之隽语警人》，和声细语中暗藏刀锋，称《昆明杂记》“描写深刻，文笔生动，温柔敦厚，有三百篇之风”“凡属滇人，均宜详读熟思”。翌日，《云南民国日报》即在“读者之声”栏目，登载本地人士对李长之文章看法。随后，两报接连刊发《昆明的气候及其他——读〈昆明杂记〉后》《代表滇牛向李长之致谢——读〈昆明杂记〉后》《昆明人与“牛”》《“天才批评家”的矛盾》等文，深文周纳般对李长之展开攻讦。《昆明人与“牛”》中说道：
昆明人在许多方面，的确淳朴，（自然比李先生要淳朴）但并不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淳朴。李先生的所谓淳朴，并不是真正的淳朴，而是笨拙或低能的另一种说法。正如他在对牛的喜欢里，含着有恶意的讽气一样。
……
希望李先生在没有牛的地方，也能够虚心地估量估量他自己，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
显而易见，无论李长之承认与否，本地人士都将他的文字视为谩骂与鄙视，是在“看不起”云南人，而他本人也自然很难逃脱破坏抗战团结的“帽子”。《“天才批评家”的矛盾》一文，对其更是竭尽嘲讽。李长之二十五岁时写出《鲁迅批判》，系统剖析鲁迅文学思想，奠定其学术新星地位，未及而立著述便已相当宏富。据说其曾在一篇文章中声称“大自然是爱护天才的”，鲁迅知道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打趣般称他为“李天才”。（转引自余斌：《“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的李长之》）《“天才批评家”的矛盾》撰者，显然知晓这一趣事，故有意以此为题名嘲讽李长之，文中更尖锐说道：
我们且不管“天才批评家”笔下的“牛”的含义，是好？是坏？我们只记得被“天才批评家”“批评”过的鲁迅先生也曾以牛比拟他自己——“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可惜批评鲁迅的“天才批评家”却扬弃了鲁迅的这份牛精神，而只学会了“嘬着，营营地叫着”的苍蝇本事。（《云南日报》1938年5月22日）
远看事态超出想象，5月23日，李长之不得不在《云南民国日报》上刊发《关于〈昆明杂记〉的一点诚坦的自剖》进行解释与道歉，岂料云南官方并不买账。5月25日，《云南民国日报》登载《结束“牛”的问题并略贡拙见——读一点诚坦的自剖后》，直接强制要求李长之离开云南。其言：
我们顺便正告云大当局几句话：以后援引人才，要特别慎重，虽不能援引栋梁之材，至少也要援引“一长可取”之才，万不宜容许轻薄小儿，混迹其间，虚靡血汗。这虽是老夫个人的意见，其实也就是关心大学、关心云南的多数人的意见。
……
再进一步说吧：李长之，请你暂时避开大学教授的地位。
之后李长之随即避走云南，风波就此结束。据施蛰存回忆，李长之因《昆明杂记》“得罪了云南人，昆明的报纸骂他看不起云南人，有一天，他甚至接到一封无头信，里面夹了一颗子弹，这样长之只得离开云南”。（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2003年，第83-84页）可见，不仅官方对李长之下“驱逐令”，此事在当时亦引起民间愤慨，对其人身安全构成危险。
如以平静、客观之心态看待，李长之此篇“消闲文字”，确无多少恶意。除“调侃”以外，他在文章中对昆明实际上也不乏赞美。比如他说：“我讨厌别的地方那种低能而又不安分的人，那种纠缠不清，就像榨菜放在嘴里半天嚼不烂似的，那种自以为是，对任何人也不佩服，就又像拨浪鼓似的，我最不舒服了；——昆明人却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他们很虚心，但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心在准备着。那是一点也不容忽视的。”至于李长之对云南社会缺乏效率、慢节奏生活形态之描写，更与云南历史及现实吻合。蓝勇研究指出，云南“暮气”意识甚浓，滇人在功业上往往不求闻达、安于现状，在地域意识上安土重迁，生活意识上则惰性明显、缺乏效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1997年，第531-533页）其实昆明生活节奏之慢，至今日亦无太大变化。
在高倡团结抗战的时局下，驱逐外地同胞实属反常，此局面之造成应有多方因素。就李长之本人而言，其年少成名，素来文风锐利，很难不给人以“年少轻狂”之感。好友季羡林曾道：“长之成见之深，无与伦比，每发怪论以自得。”（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4卷），2009年，第107页）朱自清曾与李进行“学术交流”，反遭讥讽，朱氏由此心生感慨，“一向觉李君锋芒，今乃证实，以后遇之当慎言。”（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9卷），1997年，第274页）具体于此次文字风波，时人也认为李氏本人有一定责任。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政治学者浦薛凤，晚年回忆此事评论道：
李清华毕业，在校主持周刊，而有色彩，专作攻击学校，诽谤教师文字。芝生（引者注：冯友兰）荐于迪之（引者注：熊庆来）为云大国文教员。近在《宇宙风》发表一篇小品文字，闻有云南人不如牛之句（予未见原文），惹起本地人士反对，且事为龙主席所闻。据云绥靖公署欲请去谈话，李乃大恐，或云坐飞机离滇，或云坐长途汽车他往。听说迪之亦且为此称病若干时日。在滇人对此事固器量狭小，但李初出茅庐，学得士林恶习，得此教训亦好。然本地人中殊有些偷懒习惯。（浦薛凤：《蒙自百日》，载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1994年，第73页）
显然，文学批评专业出身的李长之，此次将“批判性思维”用错了地方。不过，与其早年许多锋芒尽显的文章相比，《昆明杂记》文风语调其实已颇为柔和。既然李长之已“服软认错”，滇人何故还要执意将其“驱逐”？如仅将此归因于“滇人器量狭小”，显然有失公允。对此还需深入当时云南特殊的历史场景中观察，其中滇人与外地人互动时的文化心态及历史心境，尤其值得关注。
抗战时期的昆明
云南1938：一段政治“自信”与文化“自卑”并存的岁月
云南一地，在中国古代一般被中原王朝视为边疆“蛮方”之域，其在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中，所扮演政治角色一直不算突出，“存在感”偏弱。不过，凡对云南历史稍有措意者就会发现，辛亥革命以后这一局面发生逆转，云南开始在全国政治舞台上频频登场，数次参与，乃至主导许多足以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政治事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蔡锷为首任云南都督，其一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因此督滇时对中枢政局颇为关注。1913年蔡锷调至北京，唐继尧继任都督，云南自此进入滇系军阀主政时代，至1927年滇军高层将领龙云、胡若愚等人发动政变，唐继尧被迫下台。纵观整个北洋时期，唐继尧一直秉持“立足云南、影响西南”的政治发展战略。在对外事务上，同样不局缩于云南一隅，积极参与全国性重要军政事件，使滇军成为北洋时代一支难以忽视的重要力量。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称帝，唐继尧与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首倡护国运动，宣布云南独立，出兵讨袁。1917年，孙中山发起反对段祺瑞军政独裁的护法运动，唐继尧再次率滇军参与其中，并以护法名义积极扩张势力。护法运动之后，唐继尧仍未停止势力扩张步伐，巅峰时期曾自命为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滇军影响达到顶峰。
1927年龙云主政云南后，在政治影响力上虽不如唐继尧时代，但一直与南京国民政府若即若离，保持“滇人治滇”的调子，地方主义色彩相当浓厚。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8月随即表示，要将“全滇一千三百余万民众爱国护国之赤忱，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贡献中央，准备为祖国而牺牲”。（《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事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77页）10月，由滇军组成的第60军开赴抗日前线，并于次年4月台儿庄血战中大展雄风。1937年12月，云南举全省之力建设战时大后方国际交通动脉滇缅公路，并于次年8月底正式通车，为抗战做出极大贡献。此外，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外省人口、军政要员涌入云南，云南一时成为服务抗战之后方战略要地，滇系势力声威，以及云南民众在政治上的“自信”心态更加突出。
翻阅1938年云南本地报纸便可看到，当年四五月前后，正是云南政府及民众激昂抗战之时，军民上下无不沉浸于一种“自信奋发”的氛围中。不难想象，李长之《昆明杂感》恰在此时登载，于心理感知层面而言，相当于给云南“泼了一道冷水”。
与辛亥以来维持的“政治自信”势头相反，由于历史时期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云南文化发展步伐至民国时期，仍与内地有相当差距。就近代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报刊而言，作为省城，昆明仅有《云南日报》与《云南民国日报》两份报纸规模较大、出刊稳定。（王佳：《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2017年，第31页）但二者均有明显官方媒体性质，私人办报、学术思潮评议类报刊，则几不可寻。就学者而言，余斌据《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相关统计指出，近现代云南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作家仅4人，其中抗战时期活跃于云南的，仅有楚图南与罗铁鹰。（《本地人与外省人》，收录于余斌《文人与文坛》，第36页）对于云南本土文化之落后及偏“自卑”的心理，民国云南“文化舵手”楚图南有非常深刻之认识。
1938年5月底，李长之离开昆明后，楚图南特于6月，连续撰写《学术辩难应有的态度》及《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对李长之“被驱逐”一事展开反思。《学术辩难》一文提及：
在云南，这是中国抗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后方，许多学术思想，许多问题，都会流传到这里来。因此，就不能不有辩难，不能不有争论。……只是这里因为社会和文化的落后，对于学术也如同对于人一样极少懂得尊重，也很少知道宽容。（《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1993年，第526页）
《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一文，对云南文化之落后面貌，描述更为直接，其中说：
云南虽是文化幼稚，知识贫乏的地方，但也是一块崭新的地方。我们需要得是健全的科学和真理。
……
譬如最近关于幽默文字的问题。……我对于幽默文字，不单是不喜欢，并且还有些不敬。但这究是个人的兴趣和见解的问题……否则，失掉了对于学术应有的宽容，失掉了对于人应有的尊重，甚至于再有了学术文字以外的力量来加以威胁或压迫，则这桩事情的本身便是对于云南的最刻酷而可怕的嘲弄，这种嘲弄，比任何幽默文字的嘲弄都来得大。（《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1993年，第629-630页）
所谓最近“幽默文字问题”，即指李长之事件。而楚图南提及的“学术文字以外的力量来加以威胁或压迫”，则直接说明李长之在昆明遭受政治压力乃至人身威胁，确属事实。
抗战时人口流动频繁，外来文人大量涌入昆明，由于相互了解较少，刚接触时隔膜颇深，甚至一度产生“外来户”与本地“土包子”对立的文化心理。（余斌：《本地人与外省人》，收录于余斌《文人与文坛》，第39页）茅盾1938年年底从香港去新疆，途经昆明时便留意到，这里文艺圈相处并不和谐。为此他特地约见一些在昆知名作家交流，其言：“当地文化界的力量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他们欢迎外来的文化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往往合作之后却发生矛盾，甚至闹得很紧张。据我观察，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我总认为我们这些‘外来户’应该多担点责任。”（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1988年，第88-89页）
滇人之所以对李长之文章大为光火，正与上述两点心理因素有关。因其在与外来人士交往时隐含的“文化自卑”心理，《昆明杂记》很容易让人以为李长之“看不起”云南人。而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自信”，及本地政府长期秉持的地方权威主义，又使云南政界人士萌生一种感觉——即“云南为抗战尽心竭力，你却贬低我们，将我们视为‘蛮方’，岂非不把本地政府放在眼里，不惩不足以儆效尤”。这种情绪，《“天才批评家”的矛盾》一文有明显流露。其言：“好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面大时代的镜子，它无情地照出了生旦净丑的真相……由‘圣地’而远到‘蛮方’的原来是‘天才批评家’，而用热血染红了‘圣地’的毕竟是‘蛮方’的低能儿。”
抗战时期的昆明
谁是“蛮方”：中原固有地域印象与云南本地文化心态的“错位”
滇人拒斥外地人士将云南视为“蛮方”，对那种以“落后”“封闭”标签看待云南的固有成见不满，此现象其实并不始于1938年，至少在明清时期已如此。也就是说，造成滇人“误解”李长之的“敏感”心理根源，其实一直存在于本地民众的历史心境之中。
诸所周知，中国古代对云南的经略历程较为曲折，中央王朝真正对云南展开深入治理，已是在元代以降，尤以元明两朝最为深入。长期以来，云南多被中原人士视为“蛮夷蠢居”之地，本土历史亦被划入正史《四夷志》或《蛮夷志》书写范畴。中原人士基于一种华高于夷的“文明等级论”思想，一直视云南为需要“羁縻”与“教化”的边疆。不过，随着明清两朝王朝国家治理持续深入，以及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本土社会风貌发生巨变，在风俗习惯与文化认同上，渐与内地趋同。陆韧相关研究指出，明代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不仅改变云南本土少数民族之分布格局，奠定了当代云南各族相互错居的地理形态，更使云南社会汉化程度大大加深。（《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2001年）在此情形下，边疆人群逐渐萌生出一种“我与中夏何异”“我本华夏”的文化心理自觉，并开始拒斥传统中原中心观下，将“华”与“夷”，及“中原”与“边疆”进行对立叙事之做法。
据元初李京《云南志略》所见，当时大理地区仍“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其人“不知尊孔、孟”。（王叔武辑校：《云南志略辑校》，1986年）众所周知，南诏大理国时代极度崇佛，因此李京所见元初云南风貌，显然还保留浓厚本土历史特色。不过，进入明代后，云南开始迅速“华夏化”。据明代大理士人李元阳所纂万历《云南通志》（刘景毛、江燕点校，2011年），云南各地风俗皆与中原相近，本地人士多抱持一种“云南衣冠文物与中州相埒”之心态。比如明代云南府“宦戍多大江东南人，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曲靖军民府“山川夷旷，士风渐盛，科第人材，后先相望，殆与中州埒焉。”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样如此。滇西永昌军民府下属腾越州，“虽远阂两江，衣冠文物，不异中土，冠婚丧祭，皆遵礼制”。明代云南社会面貌变迁之大，以至于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晚明谢肇淛《滇略》感慨曰：“用夏变夷……（云南）不百年而比迹中华，争衡上国，即三皇五帝神圣，其速化不至此！”（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1999年）
不过，中原人士或王朝地方官吏对云南之印象，并未随着社会风貌及本地士人的心态转变而更新。张轲风注意到，清代云南封疆大吏与地方乡贤的民族思想存在较大差异，以阮元等人为代表的边疆官员，仍以“怀德柔远”“绥靖边夷”的思想，将云南视为需要王朝开化的边地，实则此时本土社会环境与中原已无明显差异。（《“生活在别处”的阮元》，《读书》2023年第2期）这种地域文化感知的“错位”，使地方士人每每与王朝边吏发生分歧。道光年间，大理乡贤王崧与王朝边吏李诚、黄岩等人在编纂云南省通志上产生龃龉，正与二者看待云南的文化心态迥然有异相关。清末大理士人赵藩，在谈及王崧著作《云南备征志》成书原委时，曾提及他辞修方志一事。
《云南备征志》一书，浪穹王乐山先生崧应总督阮文达公聘总纂《省志》时所辑。……原夫乐山是书之辑，为修志备征，是通志视旧志为宏富。成书强半矣，文达述职入京，巡抚伊里布公，不学人也，分纂黄岩、李诚駮杂而坚癖，每与乐山龌龊，巡抚复右之，于是乐山讬嫁女辞归不复来。李诚为总纂，于乐山原纂多所改竄，草率成书，舛午复沓，乐山闻而发愤自刻所纂各门为《道光云南志钞》以示别。（赵藩：《续云南备征志叙》，秦光玉编纂，李春龙点校：《续云南备征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据赵藩所言，王崧曾应总督阮元之请，担任云南一省方志总纂，然而阮元离滇以后，其与分纂黄岩、李诚等人在修志旨趣问题上存在分歧。由于继任云南巡抚伊里布支持后者，遂导致王崧以嫁女为托词辞修方志。王崧回到大理后，听说李诚等人对其原先所修方志内容大加篡改，由此心生愤懑，将其原先所纂志书内容合为《道光云南志钞》一书私刻出版，以示其所修与李诚等人续修内容存在差别。李诚等人所修志书后来同样刊刻出版，即道光《云南通志稿》。
王崧与伊里布、李诚等人矛盾根源何在？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分析指出，王崧所修方志内容带有强烈云南本土文化认同，在修志体例上，明显存在对明清典型方志文本的“违例”。（《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的文本与情境》，收录于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2008年，第107-118页）此说固然不假，然不够全面、准确。其实，通过对比王崧《道光云南志钞》与李诚等人所撰道光《云南通志稿》内容便可发现，在如何书写云南历史这一关键问题上，王崧主张将其作为华夏历史之一部分进行叙述。李诚等人则反之，他们倾向于采用正史《四夷志》的传统写法，仍将云南历史书写为蛮夷史。不难窥知，二者分歧根源，实为看待云南文化心态不同。王崧等地方乡贤早已深度“华夏化”，自觉云南与华夏无异，想竭力摆脱将云南视为蛮夷的传统历史叙事。伊里布等人则不然，仍抱守中原固有地域印象，在其眼中，云南始终是与中原有别的边疆蛮方之地。
历史发展至民国时代，云南本地人士自我认同与外来固有印象的“割裂”状况，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辛亥革命至全面抗战前，由于唐继尧与龙云在统治上，一直坚持地方主义，云南社会仍存在一定封闭性，滇人与外地人的社会、文化交流，尚且不算频繁。1937年以后，因时局所迫，云南不得不成为各类人群汇聚之地，不同思想、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在外来人士仍以固有印象认识云南的“镜面反射”下，本就长存于云南民众心间的历史心境——深度拒斥外地人将云南视为蛮方——再度展露无疑，致使新一轮摩擦产生。
结语
总之，“《昆明杂记》风波”事件，是李长之本人因素、1938年云南特殊历史环境及明清以降滇人历史心境共同“合力”的结果。站在1938年的特殊时代场景中观察，由于本地人与外来文人群体一开始了解不深，产生文化摩擦几乎不可避免。如同两股海浪相交时，必定会扬起水花一般，假如此事不由李长之引起，也必定会产生另一起文字风波事件。不过，转瞬即逝的文化摩擦，毕竟也只是抗战文化舞台上的一幕小插曲。随着了解日趋加深，在昆文人群体迅速团结在抗战大旗之下。云南成为抗战坚强后盾，为中华民族留下不世功勋，而李长之本人，也终成一代文坛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