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课堂上，我观察到一个有些矛盾的现象。坐在同学们中间时，我经常能听到他们私下讨论各种问题。有些想法很新鲜，甚至让我感到惊讶。但到了正式的课堂展示环节，大家却往往变得沉默。这些年轻人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到了需要公开表达的时候，反而不愿意说了？带着这样的困惑，2026年10月25日，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永谋展开了一场关于AI时代青年处境与教育问题的对话。
刘永谋长期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及其背后人的处境。作为一名同样成长于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时代的青年研究者，我也希望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助教工作和生活观察出发，与他讨论那些困扰着年轻人的问题。从AI对人际交往的改变，到年轻人的课堂沉默与就业焦虑，再到人的机器化和教育的意义，我们的讨论逐渐深入。当AI越来越擅长思考、表达和完成任务，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价值？
我们越来越习惯和AI聊天，却越来越不愿意和人说话。
谈到人工智能，刘永谋表达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看法：相比AI技术本身，他更惊讶于它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冲击。这种冲击已经从知识生产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甚至进入了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有人每天和AI聊天，有人将AI当作情感伴侣，还有人在恋爱中遇到问题时，习惯先请AI帮忙组织语言。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接受AI成为自己的交流对象？
刘永谋认为，这恰恰与人的本性有关。人是一种需要交往的存在，但真实的人际交往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摩擦、误解和困难。AI的出现，让人们有机会绕开其中一些令人不舒服的部分。社交本身就是有社交障碍的，就是有社交摩擦的。它不光有爱，还有爱恨情仇。在他看来，这些交往中的困难，并不是应当被彻底消除的障碍。经历摩擦、理解差异、处理冲突，本来就是人成长的一部分。
而随着AI Agent（人工智能智能体）的发展，变化可能更加深刻。过去我们购买商品、安排旅行、处理事务，需要与其他人沟通。现在，这些事情可以由智能体代为完成。人们获得了便利，却也减少了某些直接交往的机会。
刘永谋将其概括为交往结构的转变：AI正在从一种辅助交流的工具，逐渐成为人们交往活动的中心。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可以通过AI避免许多社交困难时，我们是否也在逐渐失去面对真实关系的耐心？
明明有很多想法，为什么一到公开表达就变得沉默？
周明妹提到：“我这一学期在做一门课的助教，带的是今年大一的学生。我坐在同学们中间，有时能听到他们私下讨论一些很新奇的问题。但是到了课堂展示环节，大家就会沉默下来。为什么这些学生明明有很多想法，却不愿意表达出来？”
刘永谋并没有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年轻人缺乏个性。相反，他认为年轻一代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而且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往往比我们想象得更大。
他分享了一个自己与00后学生交往的例子。过去，师生聚餐是一种常见的交流方式。老师与学生、师兄师姐之间通过聚餐相互了解，建立联系。但在与一些年轻学生交流时，他发现，对方并不一定认同这种交往方式。有些学生会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为了维系关系而参加聚餐，即使是老师请客，也不意味着自己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刘永谋并不认为这种想法一定是错误的。他更感兴趣的是，不同世代对交往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人有自己的逻辑、边界感和生活方式，这恰恰体现了人的丰富性。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当下的年轻人可能在私下交流中很活跃，却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在网络上愿意表达，面对面时却更加谨慎。这种现象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AI。不过，智能手机、网络平台以及AI产品的长期使用，确实可能参与塑造我们的交往习惯和表达方式。
有些同学在表达之前，会先向AI确认自己的逻辑是否清晰，再模仿AI的语气组织语言。当AI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调用的表达范本，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用机器的标准要求自己？
为了不被AI替代，我们是不是反而把自己变成了机器？
如果说模仿AI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可能使人的表达趋于机器化，那么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发现AI在情感、创造力或其他方面不如人类，于是为了不被替代，开始刻意训练这些能力，这是否也是一种被技术规定的发展？
周明妹问道：“如果我们为了和AI不同，或者为了高于AI，刻意打造自己的情感能力、创造力，那是不是也是以一种技术价值来约束自己的发展？技术不应该让人更加自由吗？”
刘永谋对这个追问表示赞同。“你讲的这些情况，它也属于一种异化。也就是我一定要跟它比一比，我要跟它不同。”“你为什么要跟AI去竞争？我自己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跟AI竞争？”
人们常常讨论AI会替代哪些工作，哪些能力是AI暂时不具备的，以及年轻人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但我们似乎很少追问：为什么人的成长必须围绕与AI竞争展开？如果我们为了适应AI而改变自己，可能是受到技术的影响；如果我们为了战胜AI而刻意塑造自己，同样可能是在以技术为中心理解自身的价值。两种选择看起来相反，却都可能让AI成为衡量人的尺度。
刘永谋认为，这种压力并非完全来自技术本身。人们之所以不得不与AI比较，与就业竞争、社会评价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技术可以被用于不同的社会目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组织和应用它。因此，人的机器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越来越习惯用效率、功能和可替代性来评价自己。
当一切都可以计算，我们还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吗？
在刘永谋看来，AI时代人的机器化还与一种更深层次的技术理性有关。
他谈到了计算主义、功能主义和技制主义。例如，选择一门课程时，我们会考虑它是否容易拿到高分；选择专业时，我们会考虑它是否有利于就业；与人交往时，我们有时也会计算自己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能够获得的回报。这些考虑并非毫无道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收益和功能衡量一切，那些不能直接转化为成绩、效率和回报的经验，又应该放在哪里？
刘永谋说：“我上这个课，老师讲得好不好不重要，我听不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给我绩点。”他以这样的例子说明，当计算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学习活动本身的意义便容易被外在结果遮蔽。类似的逻辑也可能进入人际关系。我们会问一段关系能提供多少情绪价值，一次交往是否值得投入时间，一项学习是否能够直接帮助就业。原本丰富的生活活动，逐渐被理解为实现某种功能的手段。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否只能用功能来衡量？学习是否仅仅为了取得一个可以交换的结果？
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该考虑现实收益，而是提醒我们，现实收益并不能穷尽生活的全部意义。刘永谋所担忧的，正是当技术理性成为理解人的主要方式时，人可能逐渐按照机器的逻辑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年轻所的焦虑的，或许不仅是某一天自己的能力被AI超过，更是当能力和效率成为主要评价标准时，我们还能凭借什么理解自身的价值。
如果AI什么都会，教育究竟还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访谈的最后，问题重新回到学生自身。
周明妹问道：“在AI时代，教育到底应该注重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学生又应该把自己的热爱或者追求放在何处，追求一种什么样的进步？”
刘永谋认为，AI的发展正在冲击不同专业的工作方式。年轻人不能仅仅寄希望于选择一个不会被AI影响的专业，而应更加重视实际能力的培养。思维能力、批判性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动手能力，都是值得认真训练的方面。但这只是教育意义的一部分。“我们的教育不完全是为了就业。”
在他看来，教育不仅传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还承担着传递生活经验、价值观念与人生意义的作用。我们从上一代人的经验中了解人可以怎样生活，又在新的环境中重新理解、调整甚至改变这些经验。因此，教育不只是帮助人获得完成任务的能力，也帮助人形成理解生活的方式。
刘永谋特别强调：“人是一个会问意义的动物。”我们不仅会问一件事应该怎样做，还会问为什么要做。为什么学习？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建立亲密关系？为什么选择某一种生活？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提高效率得到回答。而AI的发展，恰恰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如果未来的工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如果人们的寿命进一步延长，如果上一代人的生活经验不再足以回应下一代人面对的处境，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人生的意义？
刘永谋认为，这不仅是年轻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哲学家必须回应的挑战。AI时代可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既有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教育的意义，也因此不能被简化为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技术变化、在就业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人。它还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理解自己的生活，形成自己的判断，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值得追求的事情。
写在最后：我们究竟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问题不仅关乎AI的使用方式，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
我们是否一定要比AI更有效率，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是否一定要把情感、创造力和交往能力培养成某种竞争优势？是否允许自己做一些没有明确回报、不能立即产生结果，却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刘永谋在访谈中反复强调的人的丰富性、真实交往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对于人生意义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向。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越来越多的任务，但我们仍然需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理解差异，在学习中形成判断，在真实生活中探索自己的追求。
AI时代，我们当然需要学习如何使用更强大的技术。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让技术成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尺度。或许，比起不断追问“怎样才能不被AI替代”，我们还应该认真问自己：如果不必时时证明自己比AI更有用，我究竟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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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长期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哲学及智能革命带来的社会与人文问题。
周明妹：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