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医的相验清单、里长处理的孤独死案件，以及政府增加的「有名无主」死亡公告里，我们看见愈来愈多「无人知晓的死亡」。沿着死亡公告往前追，我们看到在台湾快速迈向超高龄、家庭规模持续缩小的同时，过去由家庭提供的支持网络也正在变薄。
独居不一定孤立，有家人也不一定有支持。当家庭结构与人的关系都在改变，许多高龄者、甚至还未跨入老年的中壮年人，已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归途。那些过去由家人承担的照顾、陪伴与人生最后的安排，未来又会由谁承接？
通常在值班前一晚，士林地检署法医师廖书纬会收到由警察要求他协助厘清死因的清单──医院过世、上吊自杀的遗体、在河边被发现的浮尸，又或是在居住地点死亡已过数月甚至一年的枯骨。他得在隔日到殡仪馆相验室里，查看遗体、证物，相验或解剖，才能确认死因。
但担任法医13年来，廖书纬注意到相验现场出现了一个变化：警察勘查后填报的「处理死亡尸体检核表」里，被勾选为「有名无主」的往生者变多了。所谓「有名无主」，是指已确认姓名与身分，死后却没有亲属出面处理后事的往生者。
结束相验后，廖书纬带着感慨说：
「今天8起相验案中，有4件大体已腐败肿胀，其中有一件还是干尸，这表示大家亲疏关系远，很久没有connection（链接）了。就算他有家属，但是平常没有关心他的人。变成干尸，此刻也认不出来。」
《报导者》进一步追踪这些死亡公告发现，政府公告寻亲近一个月后，仍有95%的死者没有亲属出面认领，最终由政府接手后事。随着案件的增加，这也成为民政、社政、警察与里长，最频繁面对的难题。
从萧智谦接触过的案例里，没有家属出面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与手足、子女疏离；有因家暴或债务纠纷，家属不愿与他再有关系；也有人长年独居，没有配偶或子女。而他遇过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先生的故事。
当时萧智谦联系上老先生的哥哥，请他签委托书，将弟弟的后事交由联合奠祭处理。不久后，哥哥又拜托萧智谦陪他回弟弟家「拿东西」。进屋后才发现，要拿的竟是骨灰罐。家里第一间房间的衣柜放着往生者老婆的骨灰罐，第二间房的衣柜，则放着早逝儿子的骨灰罐。
原来，老先生与哥哥各自成家后，因分家产闹得不愉快，渐行渐远。老先生在妻儿相继离世后，独自与两坛骨灰相伴，生活了5年。最后，萧智谦将一家三口的骨灰罐全部抱回，透过树葬，让一家人团聚长眠。
从死亡多日无人知晓，到身分确认后却没人出面承接，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庭支持，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力轩长期研究日本社会与台湾人口结构变化。他指出，台湾的人口结构变迁约比日本晚10年，亲族关系也比日本紧密；但近年台湾开始出现死后多日、甚至更久才被发现的案例，这与日本约2010年前后的情况相似。
过去一个人往生后，人们很少会去问「有没有人替他办后事」，想当然认为「那是他们家的事」，意思是家人自然会处理。但是，当「他们家」可能已经不存在，那要怎么办？
这很像台湾社会正在慢慢浮现的震撼，郑力轩认为，这反映大众所熟悉的、以家庭为内核的支持网络，正在弱化，「我们社会并没有认真面对家庭变迁这件事。」
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每户的平均人口数在2005年时，仍有3.12人，2025年已下降到2.37人。全国一人家户数在10年间，增加约131万户（从268万增加到399万）；4人以上家户数10年大减近50万户。
她举例，以前一家5个子女，即使两人移居、两人无法照顾，仍有一人留在父母身旁；现在一个家庭只有一到两个子女，只要其中一人移居、或本身还有育儿与工作负担，整个照顾网络就会迅速变薄。
家庭支持网络的变薄，不只因为人变少了，也因为家人之间的距离与关系正在改变。
73岁的罗阿月独居北投，有两个女儿也有手足，但日常生活里能实际提供协助的人很少。严重的脊椎侧弯，走路时会左倾，那天我们从里活动中心跟着她回家，她小心翼翼地走着，双手推着四轮购物助行车先到公寓一楼，把小车放着，再拄着伞当拐杖，一阶一阶缓行至公寓4楼。
家里的墙上挂着月历，上头写着「劳苦得息」4字。但对罗阿月来说，生活一直不容易，她年轻时照顾父母，婚后先生早逝，她扶养女儿到出国读书，一路照顾家人，如今到了自己需要协助的年纪，孩子有的远住美国，有的忙于自己的家庭，「以后我躺平了，什么都是她们的，但现在没有人帮我，都是要我一个人。」
因为关系疏远，她感觉孤独也孤立。
「以前每逢过年的时候，在楼上一个人，眼泪要掉又掉不出来，要哭也哭不出来，哭了没用，用挤的都挤不出来。那时一个人吃饭，真的跟吃那个柠檬酸，原汁原味一样，会把食道灼伤的那种伤。」
她说先前过年都是一个人，直到里长开始邀独居长者去围炉，情况才好些。
已经有多位受访里长告诉《报导者》，他们最担心过年过节之后，长者孤独死在家没人发现，「长假后最可怕」。新北市民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邱秀兰担任过里长与市民代表，她说，独居者在家发生意外，第一时间没人救护死在家，尸臭、长蛆，邻居闻到味道开始求助。她说，这是不少里长们开始办除夕围炉的原因，很怕过年时长者在家走掉，「已经历过几次法医来验尸，跟我们说应该是在除夕前一天，或是在过年期间走掉的。」
对罗阿月来说，她最大的担忧也是如此。虽然她开始使用长照服务，照服员固定到家协助采买、洗衣、打扫，但她说：「好几次晚上我起身上洗手间，跌倒，砰，头往地上栽，整个人瘀伤⋯⋯三更半夜，啊，背包揹着，手机拿着，119自己打。」后来即便睡着，她也会彻夜开着厨房、浴室的灯，避免自己跌倒，跌倒没人知道，没人顾是噩梦。她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很惶恐。」
像罗阿月这样，生活中缺乏支持的长者，台湾究竟有多少？现有统计很难回答。
光是「独居长者」有多少，不同统计方式得到的答案也有很大差距。
- 内政部户政统计：以户籍登记为准，只要65岁以上人口单独设籍，便可能被列入，但设籍地未必是实际居住地。
- 行政院主计总处「人口及住宅普查」：着重实际居住情形，但每10年才全面调查一次，且2000年后已从逐户普查，改为抽查。
- 内政部「不动产信息平台」：以住宅为单位，计算仅有一名老人设籍的宅数，因此呈现的是「户数」而非「人数」。
- 卫福部「老人状况调查」：采抽样访问，再推估全国人口，结果会受问卷定义与抽样误差影响。
长久以来，这份名册得靠地方基层一户户找；而谁能被列册，各县市的认定标准也不相同。
2021年，台南市议员曾质询当时的台南市府，当时市府一年仅编列1万元，补助各区公所进行独居老人盘点。以台南为例，当时内政部统计有37,000多户「独居老人宅」，市府实际列册关怀的独居长者却只有1,708人。尽管两者统计方式不同，巨大的数字落差让议员质疑政府是否掌握了真正需要关怀的独居长者，而资格又交由37个区公所各自认定，被批评可能形成「一市37制」。
「前几年看户籍根本看不到啊，孩子跟长辈放在同一户，但孩子都在外国或外县市发展⋯⋯最后是（长者频出状况）像烫手山芋，」投入老人福利30年的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老盟）秘书长张淑卿指出，20年来，被列册关怀的独老人数没有太大变化，但实际需要关怀的人数「绝对远比目前高出好几倍」。过去寻找独居长者主要仰赖被动通报，这虽是民政、社政体系的「法定业务」，却是「长期不受到重视」的工作。
除了高龄独居者外，台湾高龄家庭另一个逐渐浮现、却不容易被「独居」统计看见的风险，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彼此却已没有足够的照顾能力。
台北市北投清江里里长李炳廉担任里长已12年，清江里8,000多位里民中，65岁长者的比例从15%提高到22%，他自己也是73岁的长者，「我们的里民正处于高龄者的『注销阶段』。」每一年，李炳廉都有不同的挑战，他经手过「孤独死」案件，得负责通报并到警察局笔录；今年他遇到的是失智者增加，经常忘了带钥匙就出门，让他不得不推出「为失智者寄放钥匙」的服务。
李炳廉也发现，「老老照顾」的里民在增加，以往长者是60几岁彼此照料，现在是80与90岁彼此照料。80多岁的太太全天候照顾102岁的先生，询问里长还有什么资源可用；60几岁的中配推着被截肢、坐轮椅的70多岁先生，在社宅一起生活。
这正是台湾快速增加的「老老照顾」家庭：家庭看似有两人，但实际可提供照顾的人力却可能只剩一个，而这名照顾者的照顾能力也因老化而同步耗损。
刘千嘉说，大约从2011年因一起社会案件开始注意「老老照顾」的高风险。台北市3名七旬姊弟同住，两位姊姊相继死在家中，弟弟伴尸多日，直到邻居闻到异味报警，但3人当时都不在列册关怀的独居长者名册。「社会新闻的悲剧都是这种，社会都觉得只要家中有人，这个就是OK的，雷达就不会响。」
但如果再往前追，这些支持网络的断裂，往往早在一个人成为「老人」以前，就已经开始。
还未跨过65岁这条线的邹惠（化名），在十年间先后照顾、送走双亲。她是家中长姊，有弟弟妹妹，手足把照顾双亲的责任丢给单身的她；等到父母离世、邹惠才意识到自己晚年的照顾与生活，可能得一个人面对。
学姊的离世让邹惠看到，即使提早做了生前安排，原本以为可以彼此协助的人，也可能先一步离开，自己仍可能走向孤立。她有眼疾，有心脏病，近来还出现严重气喘，每回出门，背包里总会随身携带救命药硝化甘油，「这个药是要避光保存，又很小颗，身体如果出事，我得把包包卸下来，要找到药，手要不抖把它倒出来，放在舌下⋯⋯」她像是在脑中预演了各种可能会出现的紧急情况，包括该写下来让陌生人知道流程。
邹惠还能为自己的老后预做准备，但对另一群尚未跨过65岁门槛的中壮年人来说，孤立的危机已经提前发生。
第一线社工告诉我们，近年在实务现场，开始遇到一些45至64岁的中壮年人，因罹患重病、重大事故或长期失业，突然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如果又没有亲属照顾，也不符合身心障碍、低收入等福利资格，就可能落在现有制度分类的缝隙。
「我发现这几年下来，45岁到64岁中壮年需要被安置的人数增加，可能突然罹癌、重大车祸或是长期失业，无法照顾自己生活，但又不见得有身障状态，」社工子绿（化名）说。
子绿解释，身心障碍者有《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老人则有《老人福利法》作为安置依据；但对不具这些身分的中壮年人，实务上即使已经失去自理能力、又无亲属照顾，要由政府介入安置，仍缺乏相应的法源依据。
他们有时会寻找当事人的子女协助，却也经常遇到子女主张，父母年轻时未尽照顾义务，向法院申请免除或减轻扶养义务。最后，社工甚至得另外寻找资源，为这些没有相应福利身分的人筹措安置费用。
这群被社会福利身分排除的中壮年人，有些便辗转住进了护理机构。
经营20年的台南市盐水区天佑护理之家就有8成住民不到65岁，有30多岁的慢性精神病患者，也有50多岁、中风又离婚的大学职员。他们的共同处境是，家属不负担照顾费用，也不探望。
护理背景的院长赵秀桃观察到，近5年来，与家庭断联的人逐渐增加。最明显的是，就连住民过世了，亲人还是不出面；从《报导者》盘点的死亡公告数据来看，天佑护理之家经手过的无主案件数是全台前三多。
这些住民的告别式，通常只有她一人出席。她也曾询问家属是否愿意来「拜一下」，家属大多不肯，「他说给妳做就好，谢谢妳。」赵秀桃说，就连安葬证明，也只有她愿意收存。
现有依年龄、户籍与福利身分创建的分类，很难看出一个人是否陷入孤立。
- 直系血亲卑亲属未居住于同一直辖市、县（市）
- 同住配偶年满65岁
- 同住者无照顾能力
但辨识出来后呢？
张淑卿说：「你去盘点，敲敲门，跟长者访视完，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又来拜访老人的户口调查的人员。」真正关键的是，能否从访视中立刻发现需求、链接资源，同时找出仍有能力的健康长者协力社区。
而目前这套盘点仍以长者为对象。那些「非老非障」、没有福利身分却已陷入孤立的人，未来能不能被辨识，这是不少受访者共同的担忧。
刘千嘉认为，人们对家的想像在解放中，未来的家庭不一定是以婚姻或血缘结合的家庭。
「可能几个好朋友，或者是不同职业地位的人，一起共老，住进共老宅或大家选择了一块地，在这边互相扶持，有关系、没关系也好，那这个能不能算是一个家庭？」
老盟也在推动「孤独处方笺」，让社区里同样感到孤独、但仍有余力的长者，走出家门协助另一群长辈。它试着翻转「独老」等于脆弱、需要被照顾的想像：独自生活的人，也可能成为别人的支持。
同时，第一线公务员也从「有名无主」死亡等无缘死案件的冲击，意识到生前规划的重要性。新北市社会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郭宏升去年开始针对「已获得收容安置的街友」推广预立遗嘱，让弱势者能提早规划，有助于减少遗物或大体管理上的争议。
也有一些中壮年人，开始在还有能力安排自己人生时，主动谈论未来的老后与死亡安排。万国法律事务所资深合伙律师黄三荣2019年成立「台湾澄云死生教育协会」，包括邹惠在内，8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会员，8成是女性，最年轻的会员仅30多岁。他们一起讨论「一个人的老后规划」（Solo Aging Planning）：如果未来没有家人承接照顾、医疗决定、身后事时，自己可以先做什么？
「我们要尽量避免的是，这个社会不要造成孤老，但是要尊重独老，」黄三荣说。
从法医每天收到的相验清单往前看，当一个人死亡多日才被发现，或成为「有名无主」者，关系的断裂往往早已发生。快速增加的无主案件已冲击第一线行政现场；受访的里长、课员、检察官与法医师都认为，政府应设立孤独死专责部门，统筹从死亡现场到后续遗物处理等跨部门工作。
在比台湾更早面对高龄、孤立问题的日本与韩国，孤独死与社会孤立已不只被视为个人或家庭问题，而被纳入国家政策。韩国2021年施行《孤独死亡预防及管理法》，要求政府定期提出预防计划、调查孤独死并创建高风险者早期发现机制；日本则于2024年施行《孤独与孤立对策推进法》，由中央到地方创建跨部门的网络，找出隐性孤独者。
但制度能接住的，仍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不只是政府的挑战，也是个人、家庭、社区的挑战。
日本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一个人的临终》一书中提醒，无论古今，家人是最强而有力的「社会关系资本」，但「有家人就可以放心」的时代已经过去。
一个人生活，不必然意味着孤立地死去。只是当家人不再必然成为最后的安全网，我们都需要重新回答：谁会在我们需要时出现？谁能陪我们走到最后？
上野千鹤子的回答是：
创建足以取代家人的支持网络。如果没有，就从还有能力的时候开始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