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波兰，拥有约 300万至330万犹太人，占当地总人口约10%，是全欧洲犹太人口最集中、最庞大的国家。
1940年春，由纳粹德国亲卫队领导人希姆莱（被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下令在波兰奥斯威辛镇建造集中营。1942年初举行的万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透过灭绝营实行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行动，估计约有110万人魂断此地。今次我们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两个营区，包括：一号营区——奥斯威辛、二号营区——比克瑙。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我一直都想参观的地方，故九月初出发波兰前，早已订好门票。我们找到有导赏安排的一天团，晨早就要坐巴士到园区，一个半小时抵达集中营展区入口，已经人头涌涌。很多少年人一车一车的抵达。人虽多，但大多都保持安静，尊重无数被仇恨偏见扼杀的生命。
集中营园区的保安极严，除了要展示入场门券，还要核对护照。外子证件检查没问题，但到我，因为买门票时填写的名字跟护照有出入，工作人员检查完再检查，我要向他解释一番才放行。奉劝想参观的朋友，订票时要跟足护照名字填写，免得虚惊一场。
◾「自由」与死路一条
一号营区是最先建立的营区，也是整个奥斯威辛营区最主要的管理行政中心。这里杀害了波兰境内知识分子、协助犹太人的神职人员、苏军战俘和纳粹德国境内同性恋者、残疾人及罪犯。营区的大门有一个写著「Arbeit macht frei」的招牌，意思是「工作带来自由」—— 同样的标语镶嵌于多个纳粹集中营的入口。可能是用来羞辱犹太人，因为纳粹的政治宣传把他们描绘成懒惰且贪得无厌的一群。但讽剌的是，很多被囚的人即使入营通过检查，没有直接被送去毒气室，但因为被视为还有劳动力，经历几个月被虐待、苦工和疾病折磨后，都是死路一条。「自由」一词，既虚伪又虚假。
图说：一号营正门上方的＜工作带来自由＞铁牌，2009年曾被不明人士拆下并偷走，案发后三日才被警方寻回。
一号营区5号营房，展出被收容者的随身物品，例如：鞋子、行李箱、眼镜、煮食用具等等，反映了当初的人只知纳粹要他们离开隔离区，以为是搬到另一个隔离区。即使环境如何差，但根本没想过这是一条不归路，才会把家当都带过来，行李箱上都写想主人的名字及地址——有荷兰的、德国的、波兰的、法国的、匈牙利的。这些物品看了让人联想到它们的主人，当中极大部分，都回不了家。
另一个触目惊心的，是头发。到二战后期，德军开始江河日下，物资短缺，纳粹将受害者（主要是女性）被剃下的头发视为战略物资，主要用于纺织品制造以及工业填料——质量好的用来织造工业用布、地毯或粗纺织品；质量次的就用来作床垫、枕头或车辆坐垫的填充物。这是纳粹大屠杀工业化与系统性榨取受害者尸体价值的一部分，极尽残酷与商品化之能事。
◾平庸之恶
一号营区的导赏完毕，大伙儿要坐几分钟车到奥斯威辛二号营区——比克瑙（Birkenau）。这是最主要的灭绝营，占地面积175公顷，比一号营大很多。营区当时有300座木排房，也有火车轨道，让火车可以直接停留在此，故此这里成为受害人的筛选地。另外这里也设有行刑场及毒气室，可进行大规模屠杀。
图说 : 二号营比克瑙入口，死亡列车的终站
今天一眼望去，二号营规模之大，令人想起要几多人、几多专家、工匠、需要如何高效运作的体制才能令屠杀「机器」运转，才能将这恶事变得如此有条理。正如鄂兰（Hanna Arendt）1963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所讲，大屠杀的执行者，是一群自认为只是「做好本份」、「遵守规定」的会计师、火车列车长与普通文员。
奥斯威辛给我深刻的反思，不单是纳粹如何邪恶，而是迫害并不总是身穿军装，它往往穿著西装。它是机械式地执行不公义法律的立法者和法官，是剥夺政敌资格和践踏其人性的官僚，也是宣称自己「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狱卒、军警。当个人将自己的良知让给国家结构时，邪恶便被常态化了。
◾让仇恨滋长
还有，去人性化的说话、文字、文化。
大屠杀并非始于毒气室，而是始于言语、法律，以及系统性地将另一个群体标签化为「低等」或「危害国家」。纳粹政权在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之前，早已系统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尊严与人性。我们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隔离区遗迹中，也可感受到当时政府怎样有系统地引导公众将他们视为一种「问题」，或是感染国家的病菌。
放眼今天，极致的暴力往往源于语言中微小的转变。当政府或社会主流群体开始将政治异见人士、少数族群、移民或弱势者贴上「蟑螂」、「叛徒」的标签时，对他们施加暴力的心理障碍便被打破了。一旦你让大众相信另一个群体本质上是低劣的、或是对集体生存构成威胁，任何针对他们的残忍手段在加害者心中都会变得理所当然。
极权体系还高度依赖，和延续大多数人的恐惧。那些出于自我保护或冷漠而选择转过头去的「普通人」，对于这台死亡机器而言，与 SS 特务（亲卫队）一样不可或缺。
容许恶言、仇恨滋长的领袖，比比皆是。究竟奥斯威辛的人祸，是否完全没有可能重演？！这是参观后的灵魂拷问，令我久久不能自已。
◾人类最后的自由
我今次出行特别带了一位前辈十多年前送的书，就是Viktor Frankl的《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译为《活出意义来：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Frankl是犹太裔奥地利精神科医生，这是他于1946年出版的著作，记录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纳粹集中营囚犯的亲身经历。他冷静而深刻地描绘了囚犯面临极端饥饿、虐待与死亡威胁时的心理转变：从一开始的惊恐、随之而来的麻木冷漠，到获得自由后的精神空虚。书的后半部，他提倡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的观点：人类最大的动力不是追求快乐或权力，而是「寻找生命的意义」。
在克拉科夫余下旅程，我靠重读Frankl平衡心理。在集中营的深处，Frankl看到有人穿梭于营房之间安慰他人，分出自己最后的一块面包。他们证明了一个人的内在自由并不取决于外在环境。纳粹政权固然可以剥夺囚犯的衣服、头发、姓名与家庭，但有一样东西是外力无法夺走的——「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既定的处境中选择自身态度的自由，选择走自己的路。」
仅以Frankl医生在书中总结自己在集中营经历的话勉励自己和读者：
「我们知道人何以为人：人，就是那个发明奥斯威辛毒气室的；人，也是那个挺直腰走进毒气室，口念主祷文或「示玛」祈祷的那位。」
▌［英伦笔端］作者简介
莫宜端 Zandra, 育有一子一女，与丈夫子女定居英国，英国注册言语治疗师。曾任记者、时事节目主持、政策研究员、特区政府局长政治助理。及后进修并成为言语治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