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8日，瑞典学院正式宣布，安妮·卡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举世瞩目。中国作家残雪再次陪跑，无缘诺奖。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把葛浩文的“连译带改”策略视为中国作家莫言走向世界的“成功密码”。在翻译学界，“创造性叛逆”“变译”和“求真—务实”等理念早已为大家所熟知。那么，文学翻译还需要忠实吗？
曾任《译林》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的王理行多次“押中”诺贝尔文学奖，他却不赞同葛浩文的“连译带改”策略。2025年，王理行的《文学翻译探索》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洋洋洒洒近30万言，分为5辑：《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文学翻译断想》《文学翻译研究评析》《文学翻译与出版》《凝视文学翻译前辈》。最给我启发的就是第一辑《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
王理行著《文学翻译探索》
严复论翻译的“信、达、雅”众所周知，谈“忠实观”似乎是老套的话题。实则不然，“忠实”是翻译理论中的核心命题，在翻译研究史上占据主线地位。我认为，“忠实观”是一条以“道”为终极追求、以“似”为再现路径、以“信”为根本准则的绵延谱系。“道、似、信”共同构成全面忠实观的历史回响。
中国译论开山之作《法句经序》即引“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立论，老子仅以这一句话便把“信”与“美”联系起来，用以支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质派翻译观。刘勰《文心雕龙》曰：“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可见，并非废“美”，而是以“真”为“美”之本、真美合一。这一以真为美、以质为主的思想，为全面忠实观埋下伏笔。忠实不是词句的对等，而是对原作整体本真的守持，此即翻译之“道”。
由“道”落为“似”，陈西滢在1929年《论翻译》中以临摹画像为类比，提出翻译的“形似”“意似”“神似”之三似说。他主张“译文学作品只有一个条件，那便是要信”。他首次提出“信”的三种境界，将“似”作为“信”的评价标准。这也为“全面”二字提供了结构参照——忠实的疆域由此涵盖形式、意义与神韵诸端。
由“似”返“信”，严复所言之“达”“雅”并非独立于忠实之外的附加要求，而应融入“信”的框架。达是承载原作信息的通达，雅是与原作风格匹配之雅。这一辩证思考，融通严复“信、达、雅”与陈西滢“三似说”，为全面忠实观提供了批判性理论阐释。
于是，“道、似、信”三脉归一：道是翻译的终极追求，即原作本真；似是译者抵达本真的路径，由形似至神似；信则是贯穿全程的根本准则。王理行坚守全面忠实观，正是这三脉在当代的集中回响。
王理行长期从事文学翻译编辑工作，他认为：“在文学翻译中，把原作有机整体中的一切因素，包括题材、思想、意义、意境、风格、技巧、手法、遣词造句、段落篇章结构、阅读效果、审美效果等在内的各种因素，都尽可能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去全面地把握，并尽其所能在译作中全面忠实地加以再现，这就是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他的“文学翻译全面忠实观”如何形成的？
一在职业与师承。王理行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时，翻译课受业于张柏然先生。先生讲严复“信、达、雅”、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锺书“化境说”，“其中都以忠实于原作为核心”其后数十年，他任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书刊编辑，亲历《麦田里的守望者》唯一合法中文版“从有到无”的全过程，目睹外方对译文“严格忠实于原作、不得进行任何删改变动”的极端要求。编辑与翻译的双重身份，使他把“忠实”同时内化为实践的信条与批评的准绳。
二在现实的刺激。葛浩文“连译带改”助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译界对忠实的聚焦。王理行敏锐指出，“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基本上都在外方。”我们引进外国文学，外方要求严格忠实；我们输出中国文学，外方又要求增删改以迁就读者。他认为，作为学者，“不能唯读者接受的马首是瞻，而要从翻译的本质要求出发去评判译作的优劣”。
三在历史规律与中庸思想。始于林纾的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中翻译总体趋势上是译作越来越接近原作，即对原作的忠实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王理行断言，翻译中对原作的忠实度越来越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此信念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底色。他在辨析两种极端译法时，即援引“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一堪称精华的思想：中庸之道”，主张“文学翻译中同样宜采用中庸之道，不走上述两个极端”。全面忠实观既非逐字逐句的机械直译，亦非离原逞才的“再创作”，而是执中守正的“大巧若拙”——看似笨拙地逐项保全原作的方方面面，实则最贴近翻译之为翻译的本真，此正所谓“贵乎真”。
四在理论的自觉综合。全面忠实观并非对“达”“雅”的简单否定，而是更高层次的收摄。王理行并不讳言“信达雅”在中国译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指出虽有学者提出不同标准，但“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即是“信达雅”之宗。他所反对的，只是把“信”窄化为“只忠实于原作的意思”、再以译者自认为最优美的汉语加以表达的流行做法，主张从内容与形式两大方面、从宏观与微观全面再现原作。
与此相应，王理行为全面忠实观配备了可检验的批评标准：一部出色的文学翻译作品，“既要经得起读，又要经得起对”。经得起读，是译文本身通顺可读、成其为好作品；经得起对，则是拿译作与原作逐项对照，查验原作从内容到形式的种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再现。“经得起读”与“经得起对”并重，使“全面忠实”从抽象理念落为可操作的批评尺度。
从中国传统译论回望，“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过时了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晰：文学翻译的忠实，不是束缚创造力的枷锁，而是让译作拥有长久生命力的根基。起于“守真”，以“达”“雅”入“信”为“藏巧”路径，以“中庸之道”为法度，最终抵达“几于道”的浑然状态。全面忠实观或非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然其于文学翻译“求真”之道的执着，实乃中国传统译论“贵乎真”“几于道”精神之现代回响。此吾所以许其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