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发达，人类与感染症的战争从未停止。
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可追溯至二战，罹患肺炎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在磺胺类药物治疗下获救。随后战时需求推动抗生素量产，使战场死亡率大幅下降。自此，现代手术、器官移植与癌症化疗皆创建在「感染可控」前提上。而这项技术革命也逐渐形成文明错觉，使人类低估细菌演化速度，埋下今日失效的伏笔。
防御性用药 临床两难
世卫组织持续警告，抗生素抗药性正逼近医疗体系临界点。临床现场中，「先开抗生素、再观察病程」，并非医德问题，而是面对不确定的防御性决策。当无法实时区分病毒或细菌，「先行治疗」成为风险最低选项。根据台湾抗生素使用量监视年报，基层门诊仍有相当比率抗生素用于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
当抗药性海平面蔓延至加护病房，情势急遽收紧。鲍氏不动杆菌与克雷伯氏肺炎杆菌等致病菌抗药性节节攀升，万古霉素抗药性肠球菌常态盘踞，重症后线治疗的底牌已所剩无几。
一旦抗药性变为背景常态，医疗逻辑都将被迫改写：感染治疗只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接着癌症化疗防护网破裂、器官移植风险失控，连基础外科手术都必须重新计算死亡风险。
要防堵这场医疗海啸，关键不仅在研发新药，更在修补横跨临床、社区与长照彼此分离的治理链。当前体系存在三大落差：前端诊断缺乏快速工具，迫使医师避险用药；院内感控高度依赖一线医护，但人力紧绷，繁重的行政通报与运行压力形成张力；最后则是社会认知盲区，民众常将抗生素误认为日常「消炎药」，错误观念在社区与长照机构拷贝。
跨部会治理 补上防线
行政院已启动「国家级防疫一体抗生素抗药性管理行动计划」，集成医疗、人畜与环境治理，建构跨部会防疫网。制度推进后，关键在于三方治理协作：卫福部推动临床「合理精准用药」，农业部需强化畜牧业生物安全，环境部则完善放流水监测。这是一场与细菌演化的竞局，若能透过跨部会数据集成联防，仍有机会走在抗药性风暴之前。
呼应此一战略，前端诊断需补齐「精准用药」工具；透过健保给付诱因，加速引进微型快速筛检工具，让医师能在诊间实时区分病毒与细菌，释放防御性用药压力。
在结构落差上，疲于奔命的临床医护已难以支撑，这是「公共卫生师法」上路的关键意义。现代公卫问题已非单一临床专业可解，具备流行病学、健康管理行政与风险沟通专业的公卫师，得以补上制度断层。公卫师能一手接过医护超载的通报监测负荷以落实院内感控，另一手深入社区、基层诊所与长照机构校正认知偏差，补齐治理裂缝。
真正的挑战从来不是发明新药，而是避免文明耗尽其效力的速度。当抗生素逐渐失效，我们失去的是医疗体系所依赖的「可预期性」。这种变化不会以崩塌形式出现，更像一种习惯：习惯感染变得刁钻，习惯手术风险看涨。文明的退却，从来不是崩塌，而是在无声中被逐步习惯。
（作作者翁瑞宏为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公会理事长，中山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