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专栏“Una voce”，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6年8月到9月间的三则短文。
当地时间2001年1月30日，意大利威尼斯，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美学教授吉奥乔·阿甘本。视觉中国 图
思想与想象力：再论人工智能
就像我们在本专栏已经有机会展示过的那样，今天，人们不总是带着自然智能来讨论的人工智能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先驱，那就是拉丁伊本·鲁世德学说的独一、分离理智（l’intelletto unico e separato）说。这个类比是如此地贴切——一个独一、分离的理智，在单个个体之外思考——以至于甚至用来表达这种理智的首字母缩写词也与人工智能的完美契合：主动理智（Intelletto Agente, 伊本·鲁世德是这样称呼分离理智的）和人工智能（Intelligenza Artificiale）相同。[1]在这方面，中世纪哲学家要比我们的同时代人更为敏锐。对他们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独一的、分离的理智如何与单个的人结合（unisce, copulatur），这样，个体才会接受（acquisito, adeptus）思想，我们才可以说hic homo intelligit，这个人思考。对伊本·鲁世德来说，使这个结合得以可能的中介是想象，而我们的同时代人似乎完全缺乏这个东西。事实上，在人工智能那里，hic homo non intelligit，这个人不思考：单个的人放弃了思考，并把他的这个最宝贵的能力委托给一个（被认为）应该替代他思考并且思考得比他更好的机器。要听从这位无情的主人的指令，想象就一点儿用也没有了（尽管应用规则还是需要某种形式的想象）。也许，人工智能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普遍失去了想象的能力。仿佛先有人工智能，人类才会建立一种无处不在的人工想象（immaginazione artificiale）。而失去了想象的人类，也做好了使自己失去思想的准备（毕竟，就像亚里士多德教的那样，没有想象，思想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反对人工智能的支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耐心、细致、有条理地寻找失去的想象。而既然思想不过是完成了的想象，那么，在找回失去的想象，人们也就不会再需要人工智能了。
2026年8月3日
注释：
[1]阿甘本也多次在访谈中表达过对伊本·鲁世德学说的欣赏。相关的更多论述可参见阿甘本：《爱的理智》，王立秋译，载《当代比较文学》第2026年第十七辑，第3-32页。
今天，给我们以我们日常的虚无
在出版商维甘德（Wigand）[1]1844年10月于莱比锡出版的一本书中，出现了那之前没人知道的这样一类人——同时代的人似乎没法接受、也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人，但同时，这样的人对我们来说已变得无比熟悉了——就像那本书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说的那样，这类人“把他的事业建立在‘无’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是这样一种“是”，在他那里，一切信仰都消散了，一切价值都达到了它的极端形式——他肯定是第一个也是最极致的（未被超越的）虚无主义者，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说的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经变成人类的常态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它的作者是麦克斯·施蒂纳。
十八年后，屠格涅夫在《俄罗斯信使》上发表的小说[2]是这样定义由主人翁巴扎罗夫这个角色体现的虚无主义这个类型的：“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在任何权威面前俯首，不信仰任何原则，无论这个原则在何等程度上为人们所尊重。”在1873年结集成书出版的《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直面——特别是通过基里洛夫这个人物形象来直面——虚无主义这个时代问题。从对神的存在的虚无主义否定，基里洛夫得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这个结论在把他自己的“我”绝对化的同时，也扰乱了这个“我”。“如果没有神”，他断言，“那么我就是神。[……]如果有神，那么全部意愿就都是他的，我就无法逃避他的意愿了。如果没有神，那么全部意愿就都是我的，我就被迫要肯定我的自由意志了……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理念，比神不存在这个理念更高了……人只是为了活着不用自杀才发明了神，这便是迄今为止所有全部世界历史的意义。在全部的历史上只有我，第一次，不愿发明神。”
尼采正是在沉思这几页文字的时候，才把神之死构想为现代性的根本事件：“近来最重大的事件——‘神死了’，对基督教的神的信仰变得无法接受了这件事——已经开始在欧洲投下它最初的阴影。[……]但实际上，也可以说，这个事件本身实在是太过于重大、太过于远、太过于超出(alieno)多数人的理解，以至于甚至都不能说它的消息已经传到了。”
对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神的死和虚无主义的到来意味着某种如此可怕，以至于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接受了它，就一定会从头到尾彻底质疑自身存在的东西。这一次，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可靠的先知。虚无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的常态，可和基里洛夫不一样，今天的普通人在与这个事件——神的死和虚无主义的到来——共同生活的时候，好像既没有痛苦，也不会去思考它，严格来说，仿佛它就不是回事。我们必须应对的，正是这种没有任何波动的（piatto,平的）、冷漠的虚无主义，我们应该思考的，也正是这种正常的、日常的“无”。而如果就像尼采本人指出的那样，完成了的、被真正当作虚无主义(come tale)来把握的虚无主义是人类摆脱自己死的命运的重大机会，如果就像本雅明所想的那样，虚无主义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是什么阻碍我们真正地把我们的事业建立在‘无’的基础上并在‘无’中寻找摆脱西方命运的出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无’变成我们的常态？”
2026年8月27日
注释：
[1]奥托·维甘德(Otto Wigand, 1795-1870)，德国著名出版商和书商。除出版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外，他创立的出版社还出版了大量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奥托的弟弟格奥尔格·维甘德(Georg Wigand, 1808-1858)也创立了一个出版社，主要出版插图书和通俗读物。
[2]即《父与子》。
人类的破产
对于今天追问人类命运的人来说，反思破产（fallimento）这个法律概念是有用的。一个发现自己经济亏空、无力偿还自身债务的企业家请求宣告破产，首先是为了保护债权人，但同时，也是为了通过把个人性质的资产和权利，以及维持本人和家人生活之必需排除到破产的财产范围之外，从而限制债务人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破产管理人（他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这个人物很重要。他或他们由法官指定，负责管理破产的财产，并执行必要的操作，来满足债权人的利益并保护破产的债务人。债权人一方则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与管理人合作实施必要的程序。
人类目前的处境可能就类似于一个被迫宣告自己破产的企业家。由于人类肯定不再有能力偿还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包括和土壤一样深受污染的大气）不断欠下的债，故而，债权人委员会除土地和空气各方面的代表外，还将包括那些灭绝了或濒临灭绝的生物。至于管理人，也可以形成一个委员会，由各国提名的明智之人组成，目标是满足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致力于确保破产的人类在“死”后还能活下去（sopravivenza）。我们可以问，这个程序会成功地达成它提出的目的吗？可对处于精神全面亏空（一如既往地，这个精神的全面亏空，又转化为人类生活一切领域的亏空）状态下的人类来说，这个程序代表着拯救的唯一具体的可能性。像今天我们经常假装相信的那样相信那一个个单个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在不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的这一状态——即破产和无力偿付对自己生活的土地欠下的债——的情况下协调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自身的生存，是一种幻觉，一种经常在“坏的相信”（male feda，自欺）中维持的幻觉。
202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