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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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之后，赵先生的收入基本上就没有了。他在北京做贷款中介，客户是买房和做生意的人；房价开始下行，愿意借钱的人跟着变少。他还是每天去那个共享办公空间——一个工位，一个月一千元，里面坐着很多人，还有会议室——到了以后没有事情做，“刷短视频，业余爱好炒炒股，没有别的事情”。
三十八岁的他算过两条退路：像不少同乡那样去送外卖，或者回山西老家重新下井当矿工。井下现在一个月八千元左右，比他手上的收入高。两条他都没有走。到今年，他连那一千元的工位费也停掉了。
这段自述来自不明白播客的一次听众征集。主持人袁莉请对阶级固化感到焦虑的人写信讲自己的故事，从来信里选了五个人，分两期播出。和赵先生同一期的另一位分享者姓刘，快五十岁，东北人，工程建设方面的技术人员，1990年代初进入国企，在后来的下岗潮里离开，此后一直在工地上打工。两个人的路几乎没有交点，却在同一年停在了近似的位置上：往上够不到，往回不肯也不能。这场对话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他们各自属于哪一层，而是当学历和技能都不在手上时，一个人还能拿什么来解释自己的处境。
绝不把人生放在井下
赵先生的老家是山西南部一个城市下面的农村，父母务农。父亲在世时挖的是小煤窑，也就是他说的「黑煤窑」——纯人工爬进去挖煤，很不安全，一直做到去世。据他回忆，父亲2010年去世；也是在那之后，老家的黑煤矿基本被取缔，剩下的由政府收购，规模慢慢提高，变成国有。
他自己十八岁离开学校。他上的是三加二的职业技校，学校在山西中部，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经常渗进来，第三年他因为打架斗殴被开除，回了老家。没有学历，也没有像样的就业环境，父亲把他安排到煤窑上看瓦斯监控系统——那是当时政府要求矿上必须有的设备，在地面，不用下井。他记得那年自己二十四岁，月薪六百元。这个数字他心里有个参照：2007年北京一个服务员的工资已经是八百元左右。
这份活他做了将近一年。据他描述，父亲去世之前，有亲戚在国企煤矿——好一点的地方煤矿——父亲便让这位亲戚把他介绍过去，不再是黑煤矿、小煤窑，而是比较正规的国企煤矿。两份煤矿的活都是父亲替他安排的。他第一次真正下井，一干三年。
井下的班从入井那一刻算起，到出井为止，至少八小时。为了防止瓦斯聚积，矿上要用大量风机抽风送风，冬天穿棉衣也挡不住那股冷，出井时的寒意渗到骨头里；开采会遇到地下水，必须抽干才能避免大的透水事故，所以巷道始终潮湿。照明只有头上的矿灯。
在完全漆黑的情况下，你看到的只有一束光。
他二十来岁。据他描述，煤矿里工作的八成以上都是中老年男人，学历都比较低，整个环境里没有年轻人，井下面对的人基本都是小学文化。三年之后他决定离开，理由不是收入，而是他不能接受把余下的人生放在这个地方：“二十来岁的我把人生规划放在这种煤矿的工作环境，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一定不能做，做什么也不能做这个。”他也提到另一层顾虑：井下事故当时并不少见，生命可能受到严重侵害。
离开时他没有具体计划。2013年，他带着一点生活费到了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报了中戏的一个暑期表演培训班。
体面值多少钱
他说自己从小热爱表演，看电视、看电影都特别入神，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培训班两个月，出来后跑了半年龙套，做的是群众演员，跟真正的表演工作没有什么关联。袁莉问他是不是受同乡贾樟柯的影响，他说影响更大的是王宝强，两个人的身份可能更相似。半年过去，他不做了，理由很直接：解决不了温饱。
一个在北京做房产经纪人的老乡给了他建议，说做这个最起码能在北京混口饭吃。2014年到2017年，他做了三年房产中介，平均一个月五千元。这个数字和他在煤矿下井时完全一样，但在他看来，同样的五千元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五千块钱相对来说非常体面，能接触阳光，能正常工作和生活。”
这句话里藏着他衡量工作的真正尺度。他比较的不是收入高低——两份工作的收入相同——而是能不能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他后来的每一次选择，包括拒绝回煤矿，都可以从这把尺子上读出来。
那几年他相信这个行业能持续下去。他记得房价一直在涨，购买力在提高，交易量越来越大，他所在的北京区域一套房子每周涨五十万元。2017年3月，政府出台了一轮很严厉的限购。具体条款他说自己已经记不清，只记得刚离婚的人不能马上买房、社保不满连续五年也不能买。他判断这是一场政策性的寒冬，不打算等，转行做了贷款中介。
贷款是他到目前为止收入最好的职业，结婚、买车、存款都来自这几年。最多的一个月他挣到十万元，那是2020年，疫情第一年；平常一个月两三万。2022年起，他租下那个共享工位自己接单。2024年之后，方向反了过来：房价下行，买房的人少，营商环境也不好，没有人再借钱做生意。在他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不是数字，而是大家的悲观情绪。
收入归零之后的那张工位
2024年5月往后，他的收入就非常少了。他形容那种状态：“没有收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其实也挺慌的，无力感也很大。”慌之后是一份自我盘点：初中毕业，职业技校没有读完，没有学历，没有技能，也没受过职业化的培训，所以不知道该去找什么工作；能找的只有中介一类，而他不想再做中介。
袁莉问他，是不是已经超越了父母的阶层——他没有像父亲那样在农村挖煤，在北京安顿了下来，也攒过钱。他不同意。他说自己是1987年生人，同龄人里大多数比他好：农村出身，没有高学历，也没有踏进互联网那一波。袁莉把他此前对她说过的话概括成一句“好的够不着，低的沉不下去”，他顺着这句话解释了两头。
往上的一头是：“我没有职业技能，没有学历，生活环境也没达到，也没有积蓄。”往下的一头是，煤矿仍然给得起稳定收入，他却回不去了：“我又沉不下去，回不到原来那种踏踏实实的生活。”他给这个位置找的说法是被边缘化、跳不出来。
他和妻子没有孩子，也不打算要。妻子做设计，原来挣得多一些，现在月收入四五千元，两个人都是断崖式下降。他投过销售类的简历，石沉大海；眼下能想到的是做点小买卖，比如小餐饮，但那需要投资。他们住在北京周边，也就是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去睡觉的「睡城」，他提到燕郊。真待不住就只能回山西，而老家的就业前景更差。
袁莉问到父母在教育和职业上给过他什么资源或指导。他说父母对他没有什么期望：从小没有人鼓励他学习，也没有人教他学习方法；成年以后，父亲让他跟着去自己的小煤窑挣几百块工资，没有给他一个更好的前景。他长时间没有收入这件事，母亲是从他妻子那里听说的，他自己没有主动讲；母亲也没有说什么，没有特别关心。
袁莉问他，如果有孩子会期待什么。他先说的不是学历：“我会首先想让他生长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不想从小被灌输成为红色的歌唱者。”他希望孩子学习没有压力，能像自己一样喜欢体育，玩得愉快。至于阶层，他相信只要环境足够好，孩子会超过他。
这个愿望的另一面，是他此刻的状态。“我现在有点政治抑郁，在这种环境里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快乐。”被问到有没有想过更坏的可能，他先说的是政治上的恐慌，接着说到战争：“战争发生的时候，没有人是幸运儿，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一个失去收入的人，担心的已经不只是收入。
赵先生这一代人的下行，发生在一个曾经许诺过上升的行业里。同一期节目的后半段，另一个人讲的是更早、也更集体的一次断裂。
铁饭碗碎掉之后
刘先生的自述从一封信开始，袁莉在节目里念了其中几段。信里有这样一句：
此时我正在一个室温三十四度的出租屋内，在风扇吹出的温热的风里给您打这封来信。
他高中毕业，1990年代初进入东北一家大型国企，做工程施工人员。他说在那个年代，哪怕是国企里的一个普通工人，社会地位也还可以，那是有铁饭碗的位置。他对未来的预期并不高：“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想在大型国企稳定的生活一生到退休，没有什么高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干了将近十年，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不断下滑，加上当时的政策要求一些国有企业破产。他记得那几年东北几乎所有大型国企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人员要分流，待遇要下降。他离开不是主动的选择。婚后他向朋友借钱买了房，答应几年以后还，工资却越来越还不上；孩子出生时又赶上毒奶粉事件，奶粉价格在很短时间里涨得很高。他借用作家方方的话来形容这种处境：“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他特意说明，那种感受不是焦虑，是无奈。当他确认自己无论如何都还不上那笔钱，心里反而安静下来：“事情在你能力范围以外的时候，心好像突然就平静下来了，你知道无论怎么你都做不到，是这种感受。”
此后二十多年，他从一个工地走到另一个工地。工程建设涵盖面大，施工可以做，监理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都做过，但技能只有这一门，选择的余地并不大。他做的是工业的工程建设，不是民用的；照他的说法，现在建工厂也比疫情之前少了很多。疫情期间项目停摆，公司不可能继续养着人，他回老家躺平一年，陪家人、照顾老人，也把积蓄耗尽。再出来打工，如今被欠薪已经快五个月。
年龄是另一道门。他说三十五岁以后就不好找工作，何况身边很多朋友快五十岁；在工程建设这一行，年龄尤其是个影响因素。雇主不会当面说什么——“因为就没有机会，没有人会问你，当你的简历有年龄这一项的时候，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找工作只能靠朋友介绍。他也说，工地上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在场的基本和他年纪相仿，四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
代价落在家里。袁莉念了他信中的另一句：孩子成长最关键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如今青春期的孩子“对我厌恶到了假期也不想让我回家的地步”。他在信里劝孩子学好外语，理由是“要做牛马，还不如去国外做，最起码还有点尊严”。
被问到是不是真的希望孩子出国，他把话收回了一半：“也不一定去国外，我希望将来他工作的时候，能受到别人的尊重，最起码能被平等地对待。”他解释说，在他这一行，工地上的工人有时候很无奈；他想要的不是孩子走多远，而是孩子被当成人看待。
他不接受阶级这个说法
袁莉说他此前提到过自己不太接受阶级这个说法，问他为什么。他的理由不是不同意这件事存在：“一说阶级这个词，就给人一种对立的感觉，就好像泾渭分明，你是你，我是我，所以我不太喜欢这种政治化很强的词语。”换成阶层，他可以接受，因为政治性没有那么强。
他承认社会是分层的，也给出了自己的划分标准：收入、有没有社会保障、个人能力、工作环境。这四项在他那里很具体。他举了工地上的焊工：一个好焊工一天工资四百甚至六百元，一个月算下来不低，但这类焊工大多没有社保，要自己去交，工作环境也不能和坐办公室比。
他用一个比方说明流动为什么难。假设时薪八十元，但没有社保、工作环境恶劣，想在时薪不变的前提下换一份有社会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除非提高个人能力，否则就不可能”。他特意说明，时薪八十只是打比方，那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准，他自己按月结算，一个月八千到一万元。而底层的人恰恰缺少提高能力的条件：“因为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提高自己个人的能力。”
袁莉转述了他此前的说法：在工程现场，几乎所有工人闲暇时间不是刷手机就是和家里人视频，大家太累了，没有太多时间再去学点什么。他说基本上是这样，自己偶尔和年轻人聊天时也劝他们学一门手艺、学一门技术，但很多年轻人只是听，不会去做，因为不会想那么远。
袁莉提到，最近有一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学生蒋雨融引起争议，她强调自己能走到今天主要靠个人努力，与家庭背景没有关系。刘先生的回答很克制：“这是因为她个人的生活环境给她造成的一种认知。但是以我个人的生活环境来讲，我觉得对于普通人家庭不太容易做到。”
袁莉又举了「烟二代」「烟三代」和银行等系统里子女进入同一系统的例子，问他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他先承认会，接着给这份承认加了一道限制：“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公平，但是它是真正的不公平吗？这个我不敢确认。”他的理由是，每个人都受限于自己的环境和认知，所以判断对错才需要一个法官，而不是让所有人来判断。
他记得大约2007年有过一条新闻：一个电表抄表工月薪八千元。当时很多人讨论，因为这个数字和普通人的平均工资差得太远。在他看来，这样的差距至今没有改变的迹象，反而更强了：“以前可能还有机会，现在这种机会越来越少。”袁莉说，这就是阶层固化。他没有否认，只是换了一个落点：“我承认它是固化，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种无奈。”
问到养老和以后的日子，他说会想，但不细想，好像会自己屏蔽掉：“我可能是麻木了，看的太多了，就有一种无力感。”心里的兜底是大不了去送外卖，可他说，其实是想不出来什么结果。他给自己留的余地是：想了会生气、会不满、会焦虑，还不如不想，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看电影，偶尔看书，上网听人讲话。他在信里写过一句更长的话：这半生几句话就说完了，“在别人的眼里碌碌无为，但自己的心里何尝没经历过波澜壮阔”。他解释说，所谓波澜壮阔并不是没有实现的抱负，而是下岗那一刻，一个本来只想安于现状的人突然要面对变化。
两个人的谈话隔着一代人的距离，却落在同一个词上：无力感。刘先生写那封信的时候，欠薪快五个月了；他不往下推演，只是继续向朋友打听哪里有工程项目。赵先生退掉工位，也不表示他决定了什么——贷款这一行他说不再期待，别的行业进不去，回煤矿的路则是他自己堵上的：“我特别抵触重新走到那种黑暗的、潮湿的、阴冷的环境。”两个人都还在动，只是都说不出哪个方向是往上的。