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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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袁莉在节目里说，应该是1976年——一个炎热的七月下午，一位到访的邻居在河南洛阳看见习仲勋和习近平都穿着内裤坐在家里抽烟。父亲仍在下放，儿子是清华的工农兵学员。父亲交给他的功课，是背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这个细节出自美国学者唐志学（Joseph Torigian）的习仲勋传记。在不明白播客的访谈里，主持人袁莉复述完这个场景，唐志学没有把它当成温情的家庭回忆，而是先替读者提出了疑问：“但是，锻炼的方法为什么是背毛泽东的著作？习仲勋是恨死文革的，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
他没有给这个疑问一个干净的答案。按袁莉开场时的介绍，这本传记有七百页；写在里面的，是一个按唐志学自己的计算被党整过五次、比邓小平多两次，同时也整过很多人的干部：延安整风时找间谍的一把好手，深圳特区的推动者之一，也是欣赏朝鲜纪律、支持严打的人。这场访谈追问的不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当今天的中国人被要求从父辈的斗争史里学会牺牲，这段被当成教材的历史本身是什么样子？
被整过的人为什么整人
袁莉列出了习仲勋的少年履历：十三岁入团，不到十五岁参与毒杀学校教务长的行动，十九岁已经坐过两次牢、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兵变，二十一岁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唐志学说，习仲勋自己讲过，他走上革命道路时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但内战、军阀、饥荒和帝国主义都是当时年轻人看得见的问题。蒋介石1927年开始屠杀中共之后，白色恐怖之下党要他和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干，用唐志学的话说，“习仲勋不参加就不义气”。
延安整风把这批人变成了另一种人。唐志学在书中形容习仲勋主管地区的抢救运动既荒诞又恐怖，在访谈里说得更直接：延安时代，习仲勋在坦白运动和抢救运动中整过很多人。难解释的是时间顺序——1935年习仲勋自己被整过，他肯定知道那些被迫写下的自供绝大部分是假的。
唐志学给出的第一层原因不涉及人格：“党叫习仲勋找间谍，他怎么能说没有间谍？”当时延安很怕胡宗南打进来，找间谍找得厉害的不止他一个，彭真、刘少奇、胡耀邦都很积极。第二层原因是感激：1943年毛泽东说，他当年在江西的处境跟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在陕西的很像，都是被教条主义者整——挨过整的人听到这话，不可能不高兴。
至于整风要解决什么，袁莉从书中读到的说法是：如何把一群怀有浪漫和英雄主义情怀、立志救国的年轻个人主义者，变成一支高度纪律化的力量。她接着念了书中所引一位中国学者的判断——唐志学随即说明，那是历史学者黄道炫——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每一个党员的自我意识发起全面的冲击，而这个目标也正是整风对象自己所理解和接受的。唐志学说她的理解完全对：毛泽东认为要改变中国就需要一个完全听他的组织，而当时也有人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民主与科学。“毛泽东选的是斗争的道路，不是启蒙的道路。”
统战：友谊也要按党的原则
书里有很多章讲统战。在唐志学的排法里，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军事专家，陈云是经济专家，习仲勋则是党内最重要的统战专家之一。毛泽东称统战为三大法宝之一，但唐志学说，统战工作非常难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本来就不好区分；要收买一个人就得让他说心里话，可他尾巴翘得太高，党内又会说你右了；党内经常也看不起这项工作。
习仲勋在其中不是和事佬。唐志学说他有非常硬的一面，原则也清楚：“习仲勋是服务党的，不是服务统战目标的。”但他相信习仲勋与班禅喇嘛几十年的交往有真实的一面，只是这份友谊同样按党的原则运行。袁莉追问那份友好究竟是工作还是真心，回答保留着推测的边界：“我觉得习仲勋应该认为革命的友谊就是真实的友谊，他可能是这么想的。”对50年代的天主教徒，他做得更敷衍，甚至可以说是忽悠。
左和右由谁来决定
袁莉把读完全书的印象摆了出来：从延安整风、土改到反右、大跃进，习仲勋常常从比较温和务实的路线开始，却几乎每次都被拉回到执行更强硬的政策上。唐志学只是部分同意：有时候习仲勋一开始就很左，这些运动本来也就左；更重要的是，他的最终目标跟别的干部完全一样，分歧只在办法。
在他看来，左和右这两个词本身就不是描述性的：“分成左、右，是政治斗争的形式，只有党的核心领导人可以决定，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权力所在。”一个干部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很左、在另一个问题上很右；被扣帽子是政治生命的问题，这些人最恨别人这么说。
标签的问题最后落回习仲勋自己身上。他晚年说，自己没有犯过左的错误，没有整过人。唐志学没有绕开：“习仲勋当然整过人，作为党员能不整人嘛？至少可以这么说：很多人认为习仲勋整过他们。”至于那句自我评价从何而来，他一口气列了六种可能，并且拒绝挑选：
习仲勋为什么说没有整过人，是因为那时候他是被迫的？是因为他认为他整的人是该整的？是因为整错之后他道歉了？是因为他觉得他整人没有别人厉害？是因为虽然整过人，但是他没让人知道？还是因为胡耀邦被整掉，他在说气话？不知道，都是推测。
改革派这顶帽子同样经不起细看。唐志学承认，习仲勋是深圳特区的制造者之一，是胡耀邦最重要的助手，1987年的生活会上杨尚昆说他走得比胡耀邦还远。但他要求同时记住另一面：“他很欣赏朝鲜的纪律，他不喜欢人骂党，他怕乱，他支持严打运动。”起初他还反对包产到户。
袁莉提到，唐志学在书的前言里写过，有不少中国人说习仲勋可能是最有人性的、最好的或者最善良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她问这是不是太夸张。唐志学没有反驳：写这本书不是要证明习仲勋其实很坏，而是要让人看见他身处什么样的系统，“如果很多人都说他是最好的，那最好的又是什么？”
洛阳家属院里的哭声
被这套系统塑造的人，也被它损耗。袁莉概述了书中的文革遭遇：习仲勋被红卫兵从下放地洛阳绑到西安，多次被批斗，被狠毒地打过，被单独囚禁，1975年才送回洛阳。此后他非常爱哭——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大哭三天；书中引述一位中国记者的说法，当时洛阳工厂家属院的邻居都能听到他的哭声。
晚年在北京和广东，都有人说他精神失常。袁莉直接问：这是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是他确实疯了。唐志学拒绝下诊断，理由有四条：中文不是他的母语，医学词汇不熟；材料不多而且互相矛盾，党内的谣言本来就多；他不是心理学家，而心理学家不亲自诊断就没有资格判断精神状况；最后，按他自己加的限定——如果他没有理解错的话——鲁迅《狂人日记》的题目之一，就是什么叫发疯本身是一个极其争议性和政治性的问题。
拒绝诊断不等于回避：“但是话说回来，写习仲勋，不写他的精神状况也不行。”他说，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多少有些精神问题并不新鲜：闹革命时多次几乎丧命，建国之后政治气氛紧张，人人都怕。
至于病因，唐志学把可能性摊开而不合并：可能不完全跟政治有关，也可能跟基因有关；但这个人一辈子经常梦到年轻时差点被杀，被自己的党整过很多次，也因此牵连了很多人，为此内疚，晚年党还是让他去做违心的事。他把守纪律和精神损耗连在一起：“守纪律可能是理性的，但是作违心的事情对一个人的精神可能会有害的。”他也提醒，习仲勋的状况时好时坏，晚年仍然经常很尖锐。
严父、后门与一个更好的问题
这个在洛阳哭出声来的人，同时是一个以严厉出名的父亲。袁莉介绍，习仲勋两次婚姻有七个孩子活了下来，长女习和平在文革中自杀，习近平是他与齐心所生四个孩子中的老三。也是袁莉说的：习仲勋对孩子非常严格，打孩子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但他也爱孩子。她还复述了书中一个细节——习远平说，小时候最怕爸爸半夜回来把他和近平拉起来洗澡，因为习仲勋自己洗完不想浪费水。
唐志学名下的说法要窄一些：按李锐日记和齐心自己的话，习仲勋对孩子特别严格，甚至到封建礼法的程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习仲勋毕竟是农民，陕西乡下的家教确实很严；但他说还有一点很重要：“习仲勋把习近平看成革命的接班人，习仲勋要习近平当成一个有血气的战士。这样的父亲能宠坏他的儿子吗？”他把这份严厉放回时代里：五六十年代，老一代同志普遍担心上高干子弟学校的下一代不是够格的接班人。
被父亲连累的部分来得更早。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被打倒时，习近平九岁，先是被干部子弟孤立，文革开始后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批斗、被关押，最后到陕北很穷的地方插队七年。唐志学补充，他做知青时多次申请入党被拒，正是因为父亲的关系；而习仲勋对习远平说过，你跟你哥哥不一样，习近平做过知青，那是最苦的地方。唐志学相信，这样严格是为儿子好——在习仲勋看来锻炼是好事情，而他自己因为家庭被牵连而内疚。
可是同一个父亲也为这个儿子开了后门。袁莉说，书中提到一些非常尊重习仲勋的人遗憾地认为，帮习近平搞裙带关系是他一生少有的黑点。节目里随即摆出更尖锐的矛盾：习仲勋私下也骂高干子弟口碑太坏、会影响党的威望，支持自己的儿子不就是双重标准。唐志学承认只能推测：也许习仲勋认为儿子不一样——很多高干子弟当过早期红卫兵，习近平好像没干什么特别坏的事（袁莉补了一句：因为父亲被打倒，他进不了红卫兵）；也许只是爱子心切。
作用可以一件件数。唐志学相信，习近平清华毕业后能到耿飙身边工作，习仲勋起过作用；中央组织部青干局的阎淮专程到河北见他，若不是习仲勋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他认为不太可能。但父亲的位置也有反效果：河北省委书记不买账，把习仲勋的话拿到会议上念了出来，习近平只好转往福建。
习近平自己怎么讲？袁莉念了他2000年任福建省长时的一段话：“说到我从政，很多人联系到我的家庭。坦白地说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这种有关系决非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对权力接触少的、距离远的人，老把这些东西看得很神秘、很新鲜，而我看到的更多不只是面上的东西，不仅仅是权力、鲜花、荣耀和掌声，也看到了牛棚，看到了世态炎凉，对政治的认识也有一层更深刻的东西。”唐志学的评价分成两半：不愿别人认为自己靠父亲被提拔，这很容易理解，“他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讲的太绝对”——父亲的影响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也不能说没有。
也是在这里，唐志学把常见的问题倒了过来。很多人问的是习近平为什么会忠于一个严酷迫害过他父亲的组织；他认为更好的问题是，习近平怎么会背叛父亲为之做出过如此巨大牺牲的党。答案落在苦难的解读上：文革之后，有人去补回失去的时间，有人追问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有人由此走向普世价值与宪政。
“习近平也说过，他服务党也是为了避免类似文革的悲剧再次发生，但是他要走的道路是自我革命，他要的是强势的政权，不是被限制的政权。”同一段家史里长出了不同的路——唐志学提醒，连习近平自己的兄弟姐妹，走的路也跟他不一样。
延安整风的下一代
唐志学愿意确定的，是习近平最想解决的问题：结束中国政权五千年的周期性。支持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认为，没有法制、没有宪政就走不出这个循环；习近平认为还有更好的方案，就是自我革命，不断以革命传统洗礼中华文化。而这场自我革命的教材，恰恰是父辈的历史：“自我革命就是要拿他父亲那一代人的历史来训育每一代的中国人。”这也正是他认为习仲勋值得研究的原因——“如果要用历史来救中国，那这个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肯在书里给结论。在习近平的中国，历史只有一个用途，就是训育下一代，说到底是拿父亲的历史当作自我革命的工具；唐志学把自己的做法放在对面：“历史在习近平的中国只有一个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自我革命要解决两件事：接班交到可靠的人手里，年轻一代学会自我革命。第一件事的教训就在书里——高岗、彭德怀、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曾是可能的接班人，都与习仲勋关系密切，也都吃过大苦。唐志学由此推测，习近平修改宪法可能与此有关：接班政治既然这么危险，那就不要接班好了。
第二件事更难。唐志学说，习近平近来谈到对第三代、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青年非常担心，并念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算起来，在校高校学生大概就处在第三代、第四代这个范围，以后还有第五代、第六代以及十几代、几十代人的问题。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我们不能输，也输不起。我们一定要警醒！
解决办法仍然是吃苦：他要年轻人学会吃苦、学会牺牲、学会斗争，润学和躺平在他眼里因此是致命的。袁莉提到，新华社一篇汇总习近平对年轻人讲话的短文里，吃苦出现了二十九次，她认为这脱离今天年轻人的现实。唐志学把这套要求接回开头的那场运动：第一代经过共产革命，第二代经过文革，第三代要经过自我革命——“这是延安整风的下一代。”
这个类比的边界是唐志学自己划的。他说习近平大讲斗争、大讲自我革命，“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不要走文革的路，而且还大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几样原则上可以同时成立，难的是具体怎么做，而执行的人一直在揣摩他最在乎的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他还提出另一处区别：毛、邓时代政治局和常委很多时候根本不开会，“习近平可能不认为他在搞毛式或邓式的独裁，他至少经常开会”。
他也没有把这套要求写成纯粹的荒谬。袁莉问，这跟动不动就要躺平的年轻人不是非常脱节吗。唐志学没有顺着嘲讽走：八十年代习近平注意到，文革之后没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他可能认为八九年的爆发也跟这种价值真空有关，所以人必须有理想。“我没有觉得习近平这么想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很多人确实是需要为一个比他们自己大的事情服务”——只是，习近平要的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意识。
这条路走不走得通，他不作保证：“中国的年轻人还要继续革命吗？受苦对他们有意义吗？”他说自己没有把握。2018年4月——袁莉说，那正是习近平修改宪法以终身执政的月份——李锐在病床上对到访的胡德华说，“习近平的父亲是个好人，可悲的是他有这么一个儿子”。袁莉问习仲勋若知道儿子治下的中国会不会觉得可悲，唐志学说这个问题他没办法回答；他愿意说的是另一层：“如果习近平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党好，我不认为习近平在想他做的违背他父亲的遗产”。
访谈接近结束时，唐志学提到文革最讽刺的地方：毛泽东亲自发动文革的原因是要解决接班问题、不要修正主义，结果却加速了他身后中国走向另一个方向。他把同样的悬念留给今天：“但是我好奇的是，他这样做是能确实巩固他百年之后中国往哪个方向走，还是加速他去世之后中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1976年洛阳那个下午，一个恨透了文革的父亲，让儿子背下发动文革者的著作，理由是锻炼。半个世纪之后，儿子把父辈受过的苦编成全国的功课，理由仍然是锻炼——只是照唐志学的观察，这一次他不打算再走文革的路。这门功课的教材，正是那七百页里的那个人：一个被整过五次、也整过很多人、哭声曾经传出洛阳家属院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