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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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史宗瀚在海淀找吃的。宾馆旁边一家小馆子，东西不贵，他进去点了几样。据他回忆，吃饭时邻桌的人突然抽起烟来——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那几个人看着像司机，老板并不管。他把这件事当成一种解释：餐馆也不傻，要把客人招进来就得管得松一点；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但自己开餐馆还是要营业。
说到金融体系，他的判断完全相反：“没有其他国家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控制有中国共产党那么强。这真是前所未有的。”
一支管不住的烟和一套前所未有的控制并不矛盾。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该院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Shih）十月刚去过中国。他回顾2025年、展望2026年时给出的既不是崩塌也不是转机，而是一种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的结构：出口很好，顺差很大，官方数据打过折扣之后仍在增长，而消费、房地产和就业同时下沉。这场对话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这套结构什么时候出事，而是它靠什么维持，维持它的账单又记在谁的名下。
官方数据要先打一个折扣
主持人袁莉先摆出一个缺口：中国官方称上一年GDP增长4.9%到5%，美国智库荣鼎咨询的研究却认为实际增速只有2.5%到3%。她引述该报告的判断——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在连续十个季度通缩的情况下实现5%的实际增长。
史宗瀚承认缺口不小，说官方数据一直有水分，看的时候通常要打个折扣。水分在哪里，他给了一个算法：2024年推出的“两新”政策用财政资金补贴消费者买家电和汽车，一辆原价十万的车，政府补一万，同时把压力转给车商，要求再降价，价格可能压到七万；但上报的销售额度可能仍按十万计算，实际卖出的只是七万块钱的车。另一处是通胀——他说消费者价格仍在上升，只是没有报出来，而传统上拉高GDP最容易的手段，就是压低通货膨胀的数据。
荣鼎报告点出的另一处矛盾是固定资产投资在下降、资本却仍对GDP做正向贡献。他先给了一个技术性的可能：固投包含土地价格，资本形成只算新投进去的资金，地价这几年一直在跌，两个数字确实可能反向。随后他收回了这个解释，说自己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所以数据应该还是有水分——地方政府普遍没钱，它们投进去的资金到底有没有真比上一年多，本身就是疑问。
他更确定的是钱换了来源。以前中国政府的赤字主要集中在地方，2025年中央发债发得比较厉害，把资金投向各类项目，也投给地方政府去解困。折扣打完之后剩下的那部分增长，很大一块是中央借来的。
一个“低阶层的均衡”
关于消费，他的说法不是继续恶化，而是触到某个地板。“我觉得零售业应该不会继续恶化，会有一个低阶层的均衡。就是说大家都没什么钱，但是还需要吃饭，还需要买。”
这块地板的形状可以从数据的分岔看出来。他说餐饮业整体并不好，但网购餐饮在上升，因为便宜，大家拼命上网订餐；买东西也一样，网购还在涨，去商场买比较贵的东西的意向就比较弱。2025年的零售数字之所以好看一些，一是“两新”的折扣让家电和电动车卖得动，二是黄金——出于投资意向的抢购把数据拉高了一块。
把这两项拿掉，剩下的部分并不乐观。他挑了两个最能说明问题的品类：食品和餐饮，经济真在改善时每年会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现在只有2%、3%，扣掉通胀更低；药品在老龄化社会本该走强，去年也只有3%、4%。他还提醒，“两新”这类政策的效果时间一长必然减弱——有点积蓄的人在刺激下会换一台洗衣机、一台电视，但不可能每年都买。
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更持久的刺激？他说整体比较困难，原因在财政。地方政府基本上完全透支，除上海和广东以外没有太多自己的钱，有的已经发不出工资，卖掉资产也补不上，全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和中央给的发债额度维持。
要大规模刺激就得中央出钱，而中央自己的赤字也在上升，并且不愿把资金用于刺激消费——高科技投资成本高，国防要办，维稳经费也不低。袁莉替决策者把这份清单念了一遍：军费、所谓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投入、维稳，都是硬性支出。史宗瀚的结论是，福利、社保、医保开支大幅上升的机会比较低；官方最近说要稳步提高，但会不会真的提上去是一个疑问，因为要扩张这一块就得压缩别的。他愿意承认的只有一点：可以慢慢拉上一些，一下子把整个局势改变，可能性比较少。
三亿工人变成两亿之后
袁莉问，就业问题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他的回答没有余地：当然是结构性的，而且这种结构性问题全世界都在面对，大数据模型开始替代比较底层的白领工作，美国已经出现，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中国的部分他分成两层。蓝领这一层过去十年持续被机器人替代：“第二产业的员工，也就是工厂里的工人，以前大概有三亿多人，现在是两亿，这个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些员工就转去做送餐、送货之类的工作。”大学生这一层，中国大城市原来有比较发达的服务业——外国人多的时候，酒吧、酒店、旅行团都能吸纳人，还有辅导行业；辅导先受到政府打压，接着又被AI替代掉一部分老师。政府现在想到的办法是把旅游做起来，对欧洲、拉美等地免签，但他说效果还比较有限。
大学生失业率看起来降了一点，他也不认为那是需求变好：很多人拼命去读硕士、读博士，把就业问题往后延，家里条件允许的就送去香港；另有些企业可能是被政府要求，要聘请一定数量的应届毕业生。
一个国家一边为就业发愁，一边执着地追求自动化和机器人，袁莉问这构不构成矛盾。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当然有矛盾，但是中国政府一直都不管。”
追问之下，他给出的两个解释都不是关于恶意，而是关于误判。第一，自动化发生得确实快，五六年间很多制造业完成替代，可能超出政府预期。第二，网购也长得快，所以他们可能认为那些工人去送东西就可以了。但他不接受这个等价：两种工作的稳定性完全是两码事。工厂的环境有时不好，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包吃包住，好一点的有社保；去送餐、送货，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从流水线到电动车后座，收入未必立刻归零，风险却从企业转到了个人身上。同样的转移，在金融体系里做得更彻底。
银行里那个“赤裸裸”的游戏
房地产他说得最直接：没到底。他在对冲基金工作时就看过这个市场，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现在更坏——房源还是远远超过对新房的需求，而且是大量超过。房子盖起来就在那里，没有人买就一直是房源；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空置房，人口又在下降，怎么消化。
他看到的一个数字是，2025年房地产投资总量还有七、八万亿人民币，那是十月的数据，算上十二月大概八万亿。“其实这个数字应该是零，如果你有好几年零投资的话，那就可以把那些房源消化掉，但现在没有，还是在投。”
那么在那么多房地产商爆雷、连最大的开发商都险些出事的时候，是谁还在往里投几万亿？他说主要应该是国企，随后描述了一种做法：地方政府手上有一块土地，实际上永远不会有人来买，价值等于零，但地方政府不愿意承认它是零，于是设立一家融资平台，让平台去银行借钱买下自己的土地；买完之后就可以对银行说，这块地有人买、值一个亿，据此发放贷款。
袁莉的反应是三个字：“这是骗人。”
他不接受这个词，替换的说法更冷：
> 它不是骗人，银行也知道这个游戏，但银行也无所谓。钱也不是自己的钱，都是国家的，一直都在玩这个游戏，但是现在这个游戏就是赤裸裸地去银行圈钱。以前房地产确实有一定的销售量，所以不是完全是个圈钱的金字塔。但现在完全就是去银行圈钱，如果这个党完全控制金融体系，这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哪一天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弱化，那问题就会完全出来了。
条件就在这段话的最后一句里。也正是在这里，他抬高了对控制强度的估计：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共这样控制经济与金融，这在他看来前所未有。漏洞不是没有，一部分资金可以转去香港、新加坡，但量还比较有限。他也注意到，每次开会都要重申守住金融体系稳定的底线——这句话反复出现，是因为高层知道它非常重要。
控制的成本落在存款人身上。袁莉问他为什么把低利息称作对老百姓的税收，他给出的是一道机会成本的算式：
> 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完全放开的，比如说现在美国的利息比较高，3%、4%，那中国的老百姓很可能愿意把一部分的钱——不是因为恐慌——它只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资产分配。他们会把一部分钱转移到美国，因为美国的利息比较高。但是中国现在不允许这样做。每年只有五万美元。这就是机会成本。你原来有机会把钱放在美国，放在其他地方，有比较高的回报，现在它不让你，那等于是税收。
真正让他警惕的不是账面，而是纪律。他说现在整个官僚体系都相信中央有人掌权、权力很大，所以没人敢脱离这条路线；哪一天大家觉得中央已经比较弱、惩罚不了自己，可以为自己捞一笔，那才可怕。
出口赢了，利润去了哪里
如果没有出口，他说2025年当然就很惨了。他把这一轮依赖的起点放在疫情：全世界缺医药用品，中国自身制造业恢复得又快，进出口规模大幅上升；“中国制造2025”前五年看不出太多效果，2020年之后逐渐显现，汽车行业的爆发是2022年以后的事，出口冲得非常快。而在2015到2019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其实是在改善的——那几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在下降，国内服务业相对发达，房地产也还行。
他把新的局面称作国际收支的“恶化”，随即修正了这个词的观感：贸易顺差非常大，中国的领导层其实很开心。和十年前不同的是主角。那时主要靠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再销往国外，现在是中国自己的品牌，比亚迪、华为，而华为在发展中国家卖得不错。按他的判断，“中国制造2025”基本上是比较成功的，代价是国际收支非常不平衡，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太高。
袁莉引述高盛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出口的增长除了算术意义，并没有真正拉升全球增长。他同意，并把问题指向发展中国家：以前美国企业因为本土成本太高，去发展中国家投资，那里就有就业和增长；现在中国把整个产业链都包起来，大量工业品出口到非洲和拉美，把当地一些制造业挤掉，那些国家未来的增长来源是什么。
他不认为这个趋势会被劳动力成本自然纠正。按常理，工资上升会推动制造业外移，但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自动化，劳动力价格对成本影响不大，电力投资又完善、电价便宜；所以从成本看，他估计中国制造业未来十年竞争力都会比较强，越南和泰国还能好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困难。美国那边有关税保护，直接冲击不会太大，但他说保护本身会让竞争力下降，连原本较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可能受影响。
最反直觉的一段在这里。顺差那么大，中国的企业老板本该赚大钱，他说他们的利润其实也比较少——这是大规模产业政策的结果，基本上没有人受益，包括国内的企业家。袁莉说她碰到的企业家都讲现在挣钱太难，都在想出海。他认为出海是好事，政府应该允许，但最近出海的量比较大，于是发改委或是别的哪个部门又说要停；是哪一个，他自己也没有把握。原因他讲得直白：怕产业链转移出去太厉害，中国自己就控制不了这条产业链。“但是这样就没有人受益。国内的企业家也没有收益，他只是党可以控制东西。”
2026年他不预期变化。还是房地产、国内消费和出口这三架马车，不会严重恶化，也不会改善，基本跟上一年差不多：国内需求会弱一些，因为“两新”的效果下降；进出口应该还会比较好；中央宣布的投资力度稍大一点，但不是大量投进去。袁莉问这是不是温水煮青蛙、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他说应该是比较长时间，因为中央财政保的东西越来越多，基本运转可以保住。
她提到有企业运营几十年、去年第一次亏损，几万人的厂在考虑关门。他不认为这会带来质变：那些员工已经被机器人替代，反内卷本来就是要让一批企业倒闭，龙头企业会接手较小的倒闭者，失业的给一点低保，对GDP的影响不会太大。“中央他不会允许有这种大的变化，他们也不会一下子让几万家企业倒闭，他会让你慢慢的死掉。”
冻结的K型，和它的两端
面对普通人的问题，他给的框架是K型经济，并说中国现在和美国一样。孩子学理工的容易做得比较好，虽然ChatGPT已经替代掉一些工作；他去清华时听到的是电机工程最吃香。理由不复杂：中国的工业体系非常庞大，军工、汽车、设备都要人，按他的说法，因为要取代全世界所有的工业制造，对工程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所以老百姓也知道，拼命把子女送进这些专业。
K的另一条腿在下面。袁莉说她那一代人穷过，但一代人的时间里生活有过很大改善，现在上升通道变得非常窄。他同意。大城市里仍然有日子过得比较好的人，今年炒高科技股票的赚了一笔，子女去高档学校学电机的前景非常好；但那只是人口里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是农民工，是送餐、送货的人，前景当然非常不好。
袁莉补了一条她听说的迹象：补习学校的生意又变差了，一是家长觉得再怎么补也补不过AI，二是手里确实没钱，把孩子的课砍掉；钢琴销量前几年就开始跌。他给的原因更简单：收入没有十年前那么好，另外小孩子的人数也在下降。
回到十月那家海淀的小馆子。规定管不住邻桌的一支烟，因为老板需要这几个客人；而在他看来最要紧的那套控制，也就是对钱和银行的控制，恰恰是前所未有地严密。当袁莉说这样的图景想起来有点可怕，他并不同意：消费者会受益，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可在同一场对话里，他说的还有另一句：“现在几乎没有从农村直接到清华读书的学生了。这当然是一个筛选过程。所以这个很难说原因是为什么。所以那个K型就冻结了。”两句话都是他说的，中间并没有矛盾，它们只是分别属于这台机器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