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王敬长期关注农村彩礼问题。这两年，她注意到的新现象是，农村男人似乎越来越不愿意结婚了，至少口头上如此。
他们是真的不想结，还是在无力结婚之后，选择了另一种解释？
带着这个疑问，王敬和学生来到河北沧州的村庄，访谈了15个未婚农村男人。他们都在30岁左右，大多中学学历，在周边城市打工。
面对够不上的婚姻，男人们有不同的说法。后来王敬按这些说法，分出了农村男性的四种不婚路径：退缩型、对抗型、延迟型和替代型。
该研究于今年上半年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我们最近找王敬聊了聊这项研究，以及研究背后，她长期关注的农村高额彩礼现象。
讲述｜王敬
文｜周航
编辑｜王珊瑚
“很久没有男性结婚了”
我最初注意到这个现象，是2024年一次支部共建活动。河北一位村干部随口说，他们村已经很久没有男性结婚了，“很多男的干脆说自己不想结婚”。
后来我又和研究生们聊。我的学生大多是来自河北农村的女生。她们也说，村里好久没办喜事了，身边一些大龄男亲戚也不打算结婚了。
“很久没有男性结婚”和“男人不想结婚”，其实是两个问题。后者听起来像一种主动选择。我当时就想，他们真的是不想结婚吗？还是因为婚姻门槛太高，逐渐把“不能结”说成了“不想结”？
2025年春节，我和研究生去了沧州一个村庄做田野调查。它是一个典型的华北农业型村庄，共有704户、2476人。大部分家庭住着院落式的平房，很多人还用着旱厕，改装了卫生间的，老人们也依旧提着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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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熟人社会里，单身男人谈论婚姻会抹不开面子，是有些敏感的。参与调研的一名研究生是本村人，我们主要依靠她的亲友网络，以滚雪球的方式寻找访谈对象。最后，我们一共聊了15个未婚男人，27岁到38岁之间，大部分是初高中学历，主要在沧州、石家庄、天津、北京打工。
31岁的T是其中一个。他一米七五的个头，有点微胖。不到20岁他就出去跑车了，到现在还买不起自己的车，依旧替人跑运输，有活时一个月能挣到8000元左右，没活时在家。我们去的时候，他在堂屋里玩手机。
和大部分访谈的男性一样，他看起来比较内向，问一句答一句，不时低头看茶几和杯子。
T说了五年前的一次谈婚经历。女方最初提出12万元彩礼，他父母说，儿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咬咬牙也要完成”。后来，女方又提出增加5万用来换车，婚宴要办50桌。条件一项项加上去，他觉得实在够不上，就分手了。
他爸妈倒是一直表达，不能不结婚，怕被看不起，说这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不想对不起孩子。
但T自己想到父母已经五十多岁，借来的钱还要靠他们打零工慢慢还。他还有个妹妹，还在上学。那次之后，他就不主动提起婚姻了。
“我不是不想结婚，实在是结不起。”他说。
在那个村庄，彩礼的“行价”大约是20万元。我们访谈到的案例中，有人要16.6万元、18.8万元，最高的达到25万元。彩礼只是其中一笔钱，还有“五金”、县城商品房、汽车和婚宴。这些加在一起，总成本可能达到50万到100万元。
现在农村里，婚姻不是靠青年男性一个人支付的，而是需要父母支持。父母有没有长期积蓄、身体是否健康、能不能继续务工，都会改变一个男人进入婚姻的机会。有的女方要求，即使房子贷款购买，首付和后续房贷也由男方父母承担。调研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村民抱怨，以前纯女户政府政策是有补贴的，现在他们觉得应该给纯男户补贴，现在有一种说法，“生个男孩哭一场，生两个男孩要大哭一场”。
看起来，男人们不是不想结婚，而是结不起婚。但随着访谈深入，我发现，面对同一道门槛，男人们解释自己处境的方式并不一样。
2026年5月16日，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集体婚礼现场。IC photo
不同的策略
我把T这类男性的不婚称为“退缩型”，或者说是逃避性的。
他们把结不了婚归结到自身能力有所欠缺之上，觉得“人家瞧不上我”“我没那个命”“如今没房、没车就是没资格结婚”，进而产生了羞耻感、自责情绪，乃至最终选择放弃婚姻。
还有一类男性，则会把矛头指向婚姻规则。他们不是说“是我没有资格”，而是说“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婚姻”。
一名35岁的装修工给我们算过账：18.8万元彩礼，县城的房子，三四万元的“五金”，再加一辆20万元左右的车。他最后说：“我干嘛要结那个‘冤枉婚’？自由自在没压力。”另一名29岁的受访者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干嘛非得结婚呢。”
与退缩型不同，他们不愿把失败完全归因于自己。他们用“自由”“轻松”等说法，拒绝把婚姻当作衡量男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我把这类男性归入“对抗型”——至少，他们用语言完成一次反击，把“我娶不起”翻译成“我不愿意娶”。在我看来，这是个体希望重新寻回生活的掌控感。
还有一类男性，介于退缩型和对抗型之间，我后来归结为“延迟型”。
他们不明确拒绝婚姻，而是把婚姻往后推。一名31岁的装修工说，男人没有那么明确的生育年龄限制，自己不着急。父母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催婚，他甚至不想回家，也不想参加别人的婚礼，但他会对父母说：“别听别人瞎说，我先好好赚钱，过两年条件好了，找个能接受不买房的。”
还有人在外地打工，想试着认识外地女性，认为这样或许可以避开本地的彩礼“行价”；有人愿意降低择偶标准，接受离异对象。
他们仍然想结婚，但不再正面冲撞那道暂时跨不过去的门槛，而是通过拖延、跨地区择偶和讨价还价，给自己保留一点可能。
最后还有一类，和“对抗型”有点像，但他们看起来更不在意婚姻，乃至进一步构建了自己婚姻以外的人生价值，比如兴趣爱好和事业发展。我把这类称为“替代型”。
我对33岁的Z印象很深，他是大专学历，在廊坊做仓库管理，他对我们说，与其花几十万元娶媳妇，不如投资自己，参加专升本考试。
Z很健谈，瘦瘦小小的，但看起来眼神很有力。有的老实的男性你好像一眼能看到他终点，但Z不是，他想法不少，给人一种挺聪明的感觉，甚至让人觉得他未来可能挺有希望的。不过，访谈的时候，Z也只是说要去参加专升本考试，但还没有正式开始备考。
这四种类型，也不是四个截然分开的盒子，更像一条连续的光谱。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可能处于不同的状态。
像Z这样的人，当下整体人生规划不把婚姻当重心，但也未必完全放弃婚姻。他之后要是提升学历、改变了境遇，可能也会回过头拥抱传统社会对他的期待——“成家立业”。
广西贺州，在贺街区大鸭村，一户村民正在为一对新人举办婚宴。IC photo
弱者的武器
我第一次意识到彩礼是一个公共问题，是在2014年。那时我在荷兰读博士，研究农村政策。导师让我回国做实证，我没有田野经验。想到贺雪峰老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觉得他的团队驻村调查做得好。我就给他写了一封邮件。第二天，他回复说，欢迎我加入。
那年夏天，我跟着团队在陕西关中一个村住了二十多天。给我们做饭的一位村民，讲起夫家三兄弟结婚的时间线。她记得，最早在零几年，老大结婚时彩礼大约6000元；过了几年，老二结婚涨到三四万元；再过几年，老三结婚已经是六到八万元。
她当时说这个，是觉得自己结婚早吃亏了。但我看到的是，短短十来年，彩礼是一阶一阶在上涨。
更残酷的是，家庭条件越差，反而越可能面对更高的彩礼。
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别人家大多盖起了两层楼，他们只有一层。老两口都生病，父亲坐着轮椅，母亲一边照顾他，一边为两个儿子发愁。一个儿子已经40岁，他们认定他必然要当“光棍”；另一个30岁，被说成“准光棍”。原本可以给儿子结婚的积蓄，被疾病消耗掉了。
对女方而言，嫁入一个条件较差的家庭，需要更多补偿和保障。那对老夫妻不仅觉得愧对儿子，也要承受村里“父母没有本事，没能帮孩子成家”的议论。
这些年，我在陕西、河北、北京和广东的村庄持续观察。在广州驻村时，当地彩礼只有两三万元。1984年，村里的彩礼约为1000元，2009年约为9000元。如果和当地月收入相比，几十年来大致仍是三到五个月工资。
反过来，在偏远、就业机会少、女性持续外流的农村，男性原本就处在婚姻市场的“洼地”。家庭和个人条件越弱，越需要用更高彩礼。
这些年，国家层面很重视高额彩礼的问题。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把治理高额彩礼放在农村工作的突出位置。
但在调研中，我也看到，治理措施很容易悬浮在乡村生活之上。
比如，村委会把宣传册发下去，让即将结婚的农户签一份低彩礼承诺书。农户通常愿意签，不和村干部发生冲突，也让村里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但签完以后，双方家庭私下怎样议价，彩礼怎样流转，仍然按原来的规则运行。村干部其实也知道，但他们也不愿打破村里的平衡。于是，基层完成了程序，农户也完成了配合，彩礼却可能不降反升。
这并不只是执行不力。彩礼属于家庭和婚姻的私人领域，行政力量不可能替一个女性决定嫁给谁。城乡差距、人口流动，这些结构性现象没有变化，村民就会发展出新的应对方式，让真实交易绕开纸面规定。
我也和研究生聊这个话题。她们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说自己也都会要彩礼，不会要的过分，大家要多少就多少，就跟着“行价”走。但其实反过来想，现在的行价就已经很“过分”了。
也有学生表达了矛盾的想法。一方面，她接受的教育好像是不要被传统礼俗所束缚，女性也不能被物化，但另一方面，她也会觉得彩礼是应该的。女性在婚姻里往往付出更多、更早，彩礼是一种补偿的形式。
我自己的婚姻是零彩礼。但做了母亲之后，我也更能体会，女性在生育和照料中确实付出更多，有时候还和老公开玩笑，当初不应该没要彩礼（笑）。
我研究这些不婚男性，也不是要否认女性在婚姻和生育中的困境。我更想说明，父权文化不只压在一端。它要求女性承担生育与照料，也要求男性必须有房、有车、付得起彩礼，必须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资源充足的男性可能从中获益，资源匮乏的男性则可能被同一套规则排除出去。
在我看来，治理高额彩礼需要改善农村青年的就业和公共服务，减轻住房、养老与生育成本，给女性更稳定的婚姻和生育保障，也给农村单身男性更多心理支持和社会融入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当容纳多样的人生路径，不再把“是否结婚”当作评价一个男人有没有本事的坐标。
农村男人们现在说“不愿谈”，未必没有渴望。很多时候，把“娶不起”说成“不愿谈”，是他们在无法改变现实之后，为自己保留下来的最后一点体面。这可能是弱者最后的武器。
（本文结合王敬等人的研究《“娶不起”与“不愿谈”：高额彩礼背景下农村男性青年不婚困境研究》,该论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高额彩礼治理的实践困境与干预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