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风暴中的布尼亚
2026年5月，第17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东北部的伊图里省暴发，并迅速出现跨境传播。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轮由本迪布焦病毒引发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8月中旬，刚果（金）已报告近5000例确诊病例，超过2000人死亡，病死率逼近50%。伊图里省始终处在疫情最深的阴影之中，全国超过八成的确诊和死亡病例集中于此，省会布尼亚更是成为全国病例最多的卫生区。
袁希程的工作，就发生在这样的现场。
从总部回到一线
袁希程是联合国难民署刚果（金）布尼亚驻地办公室的助理外勤官。来到布尼亚之前，她曾在难民署日内瓦总部担任助理庇护官，也曾在联合国人居署、国际移民组织等联合国机构的国家办公室工作。袁希程说，总部与一线的工作内容有不少差异，她非常怀念那些能够接触项目、走进社区、直接面对需求的时刻。
这条通向人道一线的路，其实并不是她最初设定好的职业轨迹。从小学就喜欢艺术的她本科时选择了建筑作为自己的专业。后来在法国巴黎攻读大都市管理硕士期间，一次在巴黎为寻求庇护者服务的志愿经历，让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难民和人道主义工作。毕业后，她进入联合国人居署内罗毕总部实习，在内罗毕参观贫民窟的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希望从事能够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作。也正是从那时起，她开始认真转向人道主义领域。
从总部到最高艰苦等级驻地
2025年9月，袁希程从日内瓦来到刚果（金）东部的布尼亚。这里长期受到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流离失所影响，是联合国人道行动的最前线之一。在联合国艰苦等级分类制度中，布尼亚办公室被列为最高艰苦级别，E级——极端艰苦。
她曾经想象过艰苦地区的生活：没有热水、交通不便、物资有限。但真正抵达之后，布尼亚仍然以另一种方式超出了她的想象。这里的安全局势复杂，出行需要提前规划，夜间行动受到限制，医疗条件薄弱，办公室里来自中西非区域以外的国际职员也很少。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外来者身份在一个深野驻地中意味着什么。
比文化差异更直接的，作为女性面对的安全风险。外勤外来者身份叠加性别因素，她即使只是坐在车里，也可能引来本地人乃至武装分子的围观和询问。日常生活中，她也遭遇过言语骚扰和尾随跟踪，而这种类似的经历并非个例。
流离失所，不总是以国境为界
在布尼亚，困难从来不止于人身安全本身。真正的工作，始于理解这片土地上不断发生的离散。有人越过国境成为难民，逃离本国冲突；也有人身处自己的祖国，却已经无家可归。如何让这些因战争与暴力失去家园的人重新获得保护、安置与继续生活的条件，是联合国难民署工作的核心。
2025年，南苏丹冲突再度升级，大批难民越境进入刚果（金）。当一批南苏丹难民聚集到边境地区后，刚果（金）政府决定设立难民聚集点。难民署随后部署人员，协调营地搭建、身份登记和后续转移安置。跨过边境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自动获得难民身份。寻求庇护者需要接受身份甄别，说明自己来自哪里、为什么逃离、家庭情况如何、受到何种威胁，并登记瞳色、指纹等身份信息。完成程序后，他们才会获得相应身份证明，并被转移到安置点。
那是袁希程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参与一批新抵达难民的安置工作。她看到临时房屋一间间搭起：木结构支撑，竹子作墙，外面覆盖紧急塑料布；附近溪流被引出，经过简单处理后接入取水点。那些看似简陋的结构，构成了一个家庭重新安顿的最初条件。
60多个流离失所者安置点之外
布尼亚办公室更庞大的服务对象，是境内流离失所者。由于长期反复的武装冲突和武装团体袭击，刚果（金）东部成为全球境内流离失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与被迫跨越国境的难民不同，境内流离失所者则是在自己国家内部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在布尼亚周边，类似的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有60多个。
要抵达这些社区，本身就是一道难题。外勤常常从清晨开始，一路驶向地图上难以辨认的村落。道路没有铺设，车轮卷起的黄尘足以遮住视线；到达目的地后，手机可能完全没有信号，不同运营商的手机卡轮流尝试也无法连接。没有电话和网络，工作人员只能回到最原始的协调方式：约定时间地点，向路人打听目标人物的去向，在村子里一遍遍寻找。一次任务中，光是沟通和找人，就可能耗去一两个小时。
一线工作要求人不断接受计划之外的变化。前往偏远地区时，工作人员不能停留太久，下午三四点之后安全风险会升高；调研员可能少走访一个村子，也可能多走访一个完全不在计划中的村子。每一次外勤，都是在有限信息、有限时间和不断变化的现实中重新判断。
当资金短缺改变人道工作的边界
在这些看得见的困难之外，更深层的压力正在改变人道工作的方式：资金短缺。袁希程感受到的，并不只是人员减少后工作量增加，而是很多时候，缺乏资源让人道工作者甚至无法轻易前往社区。因为每一次抵达，都可能带来期待；如果没有提供援助的能力，贸然进入营地，反而可能让已经承受多年等待的人再次失望。
资金短缺影响的，最终不是机构本身，而是那些依赖援助维持基本生活的人。袁希程记得，在法拉杰地区一个已经存在十多年的难民营里，许多医疗服务突然停止。过去由难民署资助的看病报销和药品供应不再稳定，很多人因此无法就医、无法获得药物。她的同事曾直言，这一次打击，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即使机构能够挺过当下，人道主义工作也未必能恢复到几年前那样相对容易开展的状态。
埃博拉疫情风暴下的人道工作者
就在这套本已承压的人道体系不断收缩之时，埃博拉再次压向这片早已不堪重负的土地。病毒威胁着当地社区，也逼近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道工作者。袁希程说，这次疫情最让人担心的地方，在于病毒类型不同于以往，现阶段没有对应疫苗。她所在的办公室仍然正常运转，但防疫海报、手套、消毒工具和居家办公安排，已经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疫情改变的不只是人道工作者的生活，也重新划定了援助能够抵达的边界。现金援助需要避免人员聚集；商业航班因疫情无法起降布尼亚，联合国航班也会优先保障与疫情应对相关的任务；原本计划乘飞机完成的外勤，可能临时改为陆路。登记注册、按手印、采集身份信息这些原本常规的保护工作，在出现埃博拉病例的地区，也变成了直接接触带来的风险。
信任，是另一条看不见的前线
比病毒传播更难处理的，是谣言和信任危机。当地许多人认为，埃博拉是世界卫生组织或人道主义机构带来的。对隔离、接触者追踪和安全葬礼的抵触，甚至导致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遭到袭击。在一些流离失所者营地，人们会质问：为什么他们多年没有获得足够援助，而疫情一来，国际组织才突然出现？为什么亲人去世后，不能按照自己的习俗告别？
当误解、愤怒和长期缺乏援助的记忆叠加在一起，公共卫生应对便不再只是医学问题，也成为一场关于信任的危机。
一间临时小屋里的答案
风险、资源和现实不断提醒着人道工作的边界，也一次次叩问最初的理想与情怀。驻守一线的人道工作者或许无法彻底解开现实困境的症结，但一些具体的瞬间，会给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
对于袁希程而言，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刚果（金）与南苏丹交界处的一次外勤任务。南苏丹难民抵达后，被转移到新建的安置点。难民署的团队常常要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天完全黑下来后才能结束。对于在刚果（金）这种没有路灯、存在极高安全风险的驻地，这种加班也增加了他们的人身安全风险。
最初，一些难民对她和同事充满不满，质问为什么被安置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时，她也曾怀疑，自己所做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但几天之后，她白天再次走进那个安置点。她看到一些先到的家庭已经在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开始生活：有人把绳子从树上牵到屋檐下，用来晾衣服；有人在旁边生火煮饭；孩子们围坐在柴火边聊天；大人们开始到附近田里摘菜。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和同事确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
她说，从小生长于安全、便捷的社会中的自己，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那些从小生活在冲突中的人，或许也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他们经历过的流离失所。但她看见了难民身上的韧性：在被迫中断的生活里，他们仍然选择努力把生活继续过下去。她为生命的坚韧所感动，更真切地理解：“援助”不再只是流程、数字或项目，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
这是她所在的一线。不是远方的苦难与宏大叙事，而是尘土、道路、登记表、临时住所和一个个仍在等待回应的人。人道工作或许无法替一个时代给出答案。但在世界最破碎的地方，它仍然一次次把具体的人带回生活本身。人道工作者在破碎的现实里，为每一个具体的人，守住一点重新生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