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理暗示学生愤怒正被操控 指激进左翼利用学生运动

法国人热爱抗议的热情在欧洲是出了名的。

过去几年，我们经常看到农民因昂贵法规而愤怒，把粪肥扔向地方市长办公室；而戴着面具的年轻人则定期在弱势城区向防暴警察投掷自制手雷。

过去三周多以来，数千名学生封锁高中入口，并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本周六（10月17日），法国各地已宣布将有数百场新示威活动。

预计学生将与工会及所谓“黄背心”（gilets jaunes）运动的重要人物一同参与。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本周暗示，学生愤怒正被操控，因为明年总统选举的政治气氛日益升温。

黄背心运动自2018年起反对生活成本上涨，持续超过一年，成为法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抗议运动之一。

黄背心运动的重要活动人士杰罗姆·罗德里格斯（Jérôme Rodrigues）透过 Instagram 鼓励民众加入周六的示威。

他在影片中表示，抗议应让那些“希望能够体面生活、不再需要精打细算每一分钱、不再需要在吃饭和开车之间做选择”的人发声。

他补充说：“愤怒不属于政党。空空如也的冰箱也没有政党偏好。”

那么，欧盟第二大经济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社会动荡、政府借贷成本高到令人咋舌、法国议会深度分裂，以及看似旋转门般频繁更换的法国总理——过去五年已有六位总理——他们都声称要削减国家公共债务。

法国是否濒临崩溃？这一切对法国人占极大比重的欧元货币（Euro）意味着什么？

经济学家安妮—劳尔·德拉特（Anne-Laure Delatte ）告诉我：“你不能把法国跟2012年的希腊债务危机或2001年的阿根廷相比。金融市场也知道这一点。”

她是巴黎第九大学（Dauphine University；多芬纳大学）经济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终身研究员，是法国媒体讨论该国公共债务困境时的常客。

她告诉BBC：“市场早在2024年就意识到，提前选举后议会深度分裂成三个对立阵营，我们会有预算问题，但他们也明白法国是个大国，必要时有能力加税。”

德拉特认为：“我们的情况更像2023年英国的利兹·特拉斯（Liz Truss）。”

她指的是时任英国首相所谓的“迷你预算”，导致英镑大幅贬值、政府公债殖利率飙升，以及房贷利率暴涨。

她向我解释，“危机相对短暂，因为市场认为英国有金融工具可以自我修正。”

她总结说：“在法国会很痛苦，但增值税提高4%就能筹到填补政府债务所需的1200亿欧元（1345亿美元；8999亿元人民币；4.35兆元新台币）。投资者知道这一点。”

理论上也许如此。而且，正如德拉特教授也指出的，如果法国财政崩溃到影响其他欧洲经济体，欧洲央行很可能会介入。

但许多法国公民已明显对现状不满，若再加税或进一步削减福利与教育预算，反应可想而知。

法国的国家格言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在沸腾的街头和病毒式社交媒体贴文中，你绝对感受不到这种氛围。

本周我遇到了17岁的麦西姆（Maxime）、玛德琳（Madeleine）和埃洛迪（Elodie）。

她们坐在巨大的绿色垃圾桶上，这些垃圾桶被用来堵住他们高中的入口，这是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她们说：告诉我，巴黎第三区的情况已经够糟了，教室墙上有洞，班级人数过多，教师短缺，但这些青少年非常清楚，首都外围弱势的贫困郊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法国喜欢谈论平等（égalité），但现实是，这里的穷人受到歧视，而富人却从中受益。”她们强调。

三位学生都还未达到参加明年春季法国总统大选的投票年龄，但他们质疑，执政者的更迭是否真的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三位年轻女孩告诉我，大规模抗议似乎是让法国当局听到她们声音的唯一方法。

她们是法国桀骋不驯传统的一部分。

19世纪法国大革命经典《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孤星泪》）作者、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示威者的文化偶像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宣称：“如果你们不满意，就去示威，去高喊，去呐喊，但不要哑忍。”（Si vous n’êtes pas contents, manifestez, criez, hurlez, mais ne subissez pas.）

周四（15日）走在巴黎抗议学生人群中，我遇到几位妈妈，她们脖子上挂着标语牌，写着：“团结的妈妈们。”

我问她们是来抗议还是保护孩子？回答斩钉截铁：“两者都是！”

37岁的葛温（Gwen）告诉我，她和其他母亲每天早上轮流在当地学校封锁行动中，协调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关系。

这是在本月稍早抗议中，导致数百人受伤、朗斯镇（Lens）上一名15岁男孩在冲突中失去一只手后，对警察暴行的指控不断增加——法国内政部否认——之后发生的。

法国内政部长此后已暂停警察在高中示威中使用震撼弹。

葛温女士告诉我，她不介意儿子因封锁而缺课数周。“让他醒来意识到公民责任、为社会正义而战，对他来说是更好的教育。”

在周四的示威中，我也遇到17岁的萝拉（Lola）和她的母亲桑德琳（Sandrine），她们一起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革命是人性最美的表达。

萝拉骄傲地告诉我说：“我妈妈在1968年上街抗议。现在轮到我了。没必要等法国总统选举。我们现在就要改变。”

1968年5月巴黎的学生抗议，在法国是个传奇。

要求改善教育的诉求激发工人加入游行，最终演变成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总罢工。它为一代人树立了革命动荡的标准，也被认为为法国左派创造了新机会。

不过，现在距离法国本已充满变数的总统选举还有六个月，有人指责极左派势力在总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领导下，正在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

“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LFI）成员正在利用高中生运动来谋取选举利益，”勒科尔尼周三（14日）表示。他指责他们鼓励抗议活动，然后敷衍了事地谴责任何暴力行为。

“这种虚伪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勒科尔尼说。

但你常会在街头听到学生们高喊“梅朗雄当总统！”的口号。

几位示威者告诉我，支持者们很欣赏他希望在法国征收财富税，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6 岁，并且是唯一一位亲自到法国学校考察状况的总统候选人。

对于法国总统竞选中备受瞩目的民族主义且以反移民为号召的候选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来说，解决办法是削减法国对欧盟预算的110亿欧元献金。

不过，我们或有理由怀疑，无论是左翼或右翼的新任法国总统，都无法打破法国财政僵局。

目前，法国在欧洲并非孤例，它面临着人口老化、庞大的福利体系需要运作以及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的贸易关税和海湾战争等外部压力挤压的国民经济。

此外，无论是在法国、德国、瑞典或意大利，政治人物都不愿向选民坦白公共财政缩减的真相，国防机构要求增加国防开支，而公民则坚持要求改善公共服务，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

在法国，这种压力尤其尖锐。

法国公共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7%，是全球富裕国家中最高的之一。

社会支出——尤其是退休金——异常庞大，而法国公民缴纳的总税收与社会捐款负担在欧洲也是最高之一。简单来说，他们期望福利与公共服务物有所值。

但经济学家德拉特称她不认为换一位新总统就能缓解她国家的财政头痛。

她告诉BBC：“我们需要修宪，一个新体制，一个新共和国。”

她解释：“我们的第五共和是以强大的总统为中心。议会的存在是为了阻碍他或她，而不是寻求共识或制定新法律。”

她说，法国若要进步，这必须改变。她又认为，2027年总统选举后的法国议会选举很可能一如既往地分裂：“我们需要一个议员拥有更多权力的体制，并应从欧洲邻国学习共识与联盟建立。”

在她看来教育必须得到保护，资金应更好地分配，因为这是对法国财政未来的投资。

她强调：“我们目前教育不平等与教师低薪的体制，意味着我们错失了从整个法国社会中受益于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这不仅对个人不公平，我们的经济最终也会在创新与生产力上受损。”

目前修宪并不在考虑之列。那么，眼前该怎么办？我问法国中间派政治人物安妮—凯瑟琳·洛伊西耶（Anne-Catherine Loisier）。

她是法国参议院中间派联盟的参议员，也是议会科学与技术小组的副主席。洛西伊耶和几乎所有政治光谱上的法国主要政客一样，表示抗议学生“必须感觉被听见”。

她向BBC承认：“我们的预算有限，但不一定需要更多钱。你可以透过更好地重新分配资金来改善。教育在法国是地区职权。每个地区都应审视地方需求，并相应处理优先事项。这项行动可以立即采取。”

我问她是否同意英国首相，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的看法，即地区应被赋予更大权力。她回答：“绝对同意！法国传统上非常以巴黎为中心，但透过去中心化可以改善很多事情。”

她强调：“我的法国没有破碎。我不认得媒体呈现的那个形象。我的国家由许多个法国组成。巴黎、地区；法国北部与南部。我们需要把权力还给人民。地方政府可以直接看着人民的眼睛，让选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掌控权，而不是政客从高高在上的巴黎决定他们的命运。”

“这样我希望我们能恢复选民——以及学生——对政治的信任。”

这是左右两派政客在明年法国大型选举前都会听到的承诺。

但这里——以及欧洲大多数地方——的民调显示，法国人对政治阶层的信任正日益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