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商报》客座评论认为，今年六月曝光的德国网络安全中心疑似信息泄露事件，凸显了德国科研领域的安全隐患。作者呼吁，在制度之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同专制国家开展科研合作时，不容忽视对国家安全的保护。这篇题为《德国科研理应受到保护》的评论写道：
“德国科研部长拜尔（Dorothee Bär）下令对Cispa事件展开调查。目前调查报告已经出炉。报告称，该研究中心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系统，因此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重要信息外流的情况。尤为令人不安的是，该中心所属的网络安全及人工智能研究部门的19名工作人员中，竟有18人来自一个具有特殊安全风险的国家（中国），在这个国家，每一个公民都有同情报部门开展合作的义务。
在其他领域同第三国打交道的方式也令人感慨。前不久，一家德国校外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在《南华早报》上，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完善的科研设施赞不绝口，但对这个专制国家的另一面却只字不提。
同具有特殊安全风险的国家开展毫无保留的合作注定存在风险，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有些人对这种风险视而不见，我不做评判。联邦政府将一些国家列入‘具有特殊安全风险’清单，不是没有原因的。而那些希望开展合作的人，不应对此无动于衷。受到公共资助的科研机构，不应漠视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向世界开放被奉为宗旨，而与此同时，科研安全却成了盲点：在制度竞争的当今时代，这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
《商报》评论指出，宪法保卫局在不断警告专业知识与敏感技术外流的风险，但直到今天，德国仍未能出台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以规范科研领域的安全保障。评论作者呼吁，封堵科研领域的安全漏洞已经刻不容缓：
“情报部门应每年都向我们提交一份科研领域的安全报告。我们要搞清楚，哪些专业知识和技术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哪些需要保密，哪些属于出口管制的范畴。相关机构需要获得通报，国家级的安全平台也应提供咨询，并将具体情形告知监管部门和出资方。
除此之外，获取公共科研资金的门槛也应进一步提高。要想获得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该机构就必须设立有效的科研安全合规体系，并设置专人负责同安全部门的沟通。
在我看来，学术自由和学术成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术自由受到德国基本法的保障。但这种自由并非没有限制，应以不违背宪法规定的其他价值观为界限。德国的科研实力越强，对那些试图侵犯德国利益、攫取德国科研成果的国家就越有吸引力。
科研安全是保障科研自由的重要前提。对学术界、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来说，任务已经非常明确：德国科研领域急需一次安全升级，立即行动吧。”
皮莱不值得被奉为“英雄”
十月八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宣布，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纳瓦利内特姆·皮莱（Navanethem Pillay），以表彰她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贡献。《新苏黎世报》评论则认为，皮莱不值得被奉为“英雄”。
“诺贝尔委员会对皮莱予以高度评价，称赞她‘追究了相关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责任，并给暴力及冲突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但现实却远没有如此的英雄主义。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皮莱离不开专制国家的支持，在提出批评时，也不得不顾及同上述国家的政治关系。至少一名吹哨人的指控以及其他信息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尤其在中国问题上，皮莱选择了视而不见。据称，在皮莱任内，原计划到联合国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的身份信息被转交给了中国方面。一名女性吹哨人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皮莱，但直到皮莱卸任，向中方提交信息的做法才得以终止。而在此期间，这名吹哨人则丢掉了工作。
崇尚多边主义的人们似乎都有一种误会：他们总是希望看到英雄，然而联合国人权机构并不欣赏勇气，而是更看重顺从。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联合国人权机构会发出批评。但对已经引起争议的议题，它就会遮掩回避。联合国人权机构的种种弊端，皮莱并非始作俑者，或许她也并不完全赞同，但她不得不与之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