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记者曾依璇巴黎12日专电）文化部长李远今天在巴黎出席座谈会，回顾42年前欧洲看见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历史。李远说，法国知名导演、时任记者的阿萨亚斯在台湾新电影的关键时刻撰文介绍，「让我们不寂寞」。
李远傍晚在巴黎文化复合空间l’Entrepôt出席台湾导演杨德昌作品「恐怖分子」映后座谈，活动由l’Entrepôt总监杰萨蒂（Priscilla Gessati）主持，熟悉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与影评人傅洛东（Jean-Michel Frodon）受邀与谈。
「恐怖分子」于1986年上映，剧本由李远和杨德昌共同执笔。
李远回顾42年前接待阿萨亚斯参访台北、短短两天看了8部电影的往事，他在视频没有英语字幕的情况下，以口述方式让阿萨亚斯了解情节；阿萨亚斯后来撰文发表在「电影笔记」（Cahiers du Cinéma）杂志，以「在世界电影工业的边缘」为题，描述他发现台湾有一群人继承了法国新浪潮电影。
李远回忆，在军事统治的戒严时代，台湾新电影发展很不容易，然而阿萨亚斯的文章在这个关键时刻制造了深远影响，台湾新电影后来也陆续在欧洲各大影展被看见。
阿萨亚斯说，当时「全球电影爱好者都不知道台湾电影的存在」，因此即便在戒严时期取得签证不容易，他仍听取影评人陈国富的建议来到台湾，也因此见到杨德昌、侯孝贤、张艾嘉、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等电影人。
「必须说，我当时深受震撼」，阿萨亚斯表示，如今回顾起来，「台湾新电影对华语电影、甚至或许对世界电影的发展都带来极大意义」。
阿萨亚斯指出，台湾电影人在戒严时期压力下勇于表达和探索，解严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等作品诞生，具有艺术、思想和政治上的意义，因为这些电影描写了过去从未讲述的台湾史。
李远回应，他当时在中影公司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刚好很想透过电影来重新回看台湾，也很想让电影被世界看到，所以如果你问我在那个年代，我工作8年做了什么，我简单讲，就是打开一扇门」。
李远谈到当时拍电影的艰困条件时表示，侯孝贤常说，「水都已经淹到脖子了，不用多讲，就跳下去赶快救」；杨德昌后来也说过，「我们何其幸运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年代，（能）成为一个完全的电影人」，意指一个导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做。
李远最后提到，在台湾新电影之前，也有很多精彩作品，包括导演李行、白景瑞、宋存寿等，再更早还有台语片时代，有人形容，「台湾曾经有一个类似好莱坞的气氛」，每年产出上百部台语电影，却因政治因素而于1980年接近尾声，正巧1980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兴起，恢复使用台语、客家话、原住民语等，维系了电影中的语言多元性。
李远会后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说，很多人问，台湾新电影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什么时候结束？但台湾新电影从来没结束过，因为年轻一代导演的风格、写实性仍有新电影的味道，只是随着时代改变，生长在民主时期的年轻导演更有自信，以截然不同的眼光回顾历史和生活，更能找到普世价值、走向国际。
在「新浪潮」之后，台湾似乎未有明显的电影改革运动，阿萨亚斯告诉中央社记者，侯孝贤与杨德昌这一代重塑了当时的电影，这本来就是千载难逢的契机，且法国电影也有类似现象，高达（Jean-Luc Godard）、楚浮（Francois Truffaut）、雷奈（Alain Resnais）等导演因共同信念而凝聚成一个群体，这种盛况后来也未再重现。
傅洛东第一部观看的台湾电影是「冬冬的假期」，随后又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确认台湾电影与众不同的复杂内涵，例如处理美国文化影响或历史议题的手法，以及图像风格，在当时都很新颖。
傅洛东至今持续关注台湾电影，今年特别喜欢导演曹仕翰的「南方时光」，另外还看了舒淇的「女孩」。他受访时说，台湾年轻一代导演在国际影展具有一定能见度，只是尚未构成更宏大的整体或概念，他还在等待一部像当年新浪潮那样震撼人心的作品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